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如何起死回生: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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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公共领域与知识分子

第一章 重建社会重心: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社会

在漫长两千年的古代历史之中,中国士大夫作为四民之首,曾经是社会与国家的中枢,在朝辅助帝王共治天下,在野作为地方精英领导民间社会。士大夫阶层成为最有影响、举足轻重的社会重心。那么,到了现代以后,当传统士大夫逐渐自我演变为现代知识分子以后,其社会政治影响究竟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是继续成为社会的重心,还是被社会边缘化了?关于这些问题,近年来学界有不少讨论。其中,最有影响的当数余英时先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一文,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 《二十一世纪》(香港),1991年8月号。他所提出的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断被边缘化的看法,得到了相当多的认同和回应。关于对知识分子的边缘化问题,比较有价值的进一步研究有王汎森:《近代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转变》,载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联经出版公司(台北)2003年版;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载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余先生的看法固然有其道理,道出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下行的一般趋势,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到,这一下行趋势,并非知识分子的全盘溃败,相反地,现代知识分子比较起传统士大夫,在文化上的影响力不仅没有下滑,反而有很大的提升。

张灏先生在《中国现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一文中指出:“现代知识分子就其人数而论,当然不能与传统士绅阶层相比,但他们对文化思想的影响力绝不下于士绅阶层。……转型时代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他们是游离无根,在政治上,他们是边缘人物(余英时的话),在文化上,他们却是影响极大的精英阶层。所以要了解现代知识分子,一方面我们必须注意他们的政治边缘性和社会游离性,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他们的文化核心地位。”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灏:《时代的探索》,联经出版公司(台北)2004年版,第43页。事实上,这两种趋势在历史上乃是同时发生的:一方面是社会政治地位的下降,另一方面是文化影响力的提高。为什么这两种看起来似乎背离的现象会同时发生?个中又有什么样的内在关联?为什么掌握了舆论权力的中国知识分子,最后依然被边缘化?——这些问题,正是本章所要讨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