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予国学
王阳明与《大学》
杨军
（吉林大学）
摘要：王阳明心学的核心理念皆建立在对《大学》的阐释的基础之上。阳明心学四大理念，“事上磨炼”“致良知”“知行合一”“心即理”，分别基于对《大学》中的“四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思考。对《大学》“四目”内涵的重新阐释及其次序的调整，构成王阳明思想体系的基础。王阳明一生学问实不出《大学》范围。
关键词：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事上磨炼
作者：杨军，吉林大学历史研究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阳明心学的核心理念皆建立在对《大学》的阐释的基础之上，通过对《大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重新阐释，王阳明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与修身实践。从这个角度说，王阳明一生学问实不出《大学》范围。本文主要就此方面内容谈谈个人的理解，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
《传习录》：“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答顾东桥书》中说：“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有是意即有是物，无是意即无是物”。《大学问》：“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王阳明重新界定的概念有：“心”，作为“身之主宰”，指人的意识；“意”，为“心之所发”，指源自意识的思维活动，但“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则“意”也特指与具体事物相关的思维；“知”，是“意之本体”，就是思维的本来面目，或者说是未受物质干扰的纯思维；“物”，是“意之所在”，指成为人的思维对象的那一部分客观事物，而不是指所有的客观事物；“事”与“物”是同义词；“格”，即“正”，“正其不正以归于正”，即端正、纠正。根据王阳明的定义，《大学》中的“格物”的意思是，纠正成为人的思维对象的具体事物，纠正对具体事物的不正确处理，使之全部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致知”的意思是，用未受物质干扰的纯思维作为判断具体事物正确与否的标准，可见“致知”是“格物”的前提；“诚意”的意思是，真诚面对与具体事物相关的思维，才能对其正确与否做出准确判断；“正心”的意思是，端正自己的意识。
对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关系，王阳明在《大学问》中有明确的阐释：
何谓身心之形体？运用之谓也。何谓心身之灵明？主宰之谓也。何谓修身？为善而去恶之谓也。吾身自能为善而去恶乎？必其灵明主宰者欲为善而去恶，然后其形体运用者始能为善而去恶也。故欲修其身者，必在于先正其心也。然心之本体则性也，性无不善，则心之本体本无不正也。何从而用其正之之功乎？盖心之本体本无不正，自其意念发动，而后有不正。故欲正其心者，必就其意念之所发而正之，凡其一念而善也，好之真如好好色，发一念而恶也，恶之真如恶恶臭，则意无不诚，而心可正矣。然意之所发，有善有恶，不有以明其善恶之分，亦将真妄错杂，虽欲诚之，不可得而诚矣。故欲诚其意者，必在于致知焉。
需要说明的是，按王阳明的思路，修身首先是“正心”，“正心”则必“诚意”，“诚意”必须“致知”，“格物”是上述三者的具体体现，王阳明显然打破了《大学》原有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次序。
王阳明《大学古本序》：
《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诚意之功，格物而已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体也。劝而后有不善，而本体之知，未尝不知也。意者，其动也。物者，其事也。至其本体之知，而动无不善。然非即其事而格之，则亦无以致其知。故致知者，诚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实也。物格则知致意诚，而有以复其本体，是之谓止至善。[1]
此处的排序又是正心、致知、诚意、格物。终王阳明一生，对此《大学》“四目”的次序问题，始终摇摆于正心、诚意、致知、格物与正心、致知、诚意、格物之间，但其思想体系建立在对《大学》经部排序的否定的基础之上，则是没有疑问的。
朱熹《大学章句》认为：
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五字。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旧本颇有错简，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经文，别为序次如左。[2]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朱熹将《大学》原文分为经、传两部分，认为传是解释经的，所以依照经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顺序对原文进行重新排序，因《大学》原文中并没有阐释格物致知的内容，朱熹认为《大学》原文在流传的过程中有缺失，并尝试补写这部分的内容。朱熹整理后的《大学》对后世影响极大，而王阳明则否定朱熹，提倡古本《大学》。应该说，朱熹将《大学》分经、传，认为《大学》存在“错简”甚至内容缺失等看法都是没有证据的。从这个角度说，王阳明提倡古本《大学》无疑是正确的。但更为重要的是，王阳明提倡古本《大学》，并不是为复原儒家经典的旧貌，或者说在文本上实现原典，而是为了给自己对修身次第的新理解寻找理论依据。正是因为古本《大学》对“八目”的具体阐释越过格物致知，直接从诚意开始，所以王阳明才提出“《大学》之功只是诚意”的观点。应该说，这也是王阳明对《大学》的一种新的阐释。
二
《朱子语类》卷一五《大学二》：“盖天下之事，皆谓之物，而物之所在，莫不有理。”“事事都有个极至之理”，“格物者，格，尽也，须是穷尽事物之理。若是穷得三两分，便未是格物。须是穷尽得到十分，方是格物”。“致知所以求为真知。真知，是要彻骨都见得透。”朱熹将“物”理解为客观事物的全体，因此认为“格物”是“穷尽事物之理”，“致知”是“求为真知”，即获得真正的、正确的知识。将格物致知理解为探究客观事物以获得正确的知识，由此导致修身成为一种外求的过程。所以后来王阳明批判朱熹是“枝枝叶叶外头寻”。
龙场悟道之后，王阳明提出的重要心学理念之一是：“心即理也，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指人的意识，“理”指作为宇宙本源的绝对意识，因为人的意识源自绝对意识，所以说“心即理也，心外无理”。“物”和“事”为同义词，皆指成为思维对象的那一部分客观事物，既然成为意识认知对象的事物才可以称为“物”“事”，当然“心外无物，心外无事”了。既然“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则“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通过“心即理”这一哲学命题，王阳明将“格物”与人的心性修炼结合起来，真正实现《孟子》所说的“反求诸己”，其修身方式也就必然是一种内省式的修炼。
《传习录》卷一所载王阳明与弟子徐爱的一段对话说得更为清晰：
（徐）爱问：“至善只求诸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爱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间有许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先生叹曰：“此说之蔽久矣，岂一语所能悟。今姑就所问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3]
王阳明还对徐爱说过，“至善是心之本体”，“格物是止至善之功”。因为“心即理也，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修身就是“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这就是“正心”。在事父、事君、交友、治民等具体事务上去除“私欲之蔽”，就是“格物”。通过“格物”的功夫，就可以恢复心的至善的本体，“即是天理”。可见，所谓“格物是止至善之功”，意即通过“格物”实现“正心”。显然，王阳明是基于对《大学》“正心”的思考而提出“心即理”这一阳明心学的重要理念的。也可以说，王阳明提倡“心即理”是为了解释《大学》所说的“正心”问题。
龙场悟道之后，王阳明首次外出讲学，在贵阳讲“知行合一”。王阳明早期的弟子徐爱，曾专门就知行合一问题向王阳明请教，师生间的对话经徐爱整理，载于《传习录》卷一：
（徐）爱曰：“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弟者，却不能孝，却不能弟。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罢。故《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如鼻塞人虽见恶臭在前，鼻中不曾闻得，便亦不甚恶。亦只是不曾知臭。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弟。”[4]
《大学》：“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王阳明解释知行合一时所引《大学》原文，出自《大学》对“诚意”的论述，按照王阳明的论述，“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则“知”指认知，“行”指行为，所谓知行合一，就是人的认识与行为的合一。不要自己欺骗自己，真正做到认识与行为的统一，即是“诚意”。显然，王阳明是基于对《大学》“诚意”的思考而提出“知行合一”这一阳明心学的重要理念的。也可以说，王阳明提倡“知行合一”是为了解释《大学》所说的“诚意”问题。
综上，龙场悟道之后，王阳明明确提出对《大学》“诚意正心”的新理解，其之所以提倡古本《大学》，也是因为古本《大学》首先阐释的是“诚意”。
三
王阳明50岁的时候提出“致良知”，这成为其晚年重点提倡的心学理念。
按照王阳明对“诚意正心”的理解：“心之本体本无不正，自其意念发动，而后有不正。故欲正其心者，必就其意念之所发而正之，凡其一念而善也，好之真如好好色，发一念而恶也，恶之真如恶恶臭，则意无不诚，而心可正矣。”自然就会涉及判断善恶的标准问题。王阳明认为，“意念发动，而后有不正”，即“意”与事物接触才形成正与不正、善与恶的区别，因此“意”不能作为判断善恶的标准。关于《大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物、知、意、心之间的关系，王阳明认为：“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意”与“知”皆源自“心”，但“意”与“物”相联系，故有善恶之别，而“知”不是，因此，判断善恶的标准只能是“知”。王阳明借用《孟子》的“良知”概念，认为《大学》致知的“知”，就是《孟子》说的“良知”，因此，《大学》的“致知”，就是“致良知”。也是从“知”是判断善恶标准的角度，阳明“四句教”才说“知善知恶是良知”。
《大学问》：
“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谓充扩其知识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良知明觉者也。凡意念之发，吾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者。其善欤，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欤，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今欲别善恶以诚其意，惟在致其良知之所知焉尔。……然欲致其良知，亦岂影响恍惚而悬空无实之谓乎？是必实有其事矣。故致知必在于格物。[5]
王阳明将“良知”说代入其对《大学》格致诚正的理解之中。显然，王阳明晚年提出的心学理念“致良知”，是基于对《大学》“致知”的思考。也可以说，王阳明晚年提倡“致良知”是为了解释《大学》所说的“致知”，由此使其对《大学》修身方式的理解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
王阳明晚年提出“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此即非常有名的阳明“四句教”。《传习录》卷三记载，王阳明在向钱德洪、王畿阐释“四句教”的内涵时说：
我这里接人原有此二种。利根之人直从本源上悟入。人心本体原是明莹无滞的，原是个未发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体，即是功夫，人己内外，一齐俱透了。其次不免有习心在，本体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实落为善去恶。功夫熟后，渣滓去得尽时，本体亦明尽了。[6]
《大学问》：“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正可与“在意念上实落为善去恶”相参证。王阳明曾说过：“人须在事上磨炼，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静，遇事便乱，终无长进。”对此，《传习录》卷三有典型事例：
有一属官，因久听讲先生之学，曰：“此学甚好。只是簿书讼狱繁难，不得为学。”先生闻之，曰：“我何尝教尔离了簿书讼狱，悬空去讲学？尔既有官司之事，便从官司的事上为学，才是真格物。如问一词讼，不可因其应对无状，起个怒心；不可因他言语圆转，生个喜心；不可恶其嘱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请求，屈意从之；不可因自己事务烦冗，随意苟且断之；不可因旁人谮毁罗织，随人意思处之。这许多意思皆私，只尔自知，须精细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杜人是非，这便是格物致知。簿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着空。”[7]
这就是王阳明提倡的格物功夫，“事上磨炼”。可见王阳明提倡修身要“事上磨炼”是针对《大学》中的“格物”。传统上认为阳明心学有三大理念，“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由此看来，将“事上磨炼”作为阳明心学第四大理念才是完整的。
阳明心学四大理念，“事上磨炼”“致良知”“知行合一”“心即理”，分别基于对《大学》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思考。若按王阳明对《大学》“四目”的排序，阳明心学四大理念依次为：“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事上磨炼”。阳明“四句教”，第一句对应“心即理”，第二句对应“知行合一”，第三句对应“致良知”，第四句对应“事上磨炼”，正是对王阳明一生学问的总结。
四
阳明心学四大理念中，“心即理”“致良知”属于理论层面，“知行合一”“事上磨炼”属于实践层面。在龙场悟道之后，王阳明即提出“心即理”和“知行合一”，此后在强调“事上磨炼”的基础上，至晚年始提出“致良知”。可以说，龙场悟道之后，王阳明的思想核心是“心即理”，在实践方面强调“知行合一”；至晚年，王阳明的思想核心是“致良知”，在实践方面强调“事上磨炼”。
与此相对应，王阳明提倡的修身实践也经历过前后期的变化。据《王阳明年谱》，从龙场赴庐陵，见门人冀元亨、蒋信、刘观时等，王阳明称：“悔昔在贵阳举知行合一之教，纷纷异同，罔知所入。兹来乃与诸生静坐僧寺，使自悟性体，顾恍恍若有可即者。”王阳明此时提倡的修身方式是强调通过静坐“自悟性体”；而后期则强调在“簿书讼狱之间”，“精细省察克治”。
钱德洪、王汝中辑《王阳明年谱》中对王阳明龙场悟道的记载：“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朱熹认为，“事事都有个极至之理”，故其对《大学》格物的理解，就是对外在事物的深入研究。王阳明年轻时受时代风气影响，也是信奉朱熹的观点的，所以才会有“阳明格竹”的故事。龙场悟道代表着王阳明与朱熹这种思想的决裂，王阳明认为自己从前的看法是错误的，“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所谓“吾性自足”，王阳明并不否认“事事都有个极致之理”，但认为这个理不存在于事物本身，而是存在于人的心中。
归纳而言，王阳明早年是要用诚意正心取代格物致知，晚年是要用格物致知涵盖诚意正心，由此亦可见王阳明一生学问不出《大学》范围。
Wang Yangming and The Great Learning
YANG Jun
Abstract:The core concepts of Wang Yangming's philosophy of mind with “disciplining in doing”，“cultivating conscience”，“unity of knowing and doing”，and “mind is reason” as four major visions，which are from “Four Principles” namely investigating，knowing，sincerity and righteousness are all based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Great Learning.Wang Yangming's lifelong knowledge did not fall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 Great Learning” in which the reinterpretation and reorder of “Four Principles” constitute his ideology.
Key Words:mind is reason，unity of knowing and doing，cultivating conscience，disciplining in doing
[1] 《王文成公全书》卷七《文录四·序记说》，第293—294页。
[2]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页。
[3] 《王文成公全书》卷一《语录一·传习录上》，第2—3页。
[4] 《王文成公全书》卷一《语录一·传习录上》，第4—5页。
[5] 《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六《续编一·大学问》，第1117—1118页。
[6] 《王文成公全书》卷三《语录三·传习录下》，第145页。
[7] 《王文成公全书》卷三《语录三·传习录下》，第117—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