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心理学

如果说弗洛伊德的心理动力学明显偏离Wundt和James的功能和结构概念，心理学的行为和认知方法，则在某种意义上希望重新建立心理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的早期关系。如前所述，这一关系（即心理学第二大主要力量）的主要建设者包括行为心理学家Ivan Pavlov、John B. Watson和B. F.Skinner，以及认知心理学家Ulric Nasser和Noam Chomsky。

尽管Pavlov与Wundt、James和弗洛伊德处于同一时代，但他从未关注哲学的结构和功能方面或者心理疾病的心理动力缓解等领域；相反，他几乎纯属偶然地开始研究“调节”人类反应的可识别刺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可假定人类行为出于本能——即对某些刺激的特定心理生理反应结果，而不是对刺激的有意识或潜意识理解。几乎所有读者都知道，“给狗喂食之前摇铃”是验证这种趋向的最佳方式。Pavlov发现响铃本身或者任意一种听觉刺激（包括口哨或音叉）都会引起狗的唾液腺工作，因此，导致唾液分泌的原因并非进食行为或喂食活动本身，而是狗对二级刺激的条件反射。他的另一个同等重要的研究重点是，令人难以承受的感觉、压力或痛苦（即过度刺激）会在生理上和精神上导致主体“停工”。这种反应（称为超限抑制或TMI）并非以同等方式发生于所有主体当中；相反，除刺激本身之外，条件反射还取决于主体的“天性”。荣格继承了Pavlov的研究，专注于研究内向性格和外向性格之间的本质区别，而前者更易受上述超负荷情况的影响。

就像在其之前的Pavlov一样，John B. Watson也试图重建心理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联系，使心理学研究远离“心灵深处”，并转向对显性人类和动物行为的观察。此外，他还认为更好地理解主导动物行为（包括但不限于人类行为）的机制，可对人类行为施加更有效的控制。他的研究既不涉及形而上学，也不涉及潜意识，而是认为行为存在主观基础，可以基于共同利益和个体利益进行解读与引导。

B. F. Skinner沿着上述研究方向继续前行，进一步研究某些行为的后果，以及此类后果影响或“强化”某些行为的方式。这一研究方向致使其专注于环境控制方面的研究，特别是环境对于婴儿的影响和控制。在充分考虑了遗传因素于成长中的作用的前提下，他直接探讨比较了后天培养的力量与先天的力量，认为人类是其所处生活条件的生动体现，我们通过改变这些条件再现最理想的结果。

20世纪早期，行为主义成为心理学主要分支，其地位一直保持到20世纪50年代。该分支对教练学做出大量贡献，包括用于控制外显行为的各种模型和方法，以及对外界刺激如何调节外显行为的研究。教练从业者还用各种方法进行意识思维、目标导向、强化和行为修正。Peltier指出，后者并不是指防止“不良”行为，而是指“行为干预与心中的目标共同作用。检查目标达成进度，并根据进展情况对实验进行调整”。

应当注意的是，在借鉴行为主义思想的过程中，教练从业者感觉没有必要将自己与早期心理学各种力量割裂开来（主要是心理学后期的各种力量）。这种包容性使教练从业者区别于心理学主要力量范畴内的大多数从业者，每种力量的出现都是对先前模式可感知失效的回应。Skiffington和Zeus认识到这种趋势后指出：

尽管弗洛伊德的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仍旧与文学和艺术保持一定的联系，他对个人自我认识和成长的强调在主流心理学中的地位日益受到行为主义理论的挑战。行为学派（主要相关者包括Pavlov、Watson和Skinner）于20世纪20年代提出：我们研究的只是外显行为，以及外界刺激对其进行控制或调节的方式。

行为学派对教练学的另一项重要影响就是：改变的机会通常是客户个人或职业生活中重要情感事件的结果，客户的响应打开了行为变化的大门。下面是Skiffington和Zeus列出的行为教练所制定的部分发展目标：

1.过真实的生活；

2.寻找新的目的和意义；

3.促进自我认识；

4.提升自我责任；

5.提升自我价值感；

6.提升情感的自我调节；

7.培养一种控制感；

8.增加喜悦和快乐的源泉；

9.更充实地活在当下；

10.回顾人生成就和目标；

11.设定现实而有意义的目标。

Peltier指出，上述目标并不一定是个人目标，也可以是组织目标，并特别论述了Fred Luthans的研究（通过他所谓的“组织行为修正”将行为主义者的研究转换为管理模式和语言）。如今，此类模式被教练组织和个人所广泛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