《大学》“三纲”的现实意义[1]
苏艳丽
（深圳职业技术大学）
摘要：《大学》“三纲”精到概括了儒家的基本精神。“明明德”通过激扬内心固有美德，引导人们塑造自我、完善自我，从而实现对生命的自主把握。“止于至善”以愿景照亮人的精神旅途，展现了儒家的生命境界和终极关怀。“亲民”是“明明德”的外显和成果，体现了人本思想和温厚品格，是共存相与的生命智慧。千百年来，《大学》“三纲”为一代代士人君子定下了理想人格基调。直到今天，它依然是我们把握身心命运、推动社会进步的一把钥匙。我们仍需珍视民族文化血脉，对传统经典进行再认识，借助先贤的智慧，把握好时代的变与不变。
关键词：《大学》“三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
作者：苏艳丽，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副教授。
《大学》原是《小戴礼记》第四十二篇，相传为曾子所作，也有学者认为是秦汉时期作品。这篇算上今日标点仅两千字的文章经唐代韩愈、李翱竭力推崇，北宋程颢、程颐彰明提倡，又经南宋朱熹深入阐发，粲然流传，最终和《中庸》《论语》《孟子》并称“四书”，列为科举必读书，对中国文化教育走向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特别是《大学》开篇提出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三纲”（或称“三纲领”），精到概括了儒家的根本精神，对中华民族的集体人格起到了奠基作用。
一 先贤对《大学》“三纲”的阐释
唐代之前《大学》无单行本，并未引起特别关注。在儒家思想史上，标举《大学》的特殊地位始于唐代韩愈、李翱。为对抗佛老二家影响，两人把《大学》《中庸》视作与《论语》《孟子》同等重要的经典。北宋程颢、程颐秉承韩、李之意，把《大学》上升到“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的高度。《宋史·道学传》称，二程“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至初学入德之门，融会贯通，无复余蕴”[2]。南宋朱熹“拈出”“四书”于漳州刊刻，不仅将《大学》列入其中，而且称 “《大学》是为学纲目”“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3]。他甚至说：“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4]可见朱熹对《大学》的推重。他还表示：“某于《大学》用工甚多。温公作《通鉴》，言：‘臣平生精力，尽在此书。’某于《大学》亦然。”又曰：“我平生精力，尽在此书，先须通此，方可读书。”[5]朱熹在《大学章句》中还进一步指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此三者，《大学》之纲领也”[6]。《大学》“三纲”或“三纲领”之说由此而来。
“三纲”是理解《大学》、理解儒家思想的钥匙。理学、心学两派的阐发有同有异，朱熹和王阳明分别是两派的集大成者，他们对《大学》“三纲”的解读最具代表性。
（一）朱熹对《大学》“三纲”的解读
朱熹在《大学章句》言明：“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是君子“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7]。在回答何为“明明德”时，朱熹说：“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8]朱熹认为，德性与“理”一样，都是自天命下贯而来，这种所得乎天的德性，是空明纯粹的。保有来自上天的光明美好品德，就能贯通众理、应临万事。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先天的德性受到禀气和私欲影响，时常不能展其本貌。因此，要去除后天的遮蔽习染，使其恢复到最初美好状态。他还指出：“明明德者，所以自新也；新民者，所以使人各明其德也。”[9]即“明明德”是自明己德，“新民”则是推而扩之，一则内圣，一则外王。“明德为本，新民为末。知止为始，能得为终。”显然，在重要性和次第上，朱熹更加推重“明明德”。
“三纲”中第二条是“亲民”还是“新民”，实属公案。郑玄作注时，未加解释。一般来说，如未解释，就是当作本字，读作“亲”。孔颖达疏：“‘在亲民’者，言大学之道，在于亲爱于民，是其二也。”[10]他把“亲”解释为“亲爱”，显然是当作本字理解。北宋程颐认为应该读作“新”，朱熹从程说，他的解读是：“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11]即化民成俗，使百姓明德日新。
在解读“止于至善”时，朱熹说：“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新民，皆当止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12]他认为“止”是无须迁移、变化的终极目标，“至善”则是穷尽天理，除尽人欲，达到应然状态。
（二）王阳明对《大学》“三纲”的解读
对《大学》及其“三纲”的解读，朱熹以理学的角度，王阳明则以心学的角度，可谓同中有异。
人为什么要为善去恶？为什么要致良知？王阳明道：“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 他认为，明德是心之本体，“明明德”就是要去私欲，致良知，恢复天、地、人、物、我一体之仁。他说：“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以至于山川鬼神鸟兽草木也，莫不实有以亲之，以达吾一体之仁，然后吾之明德始无不明，而真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矣。”[13]“明明德”最终可达什么境界？王阳明说：“圣人之心如明镜。只是一个明，则随感而应，无物不照。”[14]至于如何做到“明明德”，他说：“《尧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15]王阳明还提出：“‘明明德’之功，只是个诚意，诚意之功只是个格物。”先格外在之物，复又诚自我之意，由知其善恶、明其当然再到诚己诚身致良知，则我心昭然光明，“明明德”之功可成。他还强调，“要在心体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须反在自心上体当，即可通”[16]，意思是本体昭然，其德必明。
对于“亲民”的解读，如果说朱熹意在“新他”，强调对社会的责任和教化，王阳明则意在“自新”，追求的是明德修身自然而然的亲民之效果。《传习录》一开篇，徐爱就针对是“亲民”还是“新民”请教了王阳明。王阳明一方面驳斥朱熹偏离“亲民”本意，一方面给出自己的依据。他认为《大学》内文“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等语，“皆是‘亲’字意”。他还认为“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17]。在王阳明看来，如保赤子，则心体昭然，“明明德”可成；明德所发，风行草偃，则于人必亲。他还将亲民分为三步走：先是“以亲九族”，继之“平章百姓”，进而“协和万邦”。这一方面契合了《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涵，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其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的思想。
再看“止于至善”。朱熹主张用头脑去认识天理，然后一步步趋近不迁之至善；王阳明则认为，“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义外也。至善是心之本体。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处便是”[18]。王阳明认为“明明德”是明体，“亲民”是达用，“至善者，明德、亲民之极则也”[19]，“致其本体之知，而动无不善”，“有以复其本体，是谓止至善”[20]。可见，“止于至善”就是恢复本体、致良知，并把这一工夫发挥到极致。
综上，朱、王二人对于《大学》“三纲”的理解带有各自鲜明的学派特点。朱熹以理学的角度，认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主张用头脑认识天理，在格物上发力，认清规律之常道，渐近至善之境；王阳明认为“心即是理”，侧重在心体上用功，天理昭明灵觉处即是良知，强调的是致良知的内驱力。他们一个是把目光投入大千世界，一个是把目光专注于内在心灵。但是二人亦有颇多趋同之处。无论是朱熹还是王阳明，对《大学》“三纲”的解读都是基于《中庸》“天命之谓性”这一哲学观点，都认同“止于至善”是恢复天赋本性，朱熹的“以复其初”、王阳明的“有以复其本体”，都是追求人心与天理的合一。因此，他们也都十分强调“明明德”的重要性。尽管对“新民”“亲民”各执一说，尽管追求至善的路径各有不同，但二人培养弟子都是以《大学》为教材，都高度推重《大学》及其“三纲”对于修身治人的思想基石作用。那么问题来了：任何思想都是时代的产物。当时光走进21世纪，随着时代命题的转换和历史间距的加大，《大学》及其“三纲”能否超越时空，为人们过好当下提供思想价值？下面重点探讨《大学》“三纲”对个人修养和当今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
二 《大学》“三纲”对个人修养的指导意义
人追求生命的意义，拥有自由的思想意志。恰恰因为如此，带来了心灵安顿之难题。人为什么而活？要活成什么样的人？生命的终极追求是什么？怎样才能成为理想中的自我？对于这些永恒的人生问题，《大学》及其“三纲”给出的根本精神、价值观念和哲学智慧，对于现代人而言依然具有指导意义。
（一）“止于至善”——人生的方向和内驱力
先说“止于至善”，因为它是《大学》“三纲”的灯塔。“止于至善”直指人生终极目标。《大学》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21]也就是说，人要有目标，要有理想，要知其所当止，要是其所应是。这是心灵归止、价值追求的根本性问题。尽管时代不同，但一个人如果没有精神方向，必会陷入虚无或欲望的泥淖。朱熹所说“不迁”之妙境虽未必至，但要心向往之。我们仍然要以愿景为动力，奋力追求极致的善、圆满的善，才能超越肉身的局限。
“止于至善”是心怀愿景、志存高远，这些貌似很虚的东西，究竟能带来什么？能帮助人做人生的加减法。做加法，是注入目标和方向，从此不再随波逐流、放任散漫。《格言联璧》有云：“志之所趋，无远勿届，穷山距海不能限也；志之所向，无坚不入，锐兵精甲不能御也。”[22]愿景所产生的力量，会使人超拔于现实，告别昧心瞑行的状态，对生命做出严肃认真的选择；也会使人无惧困厄，坚定前行的脚步。甚至可以说，一个人、一个团队，最深刻的困境不是缺资源、缺物质，而是精神委顿、没有追求。做减法，是减少虚耗和怠惰，是“知止而后有定”，是孟子所说的“收放心”，是把精气神聚焦于实现愿景的努力之中。生活充满了诱惑的岔路口，只有坚持“止于至善”，才能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能立乎其大、小不能夺。“止于至善”是奋斗目标和价值观的合金，它改变的是格局、胸襟和生命状态，使人放眼未来，不再纠结于眼前。“止于至善”未必能解决人生所有问题，但却会使人因愿景而拥有不一样的精神生命。
“止于至善”须以立志发端。“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夫子自道，让人看到了一个持续修身、渐入圆善、天人合一的过程。“止于至善”所导引的生命跋涉，须以立志为起点。没有这个“志”的形成，人就谈不上精神生命。王阳明在《寄张世文》中谈道：“学不立志，如植木无根，生意将无从发端矣。自古及今，有志而无成者则有之，未有无志而能成者。”[23]
（二）“明明德”——实现人生价值的基石
“明明德”，去除后天的蒙蔽习染，焕发人性固有之德、本然之善。它激发了人律己向善的自觉性、主体性，而不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24]的外在束缚。“明明德”包含了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理念——对人自身的肯定与尊重。人正是因为看得起自己，才会主动选择“明明德”，而不是率欲而为、自甘堕落。自我砥砺的背后，是对人生价值和社会理想的积极追求。如果比照西学马斯洛的人生需求层次理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情感和社会关系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我们会发现“明明德”可谓立乎其大，直接对应的是人生尊严和自我实现。而且，以“明明德”引路的教育，知识、能力、修养是完整统一的。可以说，《大学》一开篇就直接确立了非常高的人格起点，抓住了安身立命的关键。
“明明德”是永恒的教育主题。大学“三纲”“明明德”居首。古人重视立德，于今亦然。大学校训，集中体现了社会最具思想深度的教育理念，立德、明德、尚德、厚德成为绝对高频词。即使有些校训不直言明德，但却是“明明德”的具体展开，比如“仁义礼智信”（见表1）。由此可见，立德树人是千古不变的教育主题，是问道求学的第一要义。
当下，许多家长把教育理解为“读好书、考个好学校、有个好工作，进而收获财富、地位、声望”。这在现实层面固然有合理性，但却只看到了教育的工具价值。须知，如果没有“明明德”，教育就会沦落为欲望的工具，最终就像叔本华所说：“欲望不能满足便痛苦，满足便无聊。”因此，人作为万物之灵，要凭借理性明德修身，高瞻远瞩地成就自我。对于整个人生旅程而言，如果说“止于至善”是灯塔，是方向和愿景，“明明德”则是压舱石，其作用是固本培基、行稳致远，避免被欲望带偏，失重翻船。“明明德”绝非一蹴而就，正如《大学》内文所说，是一个日日新之、不可间断的修身之旅。这个过程中伴随着私欲的克制和习染的洗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因此，“明明德”是毕生的课题。
表1 大学校训撷粹
（三）“亲民”——人本思想和温厚品格
《大学》“三纲”中的“亲民”，以其人本思想和温厚品格，道出了儒家亲亲仁民的文化特质。这一点深深影响了中华民族的集体人格走向。
对于“亲民”的理解，本文从王阳明之说，取亲字意。“亲民”意味着对人有尊重、有善意、有感通、有关切，一言以蔽之，仁者爱人。正如王阳明所认为的，“‘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仁，是儒家文化最核心的思想、中华传统美德最重要的德目，被称为包含万善之全德。在《论语》里，“仁”字出现了108次，与恭、宽、信、敏、惠、忠、恕、刚毅、立人、达人、有勇、无怨等美好品德发生意义关联。通观仁所囊括的诸多美德，有一个共同的情感基础，那就是爱。梁漱溟阐释仁的内涵时，不止一次用了一个英文单词tenderness。[25]梁煞费苦心用英文来讲仁，就是为了让读者真正体会儒家文化、君子人格所拥有的感情特质。他认为仁是一种真挚而柔嫩的情感，是柔嫩而和乐的心。按照梁先生的解读，“亲民”意味着有爱、有诚、有包容、有温柔。这种人格特质在今天依然是值得推崇的。如果一个人心心念念只有功名利禄，纵使成功，那不可怕吗？明代思想家吕坤论人时说：“深沉厚重是第一等资质，磊落豪雄是第二等资质，聪明才辩是第三等资质。”[26]磊落豪雄和聪明才辩是格局能力过人，深沉厚重是人格诚厚峻伟。从个人修养的角度，一个人内心有爱、有责任、有使命才会深沉厚重。在功利层面，磊落豪雄和聪明才辩或许更利于胜出，但人生不仅要讲事功，也要讲感情、讲价值观，并非在所有领域都适合评优劣、论输赢。比如婚姻家庭、亲情友情领域，就需要利他精神，而不是单纯看能力大小、钱多钱少。所以怀有“亲民”之心，有柔情、有温暖，才是儒家理想人格的体现。而人格，是思想文化的最终落点。
三 《大学》“三纲”对当下社会发展的现实意义
社会发展需要思想文化的牵引。时至今日，每个文化空间都有各自的时代焦虑，如何面对传统与现代这对矛盾，成为共同关切的问题。传统儒家思想还能否使我们宁静于内、屹立于外？从社会发展层面，《大学》“三纲”的现实意义又在哪里？
（一）“止于至善”——以愿景激发使命
“止于至善”才能登高望远。同个体追求生命价值一样，社会群体也需要以“止于至善”之心激发使命和能量。一个人、一个团队、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其眼光是看十天、看十年，还是看一百年，其出发点、精神风貌和最终结果都不相同。今人读《论语》，为什么还能够感受到孔子的思想深度和人性温暖？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孔子的思考超越了时代的局限性和特殊性，他提出的仁的思想、大同社会等等，绝不仅仅指向当时，而是指向未来。时隔两千多年，今人依然可以从《论语》字里行间体会到孔子伟大而博爱的人格，他思考的是千秋万代。作为儒家经典的《大学》，传承了孔子的精神追求，以“止于至善”开阔了一代代士人君子的胸襟和格局，把人心引向了远方的理想境地。北宋张载的“横渠四句教”堪称对“止于至善”的精彩注解：“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27]这是对真理的向往、对大道的追求、对人间的大爱、对使命的担当。它体现了儒家的精神坐标、宏大愿景和现实功能，体现了儒家学者的境界修养和使命担当。这样的思想境界对我们解决当下问题仍然具有指导意义，社会发展永远需要有人仰望星空，对应然之境作出深入思考并作出切实努力。
“止于至善”才能凝聚力量。“止于至善”体现的是对未来进行积极构想的能力。它产生于社会现实，又超拔于社会现实，是群体价值观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止于至善”作为共同愿景，最能凝聚人心。它提出的长远导向，可以使不同成员把力量凝聚在核心目标之上，坚其志，勤其力，迸发出巨大的生命能量。哪怕是面对长期性、艰巨性、曲折性的考验，也会矢志不渝、上下求索。
结合当前现实，有些问题确实值得从“止于至善”的角度去反思。当下，无论是个体家庭还是团体机构，是不是有太多的“止于逐欲”？这样的眼界和格局究竟能带人走多远？例如，一个家庭的教育目标就是让孩子考个好大学，那成功之后呢？再如一个企业如果只盯着赚钱，没有凝聚人心的企业文化，会有多大的发展空间？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历史思维，没有百年眺望和千年梦想，其命运又会如何？显然，仅凭欲望的追逐不足以行稳致远。“止于至善”是一种价值理性，是一种生命境界，它是对愿景和使命的哲学思考。
（二）“明明德”——走向文明深处
“明明德”之于个人、之于社会，都具有基石意义。儒家“明明德”理念的形成，与当时的历史环境有关。周朝原系小国，却成功灭掉了“大邑商”。周人认为，“天命靡常，惟德是亲”“皇天无亲，惟德是辅”[28]，天命依德性做出选择，赋予了政权合法性。这种崇德的观念对中国政治文化、民族精神产生了深刻影响。
首先，“明明德”通过内驱力激扬人的本然之善。“明明德”不是他律，是自律，是激发人的主体性和德性自觉。一个社会固然需要法律来惩恶护航，但如果大事小情都要动用法律，社会运行的成本将不堪负荷。“明明德”倡导人们依靠内心的力量认识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自我、升华自我。这种自觉的律己向善，正如康德所主张的，使生命成为有灵性的存在、有尊严的存在。
其次，“明明德”是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的公共机制。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政治家还是哲学家，往往都十分关注德治，并就这一根本问题进行文化创设。比方董仲舒提出仁、义、礼、智、信“五常”，法国大革命时期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等，都慢慢成为通行思想观念，最终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明明德”一方面使人自身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从而实现“在更高的层次上遇见更美好的自己”；另一方面，“明明德”帮助人们从认识自我出发，进而认识人性、认识社会，从而形成良好的人我关系、群己关系。其理想境界正如王阳明所言，达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从这个意义上讲，“明明德”是社会成员共存相与的生命智慧和政治智慧。
“明明德”离不开两片土壤。从古到今，德治是多数执政者的优先选项。显然，德治是激扬自身，点燃内心固有之善；法治靠外力压服，也许能“民免而无耻”，内在的矛盾冲突却未必真正解决。施行德治，有两点特别值得关注。从内在的角度讲，“明明德”离不开人性这片土壤；从外在的角度讲，“明明德”离不开实践这片土壤。《礼记·坊记》讲：“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29]洞察复杂的人性，以合理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对群体行为加以引导，才会事半而功倍。比如，改革开放肯定了人对财富的合理欲求，其实质是人性的解放。总之，“明明德”并不是要树立道德高标，而是要立足现实，尊重人性。与此同时，“明明德”不能脱离实践。实践是“明明德”的起点，是“明明德”途径，也是“明明德”的落脚点。一个社会提倡“明明德”，其重点不在于出了多少“新观点”“新理念”，而在于文化创设要真正能接地气。比如“百善孝为先”，千百年间，这一伦理观念的确深入人心，落实到了百姓生活的日常和细节。近现代这一百多年，社会转型急剧深刻，而与新的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价值体系还在建立完善之中，我们需要的是真正能走心、能有力指导社会实践的价值共识，而不是无法落地的漂亮话。
（三）“亲民”——坚持以人为本
“亲民”是明德修身的外显和结果。亲亲而仁民，其内核是以人为本，对人的爱与尊重。“亲民”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永恒主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难题。过去，我们是物质上不满足，如今，我们是精神上不安宁。社会各阶层人士普遍缺少幸福感。心灵的难题特别需要以“亲民”思想来加以解决。试以青年一代的困惑为例：其一，经济增长放缓、内卷严重，年轻人的信心指数普遍有所下降。晚婚、不婚、少育、不育渐成风潮，人口问题空前突出。其二，阶层固化，就业机会和上升通道减少。其三，房价虽有所平抑，但仍居高位，依然不是年轻人靠拼搏奋斗可以企及的。其四，生活态度趋于紧缩内守，千军万马杀奔体制内，争相求上岸、求安稳。敢闯敢试、勇于创新的氛围回落。其五，体制内、“大厂”员工等青年精英也并不爽，而是感到焦虑、无力、工具化。这些问题不是青年人自己的问题，而是关乎社会整体的希望与未来。
针对上述社会现象，不妨从《大学》“三纲”不同角度去思考。一个社会，它的价值追求合于至善之道，才会呈现出《大学》所推崇的缉熙敬止的风貌，才会活力持久、光明通达，行有所止，和谐安定。一个社会，多一些纯乎天理的德性自觉，多一些浑金璞玉式的美好心灵，才会充满爱心、充满温暖。相反，如果众欲汹汹，人性就会被无情碾压。从当下在青年中流行的网络热词来看，比如“社畜”“割韭菜”“被领导PUA”“小透明”“躺平”“摆烂”等等，折射的问题是：人格未被尊重、价值未能体现、利益受到伤害。社会领域存在的宰制主义、功利主义、自我中心主义，与强调仁爱的中华文化、与“亲民”精神是不相符的。《大学》描绘了一个盛德至善的境界，仁人君子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效果，人与物各止其所当止，整个社会实现一体之仁。对照经典，我们到底在止于哪种境界？心灵是澄明的还是遮蔽的？时至今日，许多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单纯依靠西方资本逻辑这把钥匙，开不了中国的锁。在借鉴外来的同时，我们依然需要立足于中华文化传统，回归经典，仰贤自省，从先人的智慧中汲取养料。
四 结语
《大学》作为四书之首，开宗明义，以“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纲，准确概括了儒家基本精神。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人们普遍还存在着对各种神秘力量的崇拜，同时也非常看重门第和出身。儒家“明明德”理念的提出，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它通过激扬内心的固有美德，引领人们塑造自我、完善自我，这意味着人们对生命有了很大程度的自主把握。如果说“明明德”是内功，“止于至善”则是远方和天地万物。儒家的愿景有其强烈的现实关切，也有其天人合一的超越意识。它是人间的，又不只是人间的。“止于至善”的生命境界或许永远无法企及，但人心却并不因此而颓唐，而是日日新之，乐在其中。“明明德”的一个自然成果是“亲民”的精神品格。它充满了人性的温度，亲亲仁民，温柔敦厚，立己达人，共存相与。《大学》“三纲”不仅为一代代士人君子定下了理想人格基调，而且直到今天，它依然是我们把握身心命运、推动社会进步的一把钥匙。越是风云激荡，就越要坚持做自己。这一百多年，我们一度因列强欺凌而丧失精神自我，在屈辱磨难中走向现代化。我们努力学习西方，也一度寄望于市场和资本逻辑。但事实证明，不忘本来才能拥有未来。我们依然需要珍视民族文化血脉，对传统经典进行再认识，借助先贤的智慧，把握好变与不变，完成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
The Realistic Meanings of “Three Principles”in The Great Learning
SU Yanli
Abstract:“Three Principles” in The Great Learning summarize the essence of Confucianism in a concise manner with “illustrate illustrious virtue” as a guidance to shape and perfection of oneself by stimulating the virtues inherent in people so that one can realize the autonomous grasp of life.“Rest in the highest excellence” illuminates people's spiritual pilgrimage with a vision，demonstrating Confucian realm of life and ultimate concern.“Renovate the people” is an outgrowth of “illustrate illustrious virtue”，which embodies humanistic thinking and gentle character，and is the wisdom of coexistence and cooperation in life.For thousands of years，“Three Principles” of The Great Learning has set the ideal tone for generations of scholars and gentlemen and is still a key to our destiny and social progress today.What we have to do is to cherish our national cultural lineage，reacquaint ourselves with the traditional classics，and make use of the wisdom of the sages to grasp the changes and the unchange of the times.
Key Words:“Three Principles” in The Great Learning，illustrate illustrious virtue，renovate the people，rest in the highest excellence
[1] 基金项目：深圳职业技术大学2023年校级教育教学研究重点项目“适应性视域下职业本科思政课教学研究”。
[2] 《宋史》卷四二七《道学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709—12710页。
[3]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四，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2、249页。
[4] （宋）朱熹注，王宝华整理：《四书集注》，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4页。
[5] 《朱子语类》卷一四，第258页。
[6] 《四书集注》，第5页。
[7] 《四书集注》，第1页。
[8] 《四书集注》，第4页。
[9] 《朱子语类》卷一五，第308页。
[10]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二八《内则》，《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73 页。
[11] 《四书集注》，第4页。
[12] 《四书集注》，第4—5页。
[13] （明）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六《大学问》，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113—1114页。
[14] 杨军：《传习录阐微》，长春出版社2020年版，第131页。
[15] 《传习录阐微》，第6页。
[16] 《传习录阐微》，第168页。
[17] 《传习录阐微》，第6页。
[18] 《传习录阐微》，第19页。
[19] 《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六《大学问》，第1114页。
[20] 《王文成公全书》卷七《大学古本序》，第294页。
[21] 《四书集注》，第6页。
[22] 马天祥译注：《格言联璧》，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9页。
[23] 《王文成公全书》卷二七《寄张世文》，第1154页。
[24]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1页。
[25] 梁漱溟：《梁漱溟先生讲孔孟》，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9页。
[26] 王国轩、王秀梅译注：《呻吟语》，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12页。
[27]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64页。张载“横渠四句”有不同版本，中华书局1978年版《张载集》第320页为：“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28] 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79—80页。
[29] 王文锦：《礼记译解》，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6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