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现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

近些年来，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理论，与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理论一起，在国外学术界，特别是美国的中国研究学界，被尝试应用于明清以来的中国社会研究，但也引起不少争论。争论的焦点虽然集中在经验层面，但背后蕴涵着一个更深刻的理论问题：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是从欧洲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它既是一个经验的理想类型（idea type），又是一个诉诸于现实批判的乌托邦解放模式，这样的分析架构是否可以作跨文化的运用，同样适用于中国？换而言之，在现代性的历史过程之中，公共领域只是欧洲的一个特殊经验，还是有可能成为跨文化的普遍性模式？

关于这一问题，虽然有关争论有所涉及，但由于双方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背后的问题意识——政治合法性缺乏足够的体认，无法从这一途径入手检讨中国公共领域产生的历史可能性，因而依然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特别在中国学术界，由于对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这两个概念在理论上缺乏必要的分梳，对中国公共领域的研究被含混地包括在有关市民社会的讨论之中，除了个别的论文之外，基本没有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因而，至今为止对中国公共领域的研究仍然相当单薄，有必要从中国的经验之中给予回应。

本文拟从中国的政治合法性历史演变研究入手，以上海为例，分析现代中国城市的公共领域。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城市和乡镇的差别很大，现代的公共领域在结构和形态上也颇有不同，故本文主要探讨现代中国城市政治生活空间中的公共领域，其形成的思想本土渊源、历史形态和舆论功能，并通过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观念的比较，探讨现代中国的公共领域的普世性和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