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延安文学研究及其当代性

延安文学及延安文学研究刍议

一

延安这个直接并最终催生了社会主义中国的革命圣地，无疑与20世纪后半叶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进程有着密切关联。延安时期，毛泽东正在积极创构并最终成形的新的意识形态话语自然会对延安文学的形成、发展产生不可忽视的决定性影响。正因为如此，延安文学就必然不仅仅是一种具有地理区域性的文学，更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文学。这种文学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政治性影响，更为令人关注的是，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中共领导地位的牢固确立而转化为国家的文学并由此对以后的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产生了某种毋庸置疑的决定性影响。正因为如此，如果想深入探究1949—1976年中国文学的形成、发展及其特质，就必得追寻延安文学的形成、发展及其特质的构成，否则，人们对中国文学在1949—1976年的完整状貌的形成就会缺乏深入理解，也就不可能真正把握这段文学发展进程的内在肌理。在这一意义上，探究延安文学的形成及其特质的构成自然会成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界某种不可或缺的探源性工作。

倘若采取整体性的新文学发展眼光来看，延安文学在20世纪中国左翼文学发展史上更是起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大作用，它仿佛成了一个影响中国左翼文学在日后更为激进发展的“重要穴位”。在左翼文学的发展链条上，延安文学显然承续了20世纪30年代普罗文学和苏区文学的不少革命性传统，但也形成了某些与之迥然不同的要素，这些要素的形成自然是与某种政治文化氛围的不断强化密切相关的。因此，如何看待延安文学对此前左翼文学传统的承袭，又怎样认识延安文学自身之独异性传统的形成，就成了一个非常富有学术价值的研究课题。在笔者看来，左翼文学在30年代由于创造社、太阳社等不同团体的革命作家与鲁迅、茅盾、瞿秋白、冯雪峰、胡风以及周扬等人的共时性存在而呈现出复合型特征，因而在其传统内部回响着并不完全同质的种种观念的碰撞声。这一传统也因之成为一个充满了悖论和张力的丰富性存在，借助巴赫金的术语来说，它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类似复调式结构的那样一种存在。有意味的是，在民族主义思潮的驱使下，这一复调式存在也一度呈现在延安文学发展的初期。但1942年文艺整风后，左翼文学在30年代形成的某些丰富性传统遭到了新的意识形态话语的不断改写与重塑。换言之，在新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其丰富性在难以抗拒的转换性生成语境中遭到了被不断剥离的命运。文学又成了一种曾被鲁迅等人予以严正批评和反对的意识形态化宣传工具，文学的发展问题在新的政治文化的规约和同化下其实转换为一个延安文学如何遭遇意识形态化的命运问题。于是，文学赖以发展的动力和构成其本质的决定性要素并非存在于文学的审美本身，而是取决于新的意识形态的形成。这里所言的意识形态其实是指一个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指政治意识形态，但也包括一种话语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因此，在本质上，延安文学的最终形成并非左翼文学之丰富性传统在40年代的进一步发展，它构成了某种相对后者之丰富性状貌的回落。但换个角度，也可以认为它是30年代左翼文学之内在政治性传统在新的语境中走向极致的结果，因为在鲁迅、茅盾等人创构的左翼传统之外确实还存在着自“革命文学”论争期间形成的那种执意趋向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文学传统。因此，即使仅从延安文学与此前左翼文学传统的接续和变异来考察，延安文学的形成已经显现了某种复杂性。倘若把它与苏区文学、民间文学、传统文学乃至世界左翼文学的关系再考虑进来，那就更显微妙和复杂了。

所以，无论是从理解20世纪后半叶中国文学尤其是1949—1976年文学的形成，还是从更高视点理解中国左翼文学的嬗变而言，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界都有必要对延安文学进行全新研究与深入探讨。更何况，延安文学本身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也非如以往研究者揭示的那样单薄，它有着某种在单纯之中凸显而出的复杂性特征，如果联系其形成过程来考察，这种复杂性特征就更为突出了。因此，即使把它从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之流中截取出来予以静态式研究，也是颇有价值的。20世纪后半叶的某些历史时刻，人们对延安文学的阅读和研究都曾表现过强烈兴趣，这在政治意识形态统摄较为浓厚的时期更为明显。但现在看来，人们对它的理解和研究成了一个问题，并且愈是透彻研读过延安文学作品和以往相关研究成果的年轻学人，就愈会觉得延安文学具有值得深入开掘的研究价值，就愈会觉得过往的延安文学研究不但没有成为大家进一步理解延安文学的桥梁，而是成了某种绊脚石，成了某种阻滞深思的障碍。简言之，延安文学研究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下日益凸现成为一个全新的并且有待高度关注的问题。那么，延安文学研究何以会成为一个问题的呢？

笔者认为，究其原因确然是非常复杂的。除了一些难以言说的因素之外，笔者更愿强调从方法论的角度来检讨一下延安文学研究产生症结的原因。在笔者看来，这首先是为新民主主义理论视域所决定了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最初运用始自周扬。1939—1940年他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为授课而撰写的《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中即出色运用了毛泽东刚刚创构出来的新民主主义理论。1949年后，这一理论更是成了整个中国学术界的主流理论乃至唯一正确性理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由于其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特殊性，由于其担当着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及其全部历史提供合法性证明的特殊意识形态功能，因而，新民主主义理论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影响尤为深远。一切只有符合这一理论要求的历史对象才能进入研究领域，一切只有遵循这一理论要求的价值判断和学术评价才能被认可，否则，就会招致意识形态机构的严厉批判。在此种状态下，延安文学不仅成为一种合法性存在，而且担当了人民共和国文学得以持续发展的逻辑前提并为其提供了直接的文学性资源。正因为如此，人们对延安文学无不表现出狂热认同，并且对其给予了亘古未有的极高推崇或评价。这在王瑶、刘绶松、唐弢等人撰写的文学史论著和教材中得以异常清晰地凸现出来。他们对延安文学的高度评价整整影响了几代研究工作者，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缺乏必要的反思。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较为宽松的政治文化语境中显现出了空前的活跃，研究者借助从西方输入的各种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对现代文学进行了革故鼎新式的梳理、认识和评价，并且自80年代末期以来一度出现过“重写文学史”的热潮。“重写文学史”的倡导者和参与者们反对把文学研究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来看待，标举从审美角度重新认识与整合现代中国文学史，主张让现代文学研究回到纯美的轨道上去，摆脱文艺创作和文艺研究对政治的依附。正因为如此，“美”在当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一种抵抗和瓦解意识形态话语霸权的手段。换言之，“美”在当时成了一种富有政治意味的存在。于是，“重写文学史”热潮中出现的某些研究成果自会呈现为一种扬此抑彼的二元论式存在：一方面，研究者对新民主主义论及其统摄下的研究成果进行了颠覆、瓦解，站在审美和人性的基座上，他们重新发现了像沈从文、张爱玲和穆旦一类的作家作品，并对之给予极高评价；另一方面，他们对中国左翼文学发展途中的某些现象缺乏一种了解之同情，因而大体上对之采取了一种轻蔑和否定的态度，而很少采用较为复杂化的处理方式。所以，“重写文学史”虽然发掘了不少优秀作家作品，并且极力把文学研究引导到了审美的轨道上来，无疑标志着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进步，但是，由于“审美”在当时特定的现实境遇中仍被研究者当作一种进行意识形态抵抗的有效武器，故而它在根本上并没有扭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整体风貌，也没有改变那种为人熟知的二元论思维图式。现在看来，当时研究者采取的批判性立场也是由其强烈的启蒙主义精神决定了的，因而此种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可以说是当时流行的启蒙主义话语在文学领域的实践。[1]应该说，这套话语实践在当时起到了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主体性和审美性的地位在文学研究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或凸现，先行者的启蒙之功不可没，更不可辱。只要想想，倡导者和参与者们在当时和后来受到了多大的非学术性压力，就足以让人不由得不表示钦敬了。[2]但是，此种话语实践在今天看来确实又存在着种种不足或缺陷，其中之一是：既然“重写文学史”的目的已经在客观上内在地蕴含了意欲通过对现代文学的重新阐释与清理而达到清理和批判政治意识形态的作用，那么现代文学研究就难免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对文学审美与形式的张扬中又异常显明地遮蔽了现代中国文学与现代中国政治文化之间本来不可分割的广泛联系。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不难理解，为何80年代以来的延安文学研究会呈现出一种极为贫弱的状态，成为一个亟须引起大家关注并予重新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自90年代以来，相对于30年代左翼文学研究，“十七年”文学研究和“文革”文学研究取得的学术成果而言，延安文学研究虽然伴随中国“新左派”的兴起和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深入也曾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远为缺乏富有深度的研究成果。它在事实上构成了制约现代中国文学研究走向更高境地的瓶颈，延安文学亦因之必然成为值得人们给予大力关注并予攻克的重要研究领地之一。或许正因为如此，《文学评论》2003年第6期“编后记”才会指出：“近年来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波澜不兴，鲜有突破性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