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综述

冯国璋作为北洋集团的核心成员，在清末民初的社会转型中曾有过重要影响。冯国璋在清末军事现代化中取得了显著成就，亦是影响民初政争的一个重要人物。1912—1913年，冯国璋先后出任直隶都督及江苏都督，成为民初地方实力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在此后的多次政争中，如参与镇压二次革命，反对袁世凯称帝，调停黎、段之间“府院之争”，讨伐张勋复辟及冯段新“府院之争”等民初重大政治事件，冯国璋均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正如恽宝惠所言：“冯国璋是北洋军阀当中重要人物之一。他一生中最关重要的时期，是从宣统三年（1911）开始，直到他代理大总统的这一时期，他在这一时期的各个阶段里所表现出的态度和他的具体行动，对于当时所发生的历史性的重大事件，是或多或少地起着较为深远的影响的。”[5]对于冯国璋这样具有复杂历史活动的人物，我们不仅要研究其参与民初政争的历史活动，还应该对其出任直隶及江苏军政长官期间的统治进行客观研究，分段评述，或许有助于对冯国璋进行全面、准确的评价，亦有利于深化北洋人物研究。

（一）对冯国璋的历史评价

冯国璋在民初从都督到将军、督军，后由副总统到代理大总统，经历了从地方到中央的变动，参与了民初诸多重大事件，其中多有是非曲直，以至于人们对其历史评价褒贬不一。在历史上，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曾有“北洋三杰”之誉，分别获得“龙”“虎”“狗”的诨名。有论者谓王士珍在政治舞台上是个时隐时现的人物，故喻之为龙。段祺瑞常发虎威，故比之为虎。而冯国璋则生得狗头狗脑，故喻之为犬；又说此人貌似憨厚，内心却十分狡诈，最善八面玲珑，左右逢源，虽胸无主宰，却也便中取利，又无毅力、无定见，因之称其为“冯狗”[6]。“北洋之狗”即意味着冯国璋的不良政治声誉，亦在很大程度上贬低了他的历史地位。实际上，从民初至今的近百年中，人们对冯国璋的评价错综复杂，既有全盘否定的，亦有多方肯定的。概而言之，对于冯国璋的评价可以分为三个历史时期。

1.第一个时期：1911—1928年

这一时期，人们对冯国璋的评价既有否定性的亦有肯定性的。首先是当时一些人对冯国璋的否定性评价。冯国璋在督苏期间一度效忠袁世凯，在江苏实行军事高压政策，严厉镇压吴江、江阴的反袁斗争。对此，1916年7月18日，毛泽东曾在致萧子升的书信中进行评述：“彼江宁冯氏之杀人，比此谁多少？其击吴江、荡江阴，如刈草芥耳。谓其制造民意，逢迎袁恶污浼善类似矣。”[7]在历史上，冯国璋是作为袁世凯北洋政府统治阶层的重要成员，直系军阀的首领，加之善于敛财，常常背负骂名。冯国璋在位时，人们就曾对他进行讽刺和抨击。如《群治日报》主笔汤用彬曾写道：“袁老贼的遗孽——北洋军阀头目冯国璋倚仗手中握有重兵，便因袭老贼故技，挥舞刺刀，破坏宪法，强奸民意，爬上了大总统的宝座。”[8]1917年8月1日，冯国璋正式代理大总统发布第一道命令，汤用彬写了一篇短小精悍而又富有讽刺意味的评论：

窃国璋

查中华民国宪法，大总统可以颁布命令，国璋不可以颁布命令。如国璋可以命令者也，则吾颇公亦能命令。语云：“大盗窃国，小盗窃钩。窃国者王，窃钩者诛。”

无以名之，名之曰“窃国璋”！[9]

该评论对冯国璋代理大总统的合法性不予以承认，并极尽讽刺之能事。冯国璋去世后，时人及后来者对冯国璋的历史评价大多以否定为主。在冯国璋去世不久，《申报》即有“哀冯国璋”的时评：“冯国璋以庸众之才，得时会之宜，被举副总统之职。又得时会之宜，由副总统而代理大总统，岂非今世幸运之人哉？然当有为之时，又可为之机，而卒至优游无闻以殁，岂不甚可惜者耶！”[10]李大钊在《哭冯国璋》一文中亦有负面评价：

冯国璋死了！我对于他的死，十分哀痛！冯氏一生的成绩，遗留在世界上的，除去汉阳的焦土，新华宫的残梦，和些累赘子孙的金钱，还有甚么！冯氏的人生，也是一幅很洁白的画幅，怎么糟蹋到这样！而且就是这样结局了！回头看来，我们总觉得他是空空的掷掉了一生，我们总觉得他的身后，只剩了空虚和寂寞。什么丧礼咧，国葬咧，大人先生的哀吊咧，全国公私机关的下旗咧，哪里和冯国璋的真人生有丝毫的关系！我真不禁为冯国璋痛哭！更为别的冯国璋痛哭！[11]

而沃丘仲子对冯国璋更是全盘否定，对后世者如何看待冯国璋具有很大影响：

人不患无才，患无才而欲逞其才。有之，冯国璋其人也。国璋有黎之懦而无其守；有袁之狠而无其智；有段之愎而无其刚。以专阃之尊，追锥刀之利，居元首之位为妇人之行，天下古今第一庸人，亦天下古今第一佞人也。[12]

沃丘仲子还对冯国璋聚财有术多有不满：“国璋首鼠依违，唯好货财，非复赳赳本色，故同侪恒非笑之。”[13]对于冯国璋集聚巨额财富，张一麐抱以同情之理解：“公性质，厚于故旧，周之无吝色。世言公善自封殖，公尝语曰：‘项城雄主，吾学萧何田宅自肥之计，多为商业，以塞忌者之口耳。’”[14]

其次，在冯国璋生前及身后的有关传记对冯国璋有较高评价。作为民国初年重要的政治人物，冯国璋广泛参与政争，特别是在参选副总统后，在全国的影响力大增，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人物之一。民国时期关于冯国璋的传记在其生前及去世后均有出现。如冯国璋的传记最早可见于在1916年10月30日参众两院合开副总统选举会后，时任江苏都督冯国璋以520票当选为中华民国副总统。仿照欧美各国总统或副总统选出后，报张必详载其历史的惯例，《妇女杂志》全文转载《德华日报》率先在国内刊发冯国璋的历史，称冯国璋“被举为副总统诚民国之福”[15]，鲜明地表达了拥护冯国璋出任副总统的政治态度。1919年12月28日冯国璋去世。亚洲文明协会出版《时事旬刊》及时刊载有关冯国璋之略历。冯国璋作为华安公司重要董事，《华安杂志》随即刊登“本公司董事前代总统略历”以资纪念，文内对冯国璋推崇有加。[16]1920年1月，张一麐撰写《故代理大总统冯公事状》，对冯国璋史事记载详略有当，并有较高的历史评价。张一麐曾经出任大总统机要局局长、大总统府秘书长、教育总长等北洋政府要职，与冯国璋多有交集，因而其撰写的冯氏传记成为研究冯国璋的必备资料。1920年1月17日和24日，《中华英文周报》连续两期刊载《冯国璋小传》文章，对冯氏生平作了介绍，突出其清末现代化的贡献，“冯将军另外的突出军事成就在于，拳匪乱事以后，他在袁世凯的指挥下，在小站依照新法教练出中国新军”[17]。该刊还对冯国璋在民初经历的主要历史事件进行了概述，并指出在1918年徐世昌当选为总统后，冯国璋虽然退出政坛，但是“仍于北京政局中操有一部分之势力”[18]。同时，王树柦撰写《宣武大将军代理大总统河间冯公神道碑》，对冯国璋一生的主要事迹亦有精到评述。[19]

再次，北洋政府对冯国璋的正面评价。冯国璋去世后，如何盖棺定论不仅关涉冯国璋的政治声誉，而且关乎直系军事集团人物的切身利害。因此，冯国璋的部属极力推动北洋政府对冯氏予以崇高的政治定论。“闻师景云、陆锦等以冯氏有功民国，为手创共和之一人，国家宜对之为一种崇德之表示，特谒总统请予国葬。”[20]随即，国务总理靳云鹏向众议院咨文，提出对冯国璋举行国葬，“冯前代大总统有殊勋于国家，……举行国葬典礼，以昭崇报”[21]。冯国璋逝世后，北京政府通令全国下半旗三天志哀。同时，“政府即致电驻美公使，访查美国前总统丧礼，切拟为之国葬”[22]。1919年12月29日，时任大总统徐世昌哀悼冯氏逝世之命令出，文曰：“前代理大总统冯国璋久掌戎韬，勋隆望重。辛亥之役，赞助共和。疆寄迭膺，又安大局。迨以副总统代理大总统职务，适值南北纠纷之际，苦心规划，听夕贤劳。退任以来，仍资匡赞。”[23]徐世昌并于12月31日亲赴冯宅祭奠，并撰挽联：“久从袍泽同甘苦，互有精诚盼太平。”段祺瑞则两次赴冯宅登门吊唁，并送挽联表达相知相惜之情：“兵学砥砺最相知，忆当拔剑狂歌，每兴誓澄清揽辔；国事纠纷犹未已，方冀同舟共济，何遽伤分道扬镳。”[24]1920年1月1日，蔡元培作《挽冯国璋联》肯定冯氏调和南北、倡导统一的努力，并对其有关教育方面的捐赠行为予以肯定。“自代理总统时力弭战衅，遂为南北调和派中坚，临殁宣言，尤感同泽。于私立大学中月任常捐，更有学术研究所计画，达孝继志，是在后昆。”[25]北洋政府为做周密准备，由各机关奉派襄办丧礼人员组成治丧事务处，并于1920年1月26日议决办法十九条，对这位前代理大总统的丧礼可谓备极哀荣。[26]2月2日，冯国璋归葬河间，“是日，本埠（天津）警察厅通令各署队暨各机关均悬半旗以表哀悼”[27]。此后，北洋政府对冯国璋的祭祀亦礼遇有加。1922年，内务部向大总统呈文，“核议前代理大总统冯公林墓所占河间县诗经村地亩，恳请准予照数豁除钱粮”[28]。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无论是皖系、直系抑或奉系军阀执掌中央政府，对冯国璋的尊崇并未有大的变化。

2.第二个时期：1928—1978年

1924年国民党“一大”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党建立党军并以党统政强化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以北伐逐步改变民初中国政治格局，北洋军阀便成为革命的对象。1928年“宁汉合流”后，南京国民政府继续北伐并取代北洋政府。北洋政府及北洋军阀既然作为北伐的革命对象，自然其政治上的作为也就不为国共两党所肯定。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即对冯国璋作了否定性政治判决，没收其财产。1929年1月24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通令“冯国璋所有财产应按照逆产条例处置”[29]。于是，天津市政府即将冯国璋个人所属财产定性为逆产。[30]1929年1月31日，天津妇女救济院因附设妇女职业学校之校舍十分狭窄，呈文天津市政府要求将冯国璋逆产充作院址，呈文在1929年2月14日即得到天津特别市社会局批准。[31]3月20日，天津市平民妇女工商补习学校办公处向天津市教育局呈文，“请将现租用之办公处及接邻之一号楼房，皆系冯国璋逆产，请一并没收，以充公用”。补习学校呈请天津市教育局转呈市政府，“准予拨给该一二号楼房，用充职局办公之所”[32]。国民党以革命史观来评价北洋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冯国璋的认知。1937年，《人文月刊》载有冯国璋简略历史，称“冯国璋为河北武力派之栋梁，回顾袁世凯统帅北洋军阀，称霸天下时，幕下所需四大天王，冯其一也”。对于冯国璋在民初政争中的地位，该文指出：“冯在任虽为时不过一载，然于对德参战问题与段祺瑞争抗，造成日后直隶、安徽两派之斗争。退位以后，以政界元老故，尤肆其伟大之势力。”[33]不仅如此，影响其历史声誉的还有对冯国璋多方敛财的讥讽。如吴宓在《空轩诗话》中曾言“吾中国人素乏宗教、美术，而重利禄，好货财”，并特以冯国璋为例说明，“昔中华民国副总统冯国璋开府南京，与民争利，一时南京之旅馆妓寮，皆其直接间接所营。及民国七年冯国璋为代理大总统，入居北京新华门内之公府，乃以三海之鱼出售获利。美国公使购得，特为送还，报纸宣传，中外滕笑话”[34]。

1949年以来，人们对北洋人物多以泛道德评价，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派置于历史的审判台上加以全面批判。如陈伯达在《窃国大盗袁世凯》一书中即将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等人定性为帮助袁世凯“窃国的爪牙”[35]。总体而言，在1928—1978年间，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从革命史观出发，在政治上对冯国璋进行否定性评价。

3.第三个时期：1978年至今

自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相关论著开始对冯国璋有了多重评价，其中既有肯定冯氏在清末军事现代化中的作用，又有正面评述其在民初政争中的表现。如韩中义认为：“冯国璋是北洋三杰之一，直系军阀首领。他狡狯圆通，先是投靠清室，后又投入袁世凯怀抱，靠镇压革命屠杀人民登上总统宝座。”[36]潘荣等认为：“冯国璋出身贫寒，青年时习武从军，在军事理论上颇有造诣，最终以军功成为进身之阶登上民国大总统的宝座。”[37]张立真认为：“冯国璋是北洋军阀中比较稳健的一位中坚人物。对他的一生，既要深刻揭露其对抗革命、攘夺权利的军阀面目，也要适当肯定其推进军事现代化、压邪扶正的积极一面，不隐恶、不抑善，实事求是地给予公正评价。”[38]潘荣认为：“冯国璋在北洋众将领中应数佼佼者，对中国军事的近代化有过一定的贡献。而且，在袁世凯称帝时，作为袁手下最有力的将领，他坚决予以抵制，对促袁垮台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他多年直接掌握部分北洋军的精锐，在北洋军界很有实力，仅此段祺瑞也难与其比。”因而，作者认为：“无论以‘狗’或以‘豹’来评说冯国璋，均未免过于片面和刻薄。”[39]杨雯认为冯国璋是镇压义和团运动的帮凶：在辛亥革命时期，他攻占汉口、汉阳；二次革命时期，在袁世凯的指使下，他攻下南京。作者总的评价是冯国璋虽然做了许多对国家、地方有益的事，但还是过大于功。[40]文斐指出，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被德国驻胶州总督盛赞为“北洋三杰”，俗称这所谓的“三杰”为袁世凯的“龙、虎、豹”。这三人早年跟随袁世凯，可谓“下则出生入死，上则纵横捭阖”，后来均成为名倾朝野的国之干城。在共和、称帝、护法等风云变幻的时代大潮中，或想当忠节老臣，以谢“浩荡皇恩”；或想首鼠两端，落得个左右逢源；或想独揽大权，不惜穷兵黩武。“历史的局限使他们成了只能盛极一时，却不能长久的匆匆过客。”[41]徐青、刘红等认为“号称‘北洋三杰’的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早年跟随袁世凯练兵，是袁手下的得力干将，可称为北洋军阀集团的‘缔造者’，袁世凯死后，他们又成了统驭这个集团的‘龙头’人物。他们的发迹、沉浮与北洋军阀集团的兴盛、衰亡紧密相连。北洋军阀17年的黑暗统治则直接印在他们身上”。[42]曹小玲认为，“在王、冯、段三人中，就算冯国璋胸无主宰，他既不似王士珍神秘，又不如段祺瑞威厉。但他善于见风使舵，便中取利，所以北洋三杰中唯有冯国璋坐上了国家元首的宝座，虽然不幸有代理二字，但这正是时势使然”。[43]骆秉章认为：“冯国璋是北洋军阀中的重要人物之一，他被称为‘北洋之狗’，是直系的‘第一代’领袖，还曾一度代理民国大总统，在北洋政府影响巨大。”[44]元坤指出，“有直系教头之称的北洋总统冯国璋，是充满争议的一生。在很多人眼中，他既是杰出的军事教官，也是狡诈的政客；他既是踏实谨慎的实干家，也是胆小如鼠的投机者。不过，这些都不过是笼罩在他身上的各种虚名。他倡言民主革命，但是却依旧维护着封建统治者的利益和名誉。他一生追求和平统一，却又拥兵自重，独霸东南，成为举世闻名的江宁霸主。他一生经历两咨府院之争，却总是摆脱不了居间调解人的尴尬境地”，而正是由此构成了“一个活生生的冯国璋，一个有血有肉的政治家、军事家”[45]。徐泰来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记》评价冯国璋，认为“在他一生中，曾长期追随袁世凯，而且深得袁的信任、赏识和重用，是袁创办北洋军最得力的助手之一”。冯国璋为“北洋集团培养和训练了一大批骨干，并安插到了全国各地和北洋各镇中，对北洋集团的形成和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总体而言，“在他的一生中，尤其是1913年被授为江苏都督、宣武大将军，坐镇南京，成为雄踞东南的大军阀，确实起到了北洋系看家狗的作用。另外，在北洋军阀分化后，他成为直系首领后，又以英、美帝国主义为后盾，与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西督军李纯联合对抗皖系，称为‘长江三都’。正是他们这帮大军阀勾结帝国主义，合纵连横、朝云暮雨，给国家和民主带来了不尽的灾难”[46]。

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以后，冯国璋作为河北省的历史名人逐渐受到家乡关注。一方面是关涉冯国璋的文史资料渐有面世，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开始重新评价冯国璋的历史定位。如河北省河间市政府在2009年对冯国璋进行公祭，在国葬墓上悬挂一副挽联：

枵腹笃学投笔从戎功成秉玺，正直人到底非政客

抵御外侮推翻帝制坚反复辟，冯氏子终究是真人[47]

从这副对联可以看出，河间市政府对冯国璋进行了重新评价，对其参与清末民初诸多历史活动都给予了全面肯定。

（二）冯国璋研究的学术概况

1.目前的研究成果

（1）总体评价

民国时期，已有研究者开始对冯国璋与民初政争进行深入讨论。如李剑农认为：“冯国璋自帝制问题发生后，早与反帝制各派的人士互通声气，已没有拥护袁氏的意思。”袁世凯撤销帝制后，冯国璋虽联合各省，担任调停，“不过冯氏想乘机取利，对袁则挟南方以自重，对护国军则挟北方以自重，恰如辛亥年对待清廷和革命军一样，所以始终采用一种模棱的手段”[48]。关于冯、段“府院之争”，刘以芬指出：“冯（国璋）段（祺瑞）执政时代，府、院之间，明争暗斗，至为剧烈。”段祺瑞以安福国会为推手使得冯国璋将大总统职位拱手让人，冯去职后与政治绝缘以致彻底失败，在于冯氏作为武人“思想究属简单，不能了解政治之作用”，而当时冯幕府之无人才，亦是失败因素之一。[49]李剑农、刘以芬等人的相关研究表明，冯国璋作为清末民初社会转型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学界已经开始关注冯国璋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大体而言，学术界全盘否定了北洋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及合理性，因而对北洋人物的述评也是以负面为主，其中以陶菊隐的《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及《督军团传》为代表。

伴随改革开放的推进，学界对冯国璋的研究在多方面展开，对冯国璋综合性研究和评价亦开始出现。在大陆学界研究冯国璋的学者中，较为突出的是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刘刚范（笔名公孙訇）。公孙訇曾对冯国璋的一生进行过研究，并编有《冯国璋年谱》[50]一书。公孙訇认为冯国璋的历史功绩主要有：第一，他是中国现代军事创始人之一，是现代军事理论家、教育家；第二，他是民国成立以后维护共和体制、反对帝制，包括反袁称帝和反张勋复辟的重要功臣；第三，在总统任内，他反对段祺瑞打内战以武力统一中国，是主张以和平方式统一中国的。[51]

自1978年以来，学界对冯国璋的研究是从撰写冯氏传略开始的。其中，最早是李宗一撰写的《冯国璋》，梳理了清末民初冯国璋的主要史迹，评论平实公允。[52]此后，有关冯国璋的传记不断问世。田胜武撰写《冯国璋传略》，比较详尽地评述冯国璋从投笔从戎，在天津、保定武备学堂任教，到出任江苏督军、副总统直至代理大总统。应该说该《冯国璋传略》是有关冯氏最为详尽的传记，但字里行间不免带有时代的痕迹。[53]王杰撰写的《北洋之“豹”冯国璋》，主要记述冯氏“在步入武行后的近30年中，平步青云，飞黄腾达，成为北洋系中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54]。冯佩兰撰写的《代理总统冯国璋》，简略评述冯国璋作为清末民初的风云人物，从小站练兵到代理大总统这一时期的历史。[55]陈志新撰写的《民国总统冯国璋》亦对冯氏一生主要事迹作了简单梳理。[56]张建军执笔的《冯国璋》作为杨念群主编的《中华民国史》“传记”一部分，亦是简单评述冯国璋清末民初有关史事。[57]冯容《我们所知道的祖父冯国璋的往事》是近年来关于冯国璋较为全面详细的传记。该文从家境贫寒、辍学从戎，朝鲜兵败、小马渡江，辅佐袁氏、编练新军，辛亥革命、统领禁卫军，二次革命、坐镇南京，反袁称帝、忠义难全，旗帜鲜明、反张复辟，代理总统、府院之争，任满下野、国葬河间等方面叙述冯国璋的历史。[58]从不同版本的冯国璋“传记”内容比较来看，学界对冯国璋的评论基本上是对冯国璋在清末民初的历史作用给予负面表述较多。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冯国璋的全景式扫描的传记多有出现。如田建群以细致的历史人物传记笔法，叙说了从清末到民国初年北洋军阀从发生发展到执掌政权和最终结束这一段时间的历史。[59]田胜武、田艳华编著的《冯国璋全传》“记述了冯国璋对社会的贡献，如对军事理论的建树，抵制洪宪，反对段祺瑞武力统一等；但也剖析曝光了他丑恶的一面，如屠杀义军，助纣为虐，火烧汉口，聚敛民财，贪赃枉法等”[60]。全书分十章，有冯国璋的正史、轶事、年谱简编、家谱摘抄和一些与冯国璋有关的人物简介等。季宇以生动的文字描述了冯国璋从参军、加入袁世凯小站编练新建陆军到参与清末民初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历史活动，可读性较强。[61]《民国江苏的督军和省长》则从“北洋三杰”之一、“坐镇东南”、“代理大总统”等三个方面对冯国璋的一生进行了梳理，指出：“冯国璋精心操办，为北洋六镇及北方各省新军输送了大批人才，不仅对北洋军阀集团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为他以后掌领直系奠定了基础。”同时，文内对于冯国璋在督苏期间所采取的一些治理措施给予了一定的肯定，如裁减江苏军队、整顿江苏军警，促进了社会治安的改善，命令江宁赈抚局救济受灾商民，命令筹办旗民生计处，推广牧业等，有利于民生。[62]吕伟俊、王德刚所著《冯国璋与直系军阀》一书认为冯国璋是直系军阀的早期首领，其青年时代饱受社会动荡和外人欺侮之苦，所以也曾有过“兴国安邦”的爱国志向，并曾一度为此目的而努力奋斗，但是历史的机遇却最终把他推上了背离人民意愿的政治舞台，使他成了一位一度在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大军阀。他处心积虑地配置直系势力体系，自己也当上了副总统、代总统，而且还“民主”地退位，在北洋军阀史上，演出了唯一的一位按照法律程序交接最高统治权力的史剧。这在当时争权夺利、争霸称雄、视权力如生命的时候，不能不说是件可称道的事。[63]张宪文先生认为该书是中国近代军阀史专著中水平较高的一部，对直系军阀和直系风云人物进行了历史的、客观的分析和研究，对直系风云人物冯国璋、曹锟、吴佩孚和孙传芳等的发迹过程及其在历史舞台上的表演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总体而言，该书对冯国璋的研究开拓了以往的视野，打破了以阶级史观为主导的认识路线，对冯国璋的认识具有较多的新意，是研究冯国璋不可多得的一部力作。[64]近年，人们对冯国璋的认识进一步丰富起来，如彭秀良所著《冯国璋传》是对冯国璋进行全面考察的一部新作，给世人呈现了一个较为丰满的冯国璋形象。[65]

还有的著作对冯国璋在直隶和江苏的地方治理实践有一定的研究。如赵艳玲《清末民初的代议制：从顺直咨议局到直隶省议会的案例考察》就对冯国璋在督直期间与顺直咨议局和直隶议会之间的合作与冲突进行了论述，有利于丰富学界对冯国璋的认识。[66]冯国璋督直仅仅一年有余，后来又出任江苏都督。冯国璋在江苏的统治为三年零八个月，先后与韩国钧及齐耀琳合作，在地方治理上有所作为。有的论者对此给予了评述，如张立真《冯国璋真传》认为：“几年间，冯国璋在江苏与行政长官协力合作，推行善政，为恢复与发展江苏经济，振兴工商业，做出许多有益的努力。”[67]杨大辛主编的《北洋政府总统与总理》对冯国璋在江苏的统治亦表示肯定，“冯国璋在军事上的一系列措施，旨在加强北洋军阀的统治权力，但在客观上保障了江苏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江苏在冯国璋统治几年间，经济、文化的发展是有长进的，这同韩国钧对江苏的某些改革是分不开的”[68]。杨雯《冯国璋研究》对冯国璋督苏略有论述，并认为：“冯国璋这几年在江苏各个方面建设所做的贡献是比较突出的，是值得肯定的。”[69]当然，对于冯国璋督苏也有不同的观点，如《江苏史纲》及《江苏通史·中华民国卷》对冯国璋督苏全面否定，认为冯国璋在江苏三年半的统治使“江苏人民饱受了苦难，处于水深火热之中”[70]，“给江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71]。

目前，学界对冯国璋研究的层面趋于多样化，既有对冯国璋一生做整体的论述，也有对冯国璋分阶段的评述，总体上来说对冯国璋的评价还是褒贬不一。冯国璋作为清末民初的军政要人，特别是作为袁世凯北洋集团的骨干，其政治声誉自然与北洋集团及北洋军阀的评价联系在一起。

（2）专题研究

自改革开放以来，对冯国璋的研究在视野和理论上均有突破，主要集中在清末军事现代化和民初政争等方面。

第一，冯国璋与清末军事现代化。论者大多肯定了辛亥革命前冯国璋在清末现代化特别是军事教育方面的贡献，如张永刚认为冯国璋督办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既充分体现了冯国璋的军事教育思想，又对中国军事教育和军队建设的近代化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72]张立真认为冯国璋是中国军队走向现代化的开拓者之一，肯定了他早年致力于军队的全面改革，推动了中国早期的军事现代化。[73]公孙訇认为冯国璋早年投笔从戎，后来依附袁世凯不断发迹，在辛亥革命中充当清廷功臣，是为“北洋三杰”之豹，对于晚清军事的改革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74]公孙訇还认为冯国璋是一位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理论著述的近代杰出的军事教育家。冯国璋以军事教育事业为己任，在介绍西方近代军事、编著中国近代军事教材及参与军队改革事宜、管理军校和改革中国军队的落后面貌等方面做出了贡献，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75]

第二，冯国璋与民初政争。首先，冯国璋与洪宪帝制。冯国璋作为北洋集团的元老派对袁世凯称帝的态度在北洋派系中具有重大影响，而且对袁世凯的帝制进程产生很大制约。清末以来，冯国璋与袁世凯关系一直较为融洽，冯国璋效忠于袁世凯，袁世凯也非常器重冯国璋，两者之间合作密切。辛亥革命后，冯国璋对袁世凯是言听计从，忠实地履行对袁世凯的效忠，为袁世凯实行中央集权，建立独裁统治在政治和军事上极力支持，成为袁世凯建立集权政府的重要帮手。但是，在洪宪帝制风闻传开后，冯国璋对袁世凯称帝态度隐然间发生变化。在“洪宪改制”之初，冯国璋对袁世凯的不满尚处于隐忍不发的阶段，双方既有矛盾，也有相互利用。1915年8月23日，筹安会宣布成立，使冯国璋对袁世凯的政治态度发生巨大变化。冯国璋虽对帝制采取推脱态度，但“筹安会的突然出现，使他感到寒心”，同时，“他对筹安会不予理睬，暂作壁上观，同时派人入京打探消息”，表现出对帝制运动非常谨慎的姿态。后来，冯国璋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态度日趋明朗，并与反袁力量联合。基于政治利益的算计，冯国璋与袁世凯的矛盾全面激化，双方之间的关系恶化直至决裂。冯国璋反对洪宪帝制是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也希望自身能够借此在政治上有更大作为，取得更高的政治地位，“随着地位的提高和实力的增强，他已不满足于做一省之主，而野心勃勃地想要接袁世凯的班，过一过总统瘾了”[76]。冯国璋的反对重击了袁世凯的称帝野心，有学者认为冯国璋在南京拥兵自重，先是试图阻止帝制丑剧的上演，接着在袁世凯和护国军之间保持中立，最后利用袁内外交困，企图取而代之。冯国璋的所作所为对于袁世凯的败亡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而受到当时中外各方面人士的密切关注。[77]冯国璋的倒戈，显然是对袁世凯的一个最大的打击。[78]由于冯国璋夹带着个人的政治野心，不顾北洋集团的政治利益，加快了北洋集团走向分裂的步伐。1916年5月，冯国璋在南京组织各省代表会议，本想寻找解决时局的办法。但是，与会各省代表意见不一，而冯国璋踌躇不前，又无法操纵会议进程，以至于南京会议无果而终，冯国璋的政治计划破产，也加剧了北洋集团的政治分歧。对于冯国璋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评价，有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在清末民初新旧思想斗争激流的波及下，在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浪潮的推动下，冯国璋的思想也在逐渐地由维护帝制转变为拥护共和，其表现则为促使清帝退位、反对袁世凯称帝，平定张勋复辟叛乱，其言行对我国近代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79]

其次，冯国璋与张勋复辟。冯国璋为什么反对张勋复辟？冯国璋与张勋从小站练兵开始就在一起共事，后来都拥戴袁世凯为北洋共主，虽说有同事之谊，但是二人之间并不融洽，特别是关于江苏都督的更易，冯与张的矛盾加深，两者均有较强的军事实力为后援，各自抱有巨大的政治野心，在江苏形成了相互制衡的局面。冯国璋反对张勋复辟，既有个人的因素，也有外在的推动力。有学者指出：“然就冯国璋的历史看来，实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复辟分子。惟此次复辟，冯因与张勋不睦，且默查内外情势，知不能有成，故不肯赞同。”冯国璋鉴于自己的部属都一致主张反对张勋复辟，而在黎元洪特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并电请冯氏暂代大总统一职后，冯国璋的政治利益有了增进，因而“反对复辟的态度益形坚决”[80]。

再次，参与府院之争。1916年6月7日，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议会既开，南北统一，群情向往，喁喁望治”。不意北京政潮汹涌，黎段“府院之争”兴起，导致政局恶败。“自黎元洪免段祺瑞之职，而浙皖宣布独立。自张勋入京胁黎氏解散国会而两广宣告自主，皆与段有直接关系，而南北之分裂实肇于此。”[81]黎段“府院之争”除了内政上相互钳制外，在如何对待德国的外交问题上也形成尖锐对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采取何种对德的外交政策是关涉国家利益的重大外交政策，但是黎元洪和段祺瑞两派势力进行了多重博弈。作为国务总理的段祺瑞基本上掌握了对德外交的主动权，推动中国对德国的外交从中立、绝交到宣战的转变。此时，冯国璋尚在江苏主政，参与调解黎段“府院之争”，除了自身政治利益的算计之外，也有关于国家利益的考量，在对德问题上逐步出现了由起初反对绝交到赞同绝交进而力主参战的转变。

张勋复辟失败之后，段祺瑞以“三造共和”的姿态再度出任国务总理，执掌中央政柄，而冯国璋也以副总统身份代理大总统。但段氏独断专行与冯氏逐渐形同水火，相互暗斗，形成冯段“府院之争”。总统府与国务院围绕着如何对待广东的护法军政府，结束南北对峙的局面，出现了冯国璋的“和平统一”和段祺瑞的“武力统一”两种严重对立的政策。有论者认为冯国璋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极力倡言和平统一，虽壮志未酬，但“和平统一”的政策还是值得肯定。在对外政策上，冯国璋与段祺瑞也互不相容。有学者认为冯国璋在与段祺瑞争斗的过程中，打击段祺瑞的一系列内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针对的是日本的侵华政策，也反映了其身上存在的民族主义思想。[82]冯国璋作为直系军阀的首领，在“参战问题”、中日军事协定问题及中日山东问题等所表现出的反日态度，不仅是因为直系在利益上与日本支持的皖系和奉系严重对立，而且还有爱国思想和民族思想的成分存在。[83]冯国璋在与段祺瑞的“府院之争”中处于下风，有研究者指出下野之后的冯国璋仍徘徊于政争旋涡当中，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他与各方函电往来，商讨如何促使南北双方停战议和，并大力支持民众团体的求和活动”。冯国璋与外界的联系一直非常紧密，其门生旧部不断鼓动冯氏东山再起，而他自己也“在积极活动，准备建立政党，以便与皖系政客抗衡”[84]。

最后，冯国璋与直系军阀。关于形成直系军阀的原因，已有研究指出：“冯国璋在袁世凯督直时期，主持北洋军事教育，培养了大批直隶籍军官，这对于直系军阀的形成至关重要。”特别是“冯国璋自当上江苏都督以后，即开始经营直系势力，经过精心策划逐步形成了以冯国璋为首的长江三都势力”[85]。有学者对冯国璋作为直系军阀的首领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评述，认为：“身为直系军阀的缔造者，冯国璋虽当上副总统、代总统，但其生前却始终未能将直系推上顶峰。直系体系的缔造者为冯国璋，这一点上与皖段、奉张没什么不同，但冯当政（代理大总统）时却不是直系的鼎盛时期，他尚受制于皖段。直系之黄金时代则是在冯死以后。直系军阀活跃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始终，它同皖、奉两系互相角逐，纵横捭阖，分组离合，同地方小军阀也时而兵戎相见，时而握手言欢，形成了一个‘魔怪舞蹁跹’的乱局。”[86]

（3）研究不足之处

目前，学界有关冯国璋的论著有十余本，相关的研究论文亦有近20篇，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不断地拓展。但是，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对冯国璋研究大多表现为一般性、零散性、传记性的论著，局限于对个别事件和人物的论述，对冯国璋进行深入研究的专著尚不多见，硕博论文也仅有为数甚少的相关研究。[87]对于冯国璋与时局变化的关系及冯国璋在任代理大总统时期所采取的治理措施的相关研究还不充分。特别是学界对冯国璋在1912年9月—1917年7月督直及督苏的地方治理实践缺乏详细的考察。即使有的著作对冯国璋的地方治理有所涉及，但因缺乏翔实的资料支撑，相关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而且，学界对冯国璋研究在拓展资料方面受到诸多限制，不仅对冯国璋在督直及督苏时期所采取的治理措施缺乏多角度的深入研究，而且缺乏对档案资料及报刊资料的挖掘利用，这些都是目前冯国璋研究中的不足之处。

长期以来，我们对冯国璋督直及督苏研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众所周知，直隶乃畿辅重地，有拱卫京师之重任，其政治地位与其他各省判然有别，另外它还是北洋集团崛起和发展壮大的地方。对于这样一个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要地，袁世凯怎么会拱手让予国民党人呢？无论是从袁世凯政府的发展而言，还是从北洋集团的情感出发，袁世凯必然要将直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防范其他政治势力染指。袁世凯派冯国璋接替张锡銮出任直隶都督，对于时局有何影响？在二次革命后，袁世凯为什么要将冯国璋调任江苏都督？冯国璋在督苏期间对江苏治理取得了哪些成效？上述问题是目前冯国璋研究中较为薄弱又有待深入的部分，这些正是本书要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