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国璋督直及督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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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研究理论与主要资料

(一)研究思路、主要理论与方法

1.研究思路

首先,界定概念。“民初”:本书所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冯国璋在直隶都督、江苏都督(将军)及江苏督军任内的地方统治。冯国璋在1912年9月被任命为直隶都督,在直隶统治时间为一年有余,在1913年12月被改任为江苏都督。1914年7月,冯国璋以宣武上将军督理江苏军务,在袁世凯去世后,又以江苏督军的名义继续执掌江苏军政大权,直至1917年8月1日北上代理大总统。因此,本书所述的民初主要是指1912年—1917年这一段历史时期。“直隶”:“明代把两京(北京和南京)所在地设为直隶,称北直隶和南直隶。北直隶的范围包括今天的北京、天津、河北及山东、河南的一部分,南直隶相当于今天的安徽、江苏二省。清代,南直隶改为江南省,北直隶改为直隶省。”[88]民国初建,地方行政区划沿袭清朝旧制。直隶省以天津为省会,下辖12府、7直隶州、3直隶厅,共158个州县,其地理范围包括今天的河北省,北京市周边区县,辽宁省的建昌、阜新、建平三县,内蒙古自治区的绥东县、多伦县及赤峰市等地。1913年,直隶省会由天津迁至保定。1914年,北洋政府对直隶行政区划有所调整,辖津海、保定、大名及口北四道,共119县。[89]由于冯国璋督直的时间是在1912—1913年,因此,本书所述之“直隶”是指1912—1913年的直隶行政区域。“江苏”:1667年,江南省分置安徽和江苏两省,其中江苏省的地理范围包括今天的江苏全省及上海市。民元,江苏行政区划亦沿袭清朝旧制。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江苏省行政区划进行调整,在6、7月先后设置南京特别市和上海特别市,均直隶于国民政府行政院。[90]因本书以民初冯国璋督苏为主要研究对象,故而本书所论之“江苏”是指1912—1917年的江苏行政区域。

其次,本书从军政及民政治理的角度来审视冯国璋在直隶的统治。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考察:第一,冯国璋如何处理与顺直临时议会的关系;第二,冯国璋在督直期间采取了哪些措施来推行军政治理;第三,冯国璋作为直隶都督兼民政长在社会治理中面临哪些挑战,又是如何应对的?

再次,本书全面考察冯国璋在督苏期间对军政及民政治理的措施,主要是从三个层面进行了详细的探讨。第一,冯国璋在直隶都督任内衷心拥护袁世凯,反对国民党对抗中央的行为,并受命领兵南下平定二次革命。通过考察冯国璋在二次革命前后的表现,来探讨冯国璋出任江苏都督的原因。第二,冯国璋督苏面临哪些挑战,为了维护北洋派在江苏的统治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加强军政治理,改变军队混乱的局面。第三,冯国璋与江苏民政长官合作,采取多项措施推进社会治理,对诸如剿匪、禁烟及赈灾等措施进行了具体分析。

2.主要理论

本书除了采用现代化理论外,主要是运用现代国家治理理论来对冯国璋督直及督苏进行全面研究。目前,国内关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学术研究逐步展开。张长东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基于国家能力理论视角》一文对国家能力的概念和内涵、分类、决定因素及其演变进行了整理。何谓国家能力,西达·斯考切波认为,“国家能力是国家(通过)实行政策实行其目标的能力”;而米格代尔则认为“国家能力是指国家决定社会生活按何种秩序组织起来的能力,或者说国家领导人通过国家的计划、政策和行动来实现其改造社会的目标的能力”。对于国家能力的分类,按照米格代尔的观点,“国家能力分为提取、渗透、规制(调配社会关系)和分配(以特定方式配置或运营资源)四大能力”。虽然,决定不同类型的国家能力的因素不完全相同,但是“国家能力的基础是一个统一的主权、通过官僚机构和军队对领土进行控制、忠诚而训练有素的官员以及充分的财政资源”[91]。王绍光认为,国家能力是指国家将自身意志转化为现实的能力。[92]综合目前的相关研究成果而言,国家治理体系实质上是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管理制度体系,而治理能力则为执政者运用这些制度和机制来服务大众、推动社会发展的能力。张长东认为:现代化的国家能力具有两个维度:一是程度或者能力大小的维度,另一个维度则是国家专制性权力。同时,现代化的治理能力至少包含四个特征:(1)能力强大;(2)国家、市场、社会共治且相互赋权;(3)能力的多元化及各种能力间的协调;(4)基于制度化和法治化。

当前,我国正致力于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这就不仅需要进行相关的学术研究以提供理论指导,而且要对近代以来我国的国家治理能力的历史进程给予关注,以便提供在历史经验和教训上的参照。近些年来,已有学者对民初国家治理能力进行了探讨。如张华腾教授认为1912—1915年的北京政府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府,采取了许多维护国家统一的政策和措施,推行了一系列具有现代化导向的经济政策、法令、法规,大大促进了民初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93]邓亦武认为1912—1916年的北京政府是一个具有现代性导向又有专制特点的过渡性政府。袁世凯在建立专制统治的过程中,具有一套治国理念,即在政治上主张集权;在经济上发展资本主义;既从治国安邦的角度来重视现代文化教育的发展,又借助传统伦理道德来整合社会。总体上而言,袁世凯的统治既有专制集权的特色,又有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领域推行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策。[94]另外,学界对于民初地方政府的运作亦有相关研究。丁旭光主要从政治运作的角度考察了1912—1925年的广东省政府体制和统治方式的演化过程,梳理了民初广东省政府的制度建设、内部运作(统治方式)和不同统治集团操纵省政权的演变过程。[95]自元代设立行省制度以来,省级政权介于中央政府与基层地方政府的中枢点,承上启下,在政治运作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中央政府的执政能力强大与否,关键取决于省级政府能否有效执行中央的政策。民国初年,在实行西方民主共和政治的制度环境中,省级政府的治理能力如何,关乎北京政府能否顺利推进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策。因此,我们在对民初国家治理能力进行考察时,除了对中央政府要全面研究外,还有必要对省级政权甚至是县级基层政权的运作方式及其治理能力进行系统的分析。

何为“治理”?“英语中的‘治理’(governance)一词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其在英语国家出现的词源意义上的基本含义是确定的,即在特定范围内行使权威。它与统治(government)一词的用法交叉,并且主要用于与国家的公共事务相关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中。”[96]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诸多的学者和国际组织先后给“治理”进行过多种界定。任进认为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下的定义最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物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97]。自古以来,中国历代政权的统治都是从上而下的管理方式,借国家暴力机器为基础的威权政治来推行各项政策。而与之不同的是,在广大的乡村却有以士绅为主导的基层治理模式,即表现为“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98]。中国传统的治理模式在清末新政中逐步受到挑战,并向具有真正意义的“治理”方式转变。而这种转变在地方政府的运作尤其是省级政权及县级政权的管治方式上表现得比较明显。在清末新政中,地方有产阶层特别是一些著名的绅商积极参与政府的建言献策活动,以及积极加入咨议局参与各项活动,表现出积极的参政、议政态度。民国初期,在省级议会及县级议会中都有各地绅士的身影,他们成为推动民初地方政府治理转变的积极力量。民初政局动荡,社会矛盾尖锐,各级官员要想维护统治必须要“咨询民隐”,积极发动城乡士绅参与对社会的治理,以应对已经失范的社会秩序。应该说,民初地方政府的治理模式是中国由传统治理方式向具有现代性的国家治理能力转变的过渡性初始阶段。其中,它既保留了大量的传统治理方式的特点和手段,又蕴含有一些具有现代性治理能力的行为方式。本书尝试以冯国璋在直隶都督任内及督苏期间的历史活动为例,探讨民初省级地方政府在国家治理能力方面表现出来的传统性因素及现代性因素,以期深化对民初省级地方政权运作的认识。

3.研究方法

长期以来,学术界运用“革命史观”研究范式来开展北洋人物及北洋社会研究,全盘否定了北洋政府的统治。对此,我们应该思考北洋政府统治真的一无是处么?在1912—1916年的袁世凯统治时期抑或在1916年之后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从中央到地方的统治是否有合理之处,当政者采取了哪些措施来维护北洋政府的统治,其中有无值得肯定的地方?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我们既要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有所创新,又需要挖掘更多的新史料来做实证研究。随着时代进步和思想解放,越来越多的学者运用新理论和方法来开展北洋人物研究,从而在北洋人物研究中取得了新进展。在此情况下,如何把握北洋人物研究的分寸,避免翻案的嫌疑。对此,张华腾教授提出了研究北洋人物需要遵循的四大原则:第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原则;第二,民族独立和现代化的原则;第三,国家至上和民族利益的原则;第四,历史原则。[99]本书研究冯国璋督直及督苏的实践活动,将遵循以上四大原则,并运用历史学及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以现代化理论及国家治理理论为指导,以搜寻和整理的未刊资料及已经出版的文献资料为基础,对民初冯国璋督直及督苏的实践进行研究,以拓展冯国璋研究的领域,并认识到北洋历史人物的复杂性,从而深化北洋史研究。

4.研究重点及难点

本书主要对冯国璋在督直及督苏期间的治理措施展开研究。冯国璋在民初能有较大的历史影响,与他在督直及督苏期间推进地方治理,并取得一定成效密切相关。1912年9月8日,冯国璋被任命为直隶都督,年后又出任江苏都督,成为北洋集团的著名地方实力派人物。从1912年9月至1917年8月,冯国璋先后在直隶、江苏两地任职,执掌地方军政大权,成为北洋势力的中坚力量。在1916年10月底,冯国璋当选为中华民国副总统兼任江苏都督,在民初政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1917年8月,冯国璋离开南京北上出任代理大总统,并成为直系军阀的首领,是当时影响时局的关键性人物之一。目前相关研究主要是对冯国璋在清末军事现代化及民初政争中的表现进行探讨的较多,而对冯国璋督直及督苏的历史活动研究甚少。有鉴于此,本书对冯国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他在民初直隶都督任内及出任江苏都督(将军)、督军职务时的军政和民政治理举措。

本书将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讨论。

第一,冯国璋在清末北洋集团崛起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这既要考察冯国璋在北洋崛起过程中冯国璋的能力和素质,还要分析冯国璋在清末军事现代化中的贡献。

第二,冯国璋是如何对民初直隶进行治理的?冯国璋作为直隶都督兼民政长在军政和民政治理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取得了什么成效?

第三,冯国璋督苏时面临什么样的挑战,采取了哪些措施来控制江苏局势?另外,冯国璋又是如何与江苏民政长官合作,采取哪些社会治理的措施,取得了何种成效?

(二)资料收集与整理

1.目前有关冯国璋史料的现状

历史研究的首要前提是历史资料。当前,北洋人物研究的首要障碍是资料缺乏,“除了袁世凯、徐世昌、陈璧、周学熙等人的资料外,其他人物如段祺瑞、冯国璋等军人的资料非常少,这是制约北洋集团兴起研究的重要因素”[100]。冯国璋的资料在清末固然如此,民初亦然。长期以来,学界开展对冯国璋研究重复性的论述较多,最大的困难就在于有关冯国璋的资料零散,一直缺乏相关资料的整理。目前有关冯国璋史料的现状表现为以下几点。

首先是已出版的文史资料较少。由于有关冯国璋的史料汇编长期欠缺,其较为集中的一点资料仅见为一些近代史资料及文史资料的记录。比较集中的是由近代史资料编辑部吉迪辑录的有关冯国璋史料,最早可见于1962年第1期《近代史资料》出版《冯国璋收电簿》,主要是冯国璋在二次革命期间进攻江宁所收电报,其中有袁世凯布置作战的命令,有第二军进军情况,有对讨袁军作战的报告,都是关于赣宁讨袁之役的原始文件。1979年第3期(总40号)中的《冯国璋往来函电》,主要涉及冯国璋在任副总统、大总统期间的部分函电。1983年2月(总第45号)出版的《大树堂来鸿集》为冯国璋所藏信札,时间为1911—1919年,内容涉及较广:既有冯国璋在洪宪帝制前后与袁世凯的矛盾及冯国璋的政治野心,还有冯国璋关于对德绝交和讨伐张勋复辟的情况,亦有直皖两系之间的矛盾。此外,还有些零散的史料如由吉迪所注《袁克定致冯国璋函》,内容关涉辛亥革命时朱芾煌由袁克定派赴武汉活动,却为冯国璋所拘留。袁克定遂致函冯国璋,要求释放朱芾煌。[101]冯国璋作为近代重要的历史人物之一,在文史资料中多有记述。其中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主要是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如恽宝惠:《辛亥冯国璋接统禁卫军后的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3卷,第9辑);恽宝惠:《我所知道的冯国璋》;冯家迈:《回忆我的父亲冯国璋》(《文史资料存稿选编》1);冯耿光:《谈冯国璋二三事》(《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等。

其次是大型史料丛书缺失。目前,北洋军阀史料主要有来新夏主编的《北洋军阀》、章伯锋、李宗一主编的《北洋军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主编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以及《北洋政府档案》等大型史料丛书。天津档案馆编辑出版的《北洋军阀史料》已经出版有袁世凯卷、徐世昌卷、黎元洪卷及吴景濂卷等。曾经作为民初五位总统之一的冯国璋一直没有集中的史料问世,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相关研究。对冯国璋的研究只能在已经出版的大型史料丛书中搜寻相关史料。冯国璋广泛参与民初诸多重大的政争,在各种史料中都有一定的记录,这就需要研究者深入而广泛地梳理,条分缕析,才能打破资料制约的瓶颈。

再次是报刊资料零碎。冯国璋的历史活动丰富多彩,既有军事活动,亦有政治争斗。冯国璋的履历亦相当丰富,从禁卫军总统官到出任直隶都督再到督理江苏军政,成为名重一时的“长江三都”之首领,并以江苏为基地参与全国政争,既反袁称帝,讨伐张勋复辟,又先后参与“府院之争”,从副总统到出任代理大总统,冯国璋的往来函电及重要申明及其活动记录均可在同时期的报刊上窥见。如在《申报》《民国日报》《时报》《中华新报》《天津益世报》等报刊上都有冯国璋的各种报道,但是较多的关涉冯国璋与民初政局的内容,特别是袁世凯洪宪帝制发生后至冯国璋代理大总统下台的数年间,由于冯国璋一直处于政争的旋涡当中,媒体对冯国璋的相关报道较为常见。然而,对于冯国璋在清末及民初督直及督苏的报道则并不多见。

2.本书对相关史料的运用

笔者撰写《冯国璋督直及督苏研究》遇到的首要问题是现有研究资料严重不足。为了搜寻冯国璋的相关资料,笔者先后多次前往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及天津图书馆挖掘未刊资料。同时,笔者还经常前往南京图书馆及南京大学图书馆寻找资料,此外还借助上海图书馆的资源来获得更多的研究资料。总体而言,本书主要收集、使用了以下几种资料。

(1)未刊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图书馆藏《冯国璋督直时公文稿》,是目前冯国璋研究中尚未被学界引起充分重视的重要档案文献资料。该《公文稿》分为《冯国璋存札》一册,《冯国璋督直时函电稿》一函六册及《冯国璋存公文函稿》一函四册。其中《冯国璋督直时函电稿》收集了冯国璋在直隶都督兼民政长任内,与中央政府、直隶各地方政府之间的函电,有冯国璋对直隶军政及民政等多方面的批示,还有冯国璋参与政治争斗并发表政见的函稿。因而,《冯国璋督直时函电稿》是本书对冯国璋督直时在军政及民政治理等方面进行研究的必备资料,对于本书的写作至关重要。同时,天津档案馆藏有冯国璋任直隶都督时就天津经济发展、社会治安等方面的问题与天津商会之间的函件,尚未公开出版,亦是本书对冯国璋督直研究的重要资料。此外,国家图书馆藏有冯国璋主编的《初级指挥官勤务教科书》(缩微胶卷)及古籍《河间冯公荣哀录》等资料是对冯国璋研究的重要补充史料。

(2)政府公报类资料。《冯国璋督直及督苏研究》还尽量采用《临时政府公报》、《政府公报》及《江苏省公报》等第一手资料。冯国璋在地方治理中,基本上是根据中央法令要求,在地方推行中央政策和命令,而这些材料常出现在《政府公报》中。冯国璋督苏时期的大政方针在《江苏省公报》上都有刊载,只是留存于今的北洋政府时期的《江苏省公报》不全。更为可惜的是1912—1916年间的《直隶公报》在国家图书馆及天津图书馆等多家图书馆均未有留存。

(3)档案类资料及文献汇编。如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出版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军事、政治等册中有关冯国璋开展地方治理的历史背景及其措施的记载。而冯国璋在督苏期间的军政治理措施在《北洋政府档案·江苏都督府及督军公署》资料中较为集中。天津档案馆出版的《北洋军阀天津档案史料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及《袁世凯天津档案资料选编》,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北洋军阀史料》、杜春和编辑的《北洋军阀史料选辑》、章伯锋和李宗一编辑的《北洋军阀(1912—1928)》(六卷本),及来新夏编辑的《北洋军阀》(四卷本)等资料都是本书重要的征引文献。此外,张侠等人编辑的《北洋陆军史料》及沈云龙编辑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等资料汇编为本书写作提供了重要资料支撑。

(4)《近代史资料》及文史资料杂志。除了前述有关冯国璋的近代史资料及文史资料外,本书还将天津、河北及江苏地方文史资料及地方志作为写作的资料补充,如《河北省志》、《江苏省志》、《北京文史资料》第64辑、《河间文史资料》(第3辑)、《天津历史资料》(第9期)、《民国阜宁县新志》、《江苏省志·国民党志》、《南通县志》等等。

(5)报纸及期刊。本书写作大量引用《申报》的相关报道,同时辅以其他报刊,如《天津益世报》《大公报》《盛京时报》《民国汇报》《法权杂志》《时事汇报》《国会丛报》《警务丛报》《东方杂志》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