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如果按照诗体来划分时代，那么从19世纪末到今天为止，可以称作自由诗的时代。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东方，自由诗的崛起都堪称最惊人的诗歌事件。在诗歌传统最为深远的国家，例如意大利和中国，也都可以看到诗人们冷落了彼特拉克曾经运用的十四行诗，或者杜甫“晚节渐于诗律细”的七言律诗。代替它们的是一种长长短短、没有定形的新形式，劳伦斯曾将其形容为野风：“没有始点没有终点，没有任何基质或者基点，它永远掠过……永远处在一个过程之中，自由自在。”[1]
自由诗本身就是一种风，一种从西欧吹起，同时向大西洋和亚洲吹拂的飓风。而它的源头，就在法国，具体说是巴黎。这座城市被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视为“19世纪的首都”，它在第二帝国和第三共和国成立初期，汇聚了为数众多的流浪艺术家和背井离乡的异国人。这些人成为后来著名的颓废主义、象征主义群体的主要成员。盛极一时的小酒馆麻醉了他们的理性精神，并助长了美学上藐视一切的态度。1881年出版自由法的颁行，让小期刊的洪流冲破了最后一个关隘，自由诗的时代，遂成为小期刊的黄金时代。自由诗的发动者、媒介、环境等各种条件都已经具备了，巴黎注定要成为象征主义及其自由诗的“首都”。
一 研究目的
自五四以来，很多中国文学家不但是遥远巴黎的观望者，也是法国前辈的同路人。从某种角度看，法国自由诗从一开始就是中国新诗现代性的主要元素。但对于法国的自由诗，我们知道多少呢？五四时期，以《新青年》《少年中国》等刊物为园地，曾经对自由诗有过热烈的译介。刘延陵、君彦等人都有象征主义自由诗的重要文章发表，可是这些文章不少被证实是译自英文书。[2]五四时期的中国学人只能利用国外已有研究，以求了解法国自由诗，就像在窗外看人家庭院，粗粗地见几分格局，却看不真切。一方面可以想见观者的急切之心，另一方面又折射多少无奈。
五四之后，穆木天、夏炎德、徐仲年等人先后出版法国文学史方面的书籍[3]，国人对象征主义的几位大诗人越来越熟悉，对自由诗的历史也有了新知，但是自由诗的问题与五四时期相比，不那么引人关注了。这背后诚然有抗战期间国人对民族形式更加留意的原因。新时期后，金丝燕、李建英才开始对法国自由诗的历史重新进行考古。法国象征主义自由诗的发生，已经过了一个世纪，可惜系统性的研究一直未能出现，这不仅让五四诗人的瞩望几乎落空，也让中国象征主义研究整体上止步不前。
本书写作的目的正在于此。不仅尝试系统理出象征主义自由诗的发生和流变的历史，而且希望打通美学、政治、传媒等与诗歌形式的关系。换言之，不仅试图呈现自由诗最初阶段的历史，也寻求分析自由诗的文化政治。不是将自由诗从它的文化背景中剥离出来，而是让它在这种背景中得以解释。即使只是初步实现这个目标，可能这对于中国新诗以及法国文学的研究都是有益的。因为未来更合适的研究者可以沿着这条简陋的道路，建立真正的大厦。
二 研究内容和方法
法国象征主义自由诗最初是以《风行》杂志为主阵地的。如果以迪雅尔丹（Édouard Dujardin）的《最初的自由诗诗人》一书所列出的作品为统计源，那么在1890年之前，超过90%的自由诗都发表在这个杂志上，由此可见它与自由诗的密切关系。《法国文学史·现代卷》指出，它（《风行》）“用它的印迹标出了一个时代，在法国诗史上这是真正浓墨重彩的一个时代”[4]。
因为自由诗最初的历史与这个杂志密切相关，所以研究这个杂志的文学活动，研究这个杂志与其他杂志的互动，就能把握自由诗历史的主体。本书的线索，就是1886年到1889年的《风行》杂志，中间的停刊期，以及1889—1896年的历史，可以补以其他的杂志。例如《独立评论》《瓦隆》《法兰西信使》。《风行》杂志只是本书的主线，并非全体。本书涉及的内容远超过当时任何一家杂志的范围。对另外的杂志的研究，并没有偏离《风行》杂志的关注点，因为它们的主要撰稿人大体上还是来自《风行》。《风行》就像一座灯塔，引来了其他的志同道合者。因而，可以把《风行》看作是一群刊物的代表。另外，本书并不只限于文学期刊的研究，以《风行》杂志撰稿人为主的诗人的理论和实践，也会在适当的章节中得到系统的分析和反思。
在方法上，对期刊的考察和比较，是众多将要利用的方法中的一种。这些其他的方法，可以借国外现有的著作说明。国外的象征主义研究已经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参考书，其中有一些是编年体的。例如康奈尔（Kenneth Cornell）1951年出版的《象征主义运动》（The Symbolist Movement），该书希望“从本源上追溯象征主义”[5]，更多地关注象征主义运动中的次要人物、期刊编辑的作用。其中的不少内容，涉及自由诗。从框架上看，该书的主体内容记录的是1885年到1900年间的诗学大事，材料翔实，系统性不足，可以看作是扩充版的象征主义年表。法语学者比耶特里（Roland Biétry）的《象征主义时期的诗学理论》（Les Théories poétiquesàl'époque symboliste），在材料上要更胜一筹，同样也采用了康奈尔的写作模式。这种模式长于事实的描述，但短于系统性的反思。本书虽然总体框架上仍然遵照时间顺序，但是更多考虑各种专题的设计。在这方面，佩尔（Henri Peyre）和巴拉基安（Anna Balakian）的著作可资借鉴。前者著有《什么是象征主义？》（Qu'es t-ce que le symbolisme？），后者著有与康奈尔同名的《象征主义运动》。他们要么围绕着重要的诗人，要么围绕着一些话题展开。这种研究虽然较为系统，但又有过多的抽象。这已经被概括为“五人小组研究”，得到了批评，笔者曾指出这种研究既排斥了许多重要的理论家和诗人，“也是对流派史实的背叛”[6]。
这两种不同的研究模式，一种重史实，一种重体系，可以互补。本书希望在写作中既能提供历史文献，又能有个人的解释。这是不是一种折中？折中很多时候可能会带来更大的缺陷，例如它既有损于材料，又在系统性上不充分。因而折中不一定是褒义词，它往往暗示了作者自身的举棋不定，缺乏识见。笔者尝试用视野相对主义来解决这种尴尬。佩尔和巴拉基安是着眼于象征主义运动的全体，而做出了相应的抽象。当将自由诗划分出几个阶段后，将视野放在每个阶段上，进而寻找出相关的专题来讨论，就能在保持一定的系统性的同时，又能描摹出整体的演变图貌。
中国读者如果能利用上面的几种书，基本上可以对象征主义自由诗的历史有较好的了解。本书的写作，在初期也曾从这些书中获得不少帮助，但是作为象征主义运动而非自由诗的研究，这四本书的篇幅和内容肯定是不足的。斯科特（Clive Scott）1990年曾出版《法国自由诗的兴起》（Vers Libre：The Emergence of Free Verse in France1886-1914），该书是值得参考的名著，对象征主义自由诗的起源和理论，都有所涉及。不过，该书偏重分析具体的诗作，不算是历史研究。2008年，缪拉（Michel Murat）的《自由诗》（Le Vers libre）问世，它是法国近二十年来最值得关注的。不过它重在对自由诗进行语言学的分析，似乎仍旧抱着本质主义的形式观，这是本书不愿为之的。
除了这两本自由诗的专著外，1922年东多（Mathurin M.Dondo）还出版过学位论文，标题为“自由诗：法国诗体的逻辑发展”（Vers Libre：A Logical Development of French Verse）。因为缺乏历史的眼光，该论文主要是对自由诗进行形式分析。2009年博斯基安-坎帕内（Catherine Boschian-Campaner）编辑了《自由诗面面观》（Le Vers libre dans tous sesétats），这是最新的自由诗论文选，在不少方面可以看到法国人的最新见解。
笔者无意对这些研究进行任何批评，相反，就像刚才说过的那样，这些研究都成为本书有价值的参考。可是，在纵向上考察理论和创作的兴衰演变，在横向上调查诗学、美学和政治关系的自由诗历史，在英美和法国都付诸阙如。这是个很大的缺憾，也是本书写作的初衷。读者可能不会因为已经有不少国外自由诗著作，而责怪这本书的出版。因为它不但有幸成为中国第一本象征主义自由诗的专著，而且在内容和方法上，是现有国外的书籍所不能代替的。
三 新的理念
在本书的姐妹篇《象征主义》中，笔者曾指出象征主义并没有固定的本质，它有的只是一些变动的特征。[7]这倒不是因为解构主义的去本质化对诗学研究有什么影响。早在《英美自由诗初期理论的谱系》一书中，意象主义与保守派的斗争就呈现出多种不同的自由诗理念。尽管很多保守的诗律家使用了多种其他的名称，但是他们的理论确实是自由诗大群体的构成部分。例如桂冠诗人布里奇斯（Robert Bridges）所说的“新弥尔顿音节风格”，以及艾肯（Conrad Aiken）的交响乐理论。如果说《英美自由诗初期理论的谱系》有什么真正的发现，这种发现就是自由诗并不是一个固定的诗体种类，它是多个种类构成的群体。如果用英文表示，自由诗最好叫作“free verses”，一个复数名词。就好像生物学中的科、属、种的分法，自由诗是科和属的单位，它下面有不同的种。因为种是多元的，本书并不寻求某个唯一的自由诗的定义。
无论是通过经验的概括，还是出于本质上的分析，定义自由诗都会带来很大的风险，即令它与诗歌的历史发生断裂。贝里（Eleanor Berry）是前者的代表，他也注意到自由诗是一个群体，为了便于给这个群体分类，它提出五个参照轴的标准，例如诗行的长度、诗行的整体性[8]。这种“科学”的方法，并不适用于诗学家，而是图书馆编目人员的工作。很难想象诗人在创作诗歌时，会考虑将他的形式归在哪五个目录之下。这是事后的标本学关注的问题，19世纪末期的自由诗创作是即时性的、瞬间性的，诗人们选择这种形式来传达情绪和心境，大多看中它非理性的特点。威泽瓦（Téodor de Wyzewa）曾表示，诗“必须放下传达抽象和明确的观念的关切”[9]，直觉的、无意识的创造活动最大限度地给自由诗做了辩护。同样，真正深入的研究需要面对自由诗的自发性，这种自发性就像花朵的香气，是拒绝事后的科学推理的。
缪拉是后者的代表。他的著作曾想寻找自由诗的本质。他使用的是语言学的方法，这种方法能给人一种客观、精确的印象，他似乎有理由把自由诗推进它的实验室。俄国形式主义者们早在一个世纪前也做过类似的工作，但还保留了对意义、声音的某种尊重，诗性的内容还可以听到，就像病人微弱的气息一样。缪拉走得更远了，他在《自由诗》中给出了这样的定义：
1.自由诗是话语的特殊语段产生的，是现代西方传统中写出的诗特有的。至于节奏单元，它是由长短变化的语段组成。
2.这种语段的特点是排版的习惯……[10]
没有人会质疑缪拉的定义。自由诗是“语段”构成的，不错，但一切语言文字皆然。其实早在公元2世纪的一本《论风格》的书中就出现了“语段”这个词，英译本译作“members”，但意思与缪拉使用的“segmentation”类似。这本书伪托为古希腊哲学家德默特里乌斯（Demetrius）所作，它想告诉人们，散文不同于诗体，它不是由韵律构成的，而是由语段构成的。[11]缪拉的观点渊源有自，不过，它的目的不是接近象征主义诗人，而是穿越千年时空，让人们坐在了罗马帝国的某个学者身边。
接近象征主义诗人，意味着要强调自由诗发挥的功能。正是因为象征主义诗人们对诗体有了新的要求，他们才会舍弃甚至对抗传统诗律。自由诗体现了诗人们对形式新功能的认识，也正是为了这种新功能，自由诗才会被使用。形式和它的主观对应物——诗人的情绪、心境——之间，存在着相互调整的关系。在文学观念发生重大变革的19世纪，在非理性的美学思潮下，面对着诗歌的非主题化，面对着传达无意识心理活动的需要，原来的浪漫主义诗歌形式，甚至巴纳斯派的形式，在象征主义诗人那里都不太合适了。重新恢复诗人内在经验与形式的对应关系，就成为每位诗人的焦虑。
这种形式的焦虑，带来了诗体上的进化论说。例如卡恩（Gustave Kahn）在他1897年诗选的序言中说：
经过了过度使用，这些形式像褪了色一样继续存在；它们丧失了最初的效果，在有能力更新它们的作家眼里，服从它们的规则毫无价值，他们清楚这些形式在经验上的起源和软弱无力。在任何时期，对于所有艺术的演化来说，这种现象都是颠扑不破的。[12]
进化论的新旧物种斗争说，赋予了自由诗极强的侵犯性。自由诗不再只是诗体探索的产物，更是新旧形式斗争的结果。采用它创作的诗人，多多少少会有新时代开辟者的自我认识。而在保守主义的诗人那里，自由诗成为反叛、粗暴的标签。
破坏旧的，还是维持它，这涉及法国诗人的文化立场。自由诗人除了表达功能之外，还应具有文化功能。这种功能主要不是理性上的，不是说诗人每次创作都要考虑自己的文化立场。它是内在化了的，成为诗人的集体无意识。诗人只要一开口，他作为革命的、自由的诗人，还是作为保守的、节制的诗人的姿态就已经显露了。在当时流派和小圈子层出不穷的巴黎，形式的文化功能是格外重要的，它涉及流派归属和价值斗争的核心问题。象征主义诗人以新文学、新形式的开拓者自居，而在巴纳斯诗人眼中，这却是离经叛道的罪证。一位叫吉勒（Valére Gille）的反对者曾说：
推动自由诗主义者装出一副改革家的样子的，并不是新的需要，而只是诗歌才能的衰落，正是它将自由诗主义者们带向了散文。他们的情感粗野而躁动，未经纯化，借助于思想的活动而以自由流动自居，它们破坏了和谐的形式，激荡不安地在实际的生活领域中流传开来。[13]
这种观点就是对自由诗进行的文化裁判。适度的、规则的形式观代表的是古典主义诗学的信仰，它难免要与自由诗发生对抗。
教育和艺术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思想，但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活动也非常活跃，象征主义诗人表面上是远离政治的人，实际上每个人都不得不在左翼和右翼群体之间选择。布朗热事件和德累福斯事件像一双巨大的手，把法国社会撕裂了，同时也让人们看清每个公共人物的阶级和政治立场。自由诗势必具有这个时期的政治功能。一般而言，使用自由诗的多为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是政府中的右翼；而肯定格律诗的，往往是民族主义者、共和派，是政府中的左翼。麦吉尼斯（Patrick McGuinness）曾在研究莫拉斯（Charles Maurras）时说：“莫拉斯将形式的问题——浪漫主义的基本的混乱、古典主义的明晰和对称，颂诗与自由诗的对抗——与文化传统、政治意识形态、种族和民族性联系了起来。”[14]确实，莫拉斯眼中的自由诗诗人，就是文学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因而使用自由诗，折射出诗人与共和国政体、与工人运动的亲疏程度。19世纪90年代，无政府主义者多次发动炸弹袭击，试图造成共和派政府的垮台，恐怕只有听到过爆炸声的诗人，才能真切地体会到运用自由诗还是格律诗写作背后表达的政治姿态。
表达功能、文化功能、政治功能，这就是象征主义自由诗具有的三大功能。诗人革新旧形式走到什么地步，为什么要革新或者保守旧形式，通过这三个功能就能比较深入地给予解释。本书放弃给自由诗下定义的原因也在于此。因为本身并没有自由诗的本质，不存在一种形式的磁铁，它令所有的象征主义诗人都努力地接近它。相反，诗人们从不同的功能出发，造就了不同的自由诗。自由诗的历史是动态的、随时变化的。
[1] David Herbert Lawrence，New Poems，New York：B.W.Huebsch，1920，p.v.
[2] 参见拙作《走出“肤浅”与“贫乏”：五四时期象征主义诗学论著辨正》，《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3] 例如1935年穆木天编译的《法国文学史》，1936年夏炎德编译的《法兰西文学史》，1946年徐仲年著的《法国文学的主要思潮》。
[4] Patrick Berthier & Michel Jarrety，Histoire de la France littéraire：modernités，Paris：PUF，2006，p.718.
[5] Kenneth Cornell，The Symbolist Movement，Hamden，Connecticut：Archon Books，1970，p.vii.
[6] 李国辉：《当代象征主义流派研究的困境和出路》，《台州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
[7] 参见拙作《象征主义·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
[8] Eleanor Berry，“The Free Verse Spectrum”，College English，Vol.59，No.8，December 1997，p.882.
[9] Téodor de Wyzewa，“Les Livres”，La Revue indépendante，Vol.3，No.7，mai 1887，p.196.
[10] Michel Murat，Le Vers libre，Paris：Honoré Champion，2008，p.34.
[11] Demetrius，Demetrius on Style，trans.T.A.Moxon，London：Everyman's Library，1941，p.199.
[12] Gustave Kahn，Premier Poèmes，Paris：Société de Mercure de France，1897，p.23.
[13] Valére Gille，“Les Verslibristes”，La Jeune belgique，Vol.14，No.5，mai 1895，p.221.
[14] Patrick McGuinness，Poetry&Radical Politics in fin de siècle Fra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9，p.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