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重新重视延安文学研究不是重新肯定“文革”前17年的研究模式，不是重新将延安文学凌驾于“五四”文学革命、20年代文学、30年代左翼文学、30年代非左翼文学、40年代国统区和沦陷区文学之上，将其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终极形态，而是应该充分注意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的进展，并在一个更高的视点上对其进行重新地感受和思考。文学艺术，归根到底是人类以及一个民族内部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集团和不同人之间实现情感、情绪交流的一种重要的文体形式。所谓交流，就是彼此有差异，有不同而互补，彼此完全相同就没有交流了。要交流，自然彼此就都要进行表达，并且要做出具有一定深度的表达。文学艺术的标准，从来不是完全统一的，从来不是只有一种倾向、一种题材、一种创作方法，甚至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也只能在与各种不同倾向、各种不同题材、各种不同创作方法的作品的关系中才能得到相对确定的感受和认识。“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只将延安文学的标准当作评价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标准，这就极大地提高了延安文学的价值和意义，也极大地降低了其他各种不同形态的文学艺术作品的价值和意义。用句时髦的话来说，就是用延安文学的价值遮蔽了其他各种不同形态的现代文学作品的价值和意义。“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具体的表现形式上就是从延安文学的单一价值标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重新将那时被遮蔽的文学作家的文学作品发露出来，并以他们自身的思想追求和艺术追求为标准感受和评价他们的文学作品的价值和意义。我们很难想象，假若没有这样一个思想解放的运动，像徐志摩、戴望舒、沈从文、新感觉派、张爱玲、七月派、九叶诗派、周作人、胡风、朱光潜等，会得到重新的认识和评价。甚至对于鲁迅，也无法在一个更高、更普遍的意义上得到重新阐释和研究。但与此同时，我们在重新感受和评价上述文学作家的文学作品的时候，也是在有意与无意地消解、淡化乃至颠覆延安文学的价值和意义的基础上进行的，从而将延安文学遮蔽起来，好像它的存在只剩下了负面的意义，而不再有任何正面的价值。这就等于将它逐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整体架构，从而在另外一个方向上破坏了中国现代文学架构的完整性。这不仅影响了对延安文学的研究，同时影响到对其他各种不同文学作品的感受和认识。

实际上，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延安文学是一种独立形态的文学，因而也有其独立的研究价值和意义。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只有延安文学才是中国现代民族战争和革命战争的文学。包括左翼文学和20世纪40年代国统区文学在内的所有其他类型的文学，都不足以称为民族战争和革命战争的文学，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没有被严密地组织进民族战争和革命战争结构的内部，成为这个结构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延安作家则是被严密地组织进了这个整体结构的，是在这个结构内部生成与发展的。我们常常感到延安文学缺少他种文艺形态具有的那种独立性和自由性，但这种比较只是平面的比较。延安文学是受到当时民族战争和革命战争现实条件束缚最严重的文艺形态，甚至当时政治的束缚也只是民族战争、革命战争现实条件束缚的一种转化形态。在一个随时都有可能被敌人的军事力量消灭的生存环境中，文学艺术的创作是不能有更广阔的思想空间和艺术空间的。换言之，作为更多地承担了近现代中华民族物质苦难和文化苦难的文艺，它无法得到更为充分、更为自由的发展几乎是必然的。这与1949年之后的情况完全不同。1949年之后文艺政策上的失误，不是由于延安文艺的失误，而是由于在现实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的条件下仍然泥守着民族战争、革命战争条件下的文艺标准。但只要我们将延安文学放在与太平天国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晚清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的比较中，我们就会看到，延安文学作为一种民族战争和革命战争的文学，还是比较充分地体现了中国近现代文化和文学的发展的。不论在其规模还是在其质量上，延安文学相对于太平天国革命战争期间的文学和晚清旧民主主义革命战争期间的文学，都有了长足的进步、长足的发展。正是因为它是一种特殊形态的文学，所以，我们必须找到接近它、感受它和认识它的特殊的角度和方式，必须对之进行认真的研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将其蕴含的特殊价值和意义充分发掘出来，以丰富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感受和认识，提高发展当代中国民族文学的自觉性和独立性。但这并不意味着重新回到“文革”前十七年的研究模式之中，重新用延安文学横扫中国现代文学。它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参与者，我们尊重的是它的参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