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萨特说，我写作故我在；加缪说，我反叛故我在。对于愿把学术研究作为自己存在方式的年轻学人而言，自可在延安文学研究和对历史的书写中倾吐自己的誓言：我揭示故我在。所谓“揭示”意指研究主体要敢于直面历史现象，并能透过纷繁的历史表象揭示其历史真相（倘若确有所谓真相的话），揭示其震撼人心的历史隐秘。在笔者看来，对于某些客观存在的足可供人反思的历史性和思想性难题，重要的不是去回避它，遮蔽它，而是要敢于正视它，揭示它！况且，处在后现代境遇中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当他在现实社会和现有体制中遭遇了边缘化命运时，或许更有理由要求他把自己批判性的眼光更多地投向历史，尤其是那些曾被长久遮蔽或晦暗不明的历史，并且敢于在揭穿谎言的同时道出历史的真相。延安文学研究的任务首先在于如何能直接而有效地进入延安文学赖以形成的历史深处，并对其进行某种符合历史本真的还原性揭示。在这揭示中，不仅延安文学形成的历史真相能够得以敞开，而且会在与历史的较量中再次显现人之所以为人的高贵，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知识分子不可推卸的责任之一即在于对历史发生诊断的热情，揭示历史的隐秘，展示一切深藏于历史表象之底层的思想、动机和行为。那么，必须予以追问的是：如何才能揭示其历史真相与历史隐秘？

延安文学当然属于历史的一部分，倘要探究其意识形态化的形成，其实就是探究其得以成形的历史过程。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对延安文学的研究应该在总体上采取一种建构主义视角而非本质主义视角。在以往的延安文学研究中，研究者秉持的本质主义视角通常把延安文学的特性理解为必然的、不变的、是当然如此的；而建构主义则势必要求将延安文学还原到一种历史情境中去，把延安文学的本质理解为一种是在政治权力与文化观念主导下，通过延安文人和民间力量的多向度努力而不断建构出来的东西。换言之，延安文学的本质不是生而具有的，而是在一种意识形态化形塑的过程中予以历史地完成的。因此，从建构主义视角出发的延安文学研究必然要求把揭示延安文学的意识形态化过程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出发点。在笔者看来，延安文学的形成过程既表现为一种在特定时空范围内各种文学现象得以展开的自然顺序，也表现为各种新的文学观念、审美成规、心理机制等在延安文学形成中得以成形的逻辑性构成。作为研究者，我们理应设法让延安文学的意识形态化形成最为合乎本真地呈现出来，并在此之上做出某种仿佛符合某些历史情境的阐释。

而要做到这点，首先可以采取顺势研究的方法。所谓顺势研究，是指研究者要对当时在延安及陕甘宁边区等地发行的各种出版物、原始报刊等按照时间顺序即历史本然顺序做一仔细梳理性阅读，然后辅以回忆性资料的阅读，并在此之上展开有针对性的研究。因为延安时期特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观念等在总体上构成了延安文学得以形成的复合性语境或场域，所以此处所指原始报刊既包括《文艺突击》《文艺战线》《大众文艺》《草叶》《谷雨》等文学性刊物，也包括《中国文化》《中国青年》《解放》等一类的综合性刊物，还包括《红色中华》《新中华报》《解放日报》等一类的报纸媒体；所言出版物那就更多了，除了以当时出版发行的文艺类书籍为主外，还应包括当时出版的各种军事、政治、文化类书籍。笔者认为，延安文学研究要想有所真正突破，它尽管要求研究者必须具有较为合理的史学观念和研究方法，但更为基本的恐怕还是必须对其发展脉络有一番较为符合历史原貌的认识与梳理。而要很好地做到这一点，研究者就必须首先端正研究态度，尽快返回到阅读延安文学原始期刊和各类出版物的道路上去。笔者认为，只有在延安文学研究中首先运用顺势研究方法，研究者才可能让延安文学的形成及其本质达取客观还原的境地。

但问题是：历史研究或文学史研究真能达到客观还原或本真还原的境地？更可诘问的是：难道真有所谓“客观”与“本真”？其实，对原始报刊和出版物的阅读过程以及其后的历史书写过程，都有待于研究主体按照一定理论视点对其进行取舍、归类而至最后的整合。正因为如此，研究者对于延安时期出版物的阅读在范围和程度上自会根据研究课题的需要而有所慎重选择，没有必要对所有原始资料平均使用力量。而“整合”倘若是满意的，则往往反映了特定时刻研究主体和研究对象达到了两相契合的程度，而这也决定了我们的延安文学研究不可能是一种纯然客观的存在。我们意图让延安文学研究成为客观的，但事实又不可能是纯然客观的，故而我们只能挣扎着前行。

其次，笔者认为延安文学研究中必然会有研究者之主体性的出场，这乃是为其研究对象所内在决定了的。因为整风后延安文学的形成及其本质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化和非个人主体性特征，故而后来者有权利在思想和行动层面对其进行适当抵制与反抗，研究者更有权利在新的历史制高点上对其给予解构性的还原。“还原”是力求贯彻韦伯所言的价值中立原则；“解构”是为了对历史进行彻底反思，是为了对混沌的历史总体进行有效的分析性剥离，是为了去除意识形态话语之蔽。而在解构基础上进行的还原式研究，笔者把它命名为“逆势研究”。福柯曾说，他之所以要写一部关于法国“监狱的诞生”的思想史著作，原因并不在于对过去的历史发生兴趣。他坦率地指出：“如果这意味着从现在的角度来写一部关于过去的历史，那不是我的兴趣所在。如果这意味着写一部关于现在的历史，那才是我的兴趣所在。”[7]毫无疑问，我们在探究延安文学的意识形态化形成时也颇有必要秉持这样一种研究和书写的动机，并且，我们还可在如何还原和揭示延安文学与文化的历史真相方面有所作为。而要做到此点，就颇有必要把上述所言“顺势研究法”与“逆势研究法”结合起来，因为只有这样，研究者才能既较为贴切地进入延安文学赖以形成的原初情境或场域，又能在这之上持守反思的人文立场，并且只有如此，人们才能把延安文学形成过程中经历的历史总体性和包孕的丰富性重新勾勒出来。当然，在此必须补充说明的是，所谓顺势研究和逆势研究的结合，也必然体现在研究者对批评或研究尺度的把握上。按照顺势研究方法，后来者的研究与批评尺度理应与延安文学本身的发展脉络及其所呈现的内在特征相契合。比如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和党的文学观念所要求的延安文学，自然只能是一种普及性的大众文学，文学活动只是属于群众化运动中的一种而已。因此，人们理应用通俗化、大众化的眼光去看待当时的延安文学运动及其审美属性的现代性，而不便用纯文学的审美眼光去做苛刻的审视。但是，按照逆势研究法，后来者有权对当时形成的文学思潮、文学观念及其作品构成在更高的意义上进行必要反思，使得研究主体对于研究对象的呈现或叙述保持一种具有对话意味的话语张力，并在此之上为世人提供一些富有历史启示意味的人文质素和文学图景。两种方法在对研究尺度的期许上，各自有其不同的内在要求。既然如此，研究者在可能的或理想的意义上理应把它们结合起来予以综合性处理，以免使自己执于一端而自以为把握了历史的真相或真理。倘若真能做到这些，那么，笔者相信，延安文学研究就不仅会成为我们的职业性学术研究的一部分，而且定会在去除意识形态之蔽的同时，让它穿透历史的迷雾，抵达现在而指向未来。也只有如此，延安文学中的积极性因素才会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学和文化建构中不断得以创造性传承和发展。

袁盛勇

[1] 参阅倪伟《作为视野和方法的文化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3期。

[2] 陈思和先生曾坦率指出：“当时思想解放运动和破除现代迷信的社会主潮，我是倾心支持和积极投入的，似乎前途很光明；但是在90年代以后，尤其是我和王晓明教授一起主持‘重写文学史’工作遭遇到较大的非学术压力以后，才觉得历史上的许多经验一下子变得具体了”（陈思和《谈虎谈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93—494页）。

[3] 详见袁盛勇《延安时期“鲁迅传统”的形成》，《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2—3期。

[4] 杨义：《关于现代文学史编撰的几点随想》，《中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3期。

[5] 吴立昌：《重评基点和论争焦点——现代文学论争两“点”论》，《复旦学报》2003年第6期。

[6] 胡乔木：《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几点意见》，《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32—533页。

[7] [法]米歇尔·福柯著：《规则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