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缘事理论何以可能

就理论的形态而言，有思辨性理论，也有经验性理论。思辨性理论放眼于形而上，具有严密的推理、充分的论证和鲜明的观点。经验性理论着眼于形而下，具有直寻的兴象、别趣的顿悟和优游的玄解。中国古代诗论家在作诗之余所形成的缘事理论多是经验性的理论。从某一时期来看，这种理论的概念未必明确、体系也未必显明，但俯瞰整个历史的话，却也可以寻见一以贯之的观点和思想。这种星罗棋布式的妙悟与漫谈要走向现代并为我们所理解和应用，首要的工作就是回到原初经验中，找到经验背后的理论基础。

笔者认为，缘事理论在中国古代之所以可能，主要由于它有三个坚实的基础。第一，生存基础。从生存角度看，人是以一件事接一件事的方式生存的，人在事件中既创造着我们的自身，也创造着我们的文化。换句话说，人就是在做事和言事中生存的。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指出：“生存的行运是从此在伸展着的途程得以规定的。这种伸展开来的自身伸展所特有的行运我们称之为此在的历事。此在‘联系’的问题是其历事的存在论问题。”[1]中国诗学的缘事理论就是基于华夏民族历事生存的实际而产生的。第二，历史基础。从发展角度看，中国诗学的缘事理论滥觞于“结绳纪事”的历史意识，萌发于汉代“以事解诗”的《诗》学，发展于唐代“触事兴咏”的《本事诗》，成熟于宋代“以事话诗”的诗话。第三，思想基础。从思想角度看，中国缘事诗学理论自《汉书艺文志》明确提出“缘事而发”的思想以来，杜甫的“即事名篇”、白居易的“歌诗合为事而作”、魏泰的“缘事以审情”以及叶燮的“理、事、情”思想都为中国缘事诗学理论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因此，中国诗学的缘事理论在古代不仅是现实的，也是可行的。在中国古代，“事义为骨髓”的倡导抵制了“情必极貌以写物”的齐梁诗风；“托事于物”的兴寄奠定了“真情多而巧思寡”的盛唐气象。下面我们将从哲、史、文三个维度对中国诗学缘事理论的可能性加以说明，以便为缘事理论走向现代提供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