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笔者认为，延安文学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它跟那个时代与那个特定区域的政治文化的微妙转换密切相关。民族抗战了，知识分子应该做些什么，将往何处去？为了发挥文艺抗战的功能，作家的文学观念是否必须转变，如何转变？在新的政治文化语境下，他们到底会期待扮演一种怎样的角色。如何进行角色转换？……所有这些问题都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必须思考的。笔者在前面已经约略指出，延安文学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文学，因此，探究其意识形态化的形成应该作为新的延安文学研究的重要出发点和突破口。因为在笔者看来，只要从这出发，我们就可弄清楚延安文学的本质性构成，并且准确回答它与此前左翼文学之异同；从这出发，我们就可探讨延安文学观念形成的独特轨迹；从这出发，我们就可追问：知识分子和延安文人是以怎样的方式、在怎样的状态下被整编成为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并且最终接受工农化的命运的？在这意识形态化改造途中，是否存在着一些独特的规训机制，延安文人是否产生过一些微妙的心灵波动？在其心灵波动的深处是否隐藏着一些独特的心理机制和致命的心理缺陷？我们还可进一步追问：上述所言延安文学观念和心理层面的意识形态指向在延安文学作品的构成、叙事和修辞层面又是如何呈现出来的？而且在笔者看来，延安文学形成的复杂性在于，“鲁迅传统”也曾介入其中并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延安时期“鲁迅传统”的形成过程其实亦是新的意识形态话语对延安文学与文化观念进行不断规训的过程，也是对延安文人心态进行规训并促使其走向自我驯化的过程。那么，延安时期这个被意识形态化了的“鲁迅传统”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它具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质？它对知识分子、延安文学与文化的规训到底是如何发生的？[3]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可以把上述三个方面作为一个相互连接的整体来探讨。或许只有从这出发，我们才有可能把延安文学的形成理解为一个动态而非静态的过程，并且在这过程的追究和展示中揭示出延安文学中最为隐秘的东西，进而探讨延安文学得以意识形态化形成的内在机制。

在延安文艺的发展历程中，文艺整风后的延安文学在其政治意识形态本性上确然已经成了一种我们可以称为“毛泽东话语”的再生产场域，它的确立不仅依附这一话语，而且紧密依附于党的权力意志。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毛泽东的文艺观念很大部分直接源于瞿秋白等人，但是唯毛泽东而非瞿秋白成了一个时代的话语中心；为什么毛泽东同样的思想观念在整风前并不能引起大家的强烈关注，而只有到整风期间当他在党内掌握了绝对的权力之后才能成为一种一统化的权力话语。其实，这也是导致后期延安文学与此前左翼文学迥然不同的原因之一。延安文学不仅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文学，而且真正成为一种“党的文学”。党的文学不仅凸现为一种文学观念，而且在事实上成为一种文学样态。人们以往总是依凭《讲话》中的字面含义把后期延安文学的发展方向称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并因之把延安文学称为“工农兵文学”。倘若单从题材着眼，这种命名或许还有几分真实性，但从其意识形态本性看，则此种说法显然是不符合延安文学之本真的，因为延安文学的本质是由文艺服从政治这一根本原则决定。

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政治与文学的纠缠确乎总是剪不断理还乱的，诚如杨义先生所言：“现代文学史是与现代政治因缘很深的学科。”[4]关于政治与文学的因缘，现代文学史作为历史的一个面相，它已经静静地呈现在那里，单等着研究者去接近它、领悟它并在此之上去敞开它内在具有的种种奥秘。延安文学正是把现代中国政治与文学之因缘引向一个独异境地的文学，也自然构成了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片奇特景观。其独异性在于，当它发展到文艺整风之后，它已经在一个较为封闭的地缘文化和政治文化场域中，依凭政治强力和新的意识形态话语具有的某种现代性魅力相结合，把“左联”时期较为抽象、空泛并寄寓了各种知识分子自由想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实实在在推进到了与党的意志紧密结合的政党政治。而这，正也构成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本质之一，也自然构成了始终依附于毛泽东话语而得以发展的后期延安文学的本质之一，形成了一种新的现代性文学观念。吴立昌先生认为，“五四”后30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30年，“中国文学在政治的强力干预下，自由度越来越小，最后几乎等于零”，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也因之日渐呈现为一个死结，怎样才能解开这个结，“关键不在文学，而在政治。如果政治家还要迷恋‘武器的批判’可以代替‘批判的武器’，那么文学必将可悲地走入死胡同”[5]。确为不刊之论。按笔者的理解，其间所言“政治”乃正是自延安文学发展至文艺整风后曾遭遇过的政党政治。所以，讨论延安文学的意识形态化形成尽管难免要讨论具有普泛意味的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但重要的是要把“政治”推进到政党政治的核心层面来予以讨论，因为只有这样的“政治”才切切实实构成了后期延安文学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和影响力，并使延安文学在整风之后终于呈现了与此前左翼文学迥然不同的文学形态。

说延安文学为“党的文学”其实并非本文的发明。胡乔木曾在检讨“党的文学”这一概念时指出，“社会主义事业，它是人民的事业……不能因为它要有党的领导，就把它说成属于党的。文学艺术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党需要对这种社会文化现象的发展方向进行正确的领导，但是，文学艺术方面的许多事情，不是在党的直接指挥下，经过党的组织就能够完成的，而是要通过国家和社会的有关组织、党和党外群众的合作才能进行的。而且，有许多与文学艺术发展方向关系不大的事情，党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干预。因此，不能把文学艺术这种广泛的社会文化现象纳入党所独占的范围，把它说成是党的附属物，是党的‘齿轮和螺丝钉’。”他又谆谆告诫道，“党的文学这种说法的含义是不清楚的。把文学这种社会生活现象完全纳入党的范围是不合适的”[6]。胡乔木是站在“党的文学”从延安时期的形成、发展再到转换为“国家的文学”后带来的沉痛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说出这番话的。众所周知，他自《讲话》形成完整的文本阶段开始，不仅见证而且积极参与了此前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因此他的这段话自然是极为深知延安文学以来中国文学发展之个中三昧的，本应引起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界的注意。这段话是他1982年讲的，至今30多年过去了，可是，学术界又有几人真正领悟了他的这些带有反思和总结意味的话语呢？在我看来，以胡氏之论逆向观之，即可理解后期延安文学或整风后的延安文学及人民共和国成立后30年文学的真正面貌及其历史走向之必然了：延安文学的独特性系于此，“十七年”文学的独特性系于此，“文革”文学的极端化趋向系于此，它们在历史发展中呈现出的种种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种种复杂场景，亦系于此。因此，倘若人们对于延安文学要进行充分的还原性研究，那么就必得抓住这个要害，否则，那是肯定还会如以往的研究一样不甚了然的。进而言之，只有逮住了此点，逮住了延安文学在四五十年代之交如何由党的文学转换为国家的文学，才有可能真正理解共和国文学在其最初发展的30年间赖以形成的内在奥秘，也才有可能真正把握当时的文学话语赖以形成的核心机制所在。于是，我们有理由相信，人们由此不仅可能会在更为深刻的意义上接近现代中国文学发展之本真，而且可开拓出一条新的研究路径或范式，并在此之上去除某些先在的遮蔽而敞开一片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新天地或新的阐释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