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述评
希尼诗作的传播经历了由爱尔兰到英格兰，到大洋彼岸的美国，再到世界各地（包括中国）的空间顺序。费伯出版社（Faber & Faber）为希尼诗作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希尼的所有诗作均由此出版社发行，除1983年的《一封公开信》外）。
一 国外研究现状
随着诗人1966年第一本诗集《自然主义者之死》的出版，国外学界对希尼的研究已经开始。初期对希尼诗作的研究主要是在爱尔兰文学传统和英国文学传统中进行，大多体现为与其他诗人的对比研究。随着希尼诗歌写作的成熟和诗人在诗坛地位的日益上升，涌现出一批研究希尼的专著。在国外学界，希尼及其诗作也成为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博士论文选题的“宠儿”。
（一）民族身份问题研究。第一，与爱尔兰作家的比较研究。希尼与爱尔兰诗人的对比突出在爱尔兰民族矛盾和宗教冲突中身份认同与身份构建，诗歌中多选取具有爱尔兰特色和民族隐喻的意象。从20世纪60年代参加“贝尔法斯特小组”（Belfast Group）起，迈克·朗利（Michael Longley）和希尼在生活和写作方面有许多交集。在 Poetry and Peace: Michael Longley,Seamus Heaney,and Northern Ireland一书中，理查德·兰金·拉塞尔（Richard Rankin Russell）指出，两位诗人通过文化空间、宗教空间等想象空间的创造在北爱纷争中保持了诗歌的独立性，突出其诗人身份。同时，空间的创造有利于北爱矛盾双方的文化对话和宗教对话，促进了北爱和平进程。[12]佩吉·奥布赖恩（Peggy O'Brien）在Writing Lough Derg: From William Carleton to Seamus Heaney中考察了爱尔兰作家威廉·卡尔顿（William Carleton）、丹尼斯·德夫林（Denis Devlin）、帕特里克·卡瓦纳（Patrick Kavanagh）、谢默斯·希尼对贝格湖（Lough Derg）的文学呈现。笔者考察了贝格湖在不同历史时期在爱尔兰民众和天主教教徒中的精神作用，并通过贝格湖呈现了诗人的爱尔兰身份。[13]希尼与爱尔兰作家的比较研究几乎没有脱离爱尔兰历史、民族和身份的话题，是社会历史环境在艺术作品中的表现，也反映了文学与历史、社会现实之间的联系。第二，希尼与其他国家诗人的比较研究。与波兰等东欧国家诗人的对比，突出希尼和这些诗人共同的生活境遇和国家命运，希尼肯定东欧诗人在诗作中既保持诗歌的审美性又观照国内政治语境的诗歌，且也广泛阅读了这些诗人的诗作，并在创作中加以借鉴。在著作Knowing One's Place in Contemporary Irish and Polish Poetry: Zagajewski,Mahon,Heaney,Hartwig中，马达莱娜·凯（Magdalena Kay）分别选取了来自爱尔兰的诗人希尼、马洪（Mahon）和来自波兰的扎加耶夫斯基（Zagajewski）、哈特维希（Hartwig）的诗歌作为研究对象，指出四位诗人通过诗歌在民族矛盾和宗教冲突中对身份认同的探寻。[14]在Kay的另一部著作In Gratitude for All the Gifts: Seamus Heaney and Eastern Europe中，她研究了希尼与20世纪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与兹比格纽·赫伯特（Zbigniew Herbert）之间的文化和文学联系。[15]第三，希尼研究专著。布莱克·莫里森（Blake Morrison）的 Seamus Heaney是第一本以专著的形式研究希尼的著作。该书出版于1982年，分析了希尼从《一个自然主义者之死》到《野外工作》的六本诗集。作者认为希尼诗歌的文化身份具有复杂性，他的诗歌挖掘着爱尔兰的根，同时又存在着超越这种复杂性的叛逆因素。[16]托马斯C.福斯特（Thomas C.Foster）的Seamus Heaney以希尼作品创作的年份为顺序，分析了诗人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创作倾向。他认为，诗人的创作经历了从早期的“乌斯特诗人”—手工匠—成熟—回归大地—遭遇鬼魂—“面对生活，面对死亡”这一心路历程的发展变化。[17]尤金·奥布莱恩（Eugene O'Brien）的Seamus Heaney and the Place of Writing侧重于从文化和身份方面对希尼的创作进行把握，将诗人创作置放在爱尔兰复杂的社会政治现实之下审视，从而把握诗人创作的深层内涵。[18]另一著作 Seamus Heaney: Searches for Answers围绕希尼对自己身份追寻的问题“诗歌何为？诗人何以为？”展开讨论，认为希尼的诗歌以其智慧的形式跨越了自我和政治语境，在自我和他者的语境中构建了多元的、复杂的以及流动的爱尔兰性，形成一个流动和开放的空间。[19]第四，希尼研究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截至2015年4月，在ProQuest学位论文库中输入关键词“Seamus Heaney”，共搜索到22篇博士论文，时间跨度从1982年到2012年，既有单独研究希尼诗作的论文，也有就某一主题的希尼与其他诗人的对比研究。约翰F.希利（John F.Healy）的博士论文“From Mossbawn to Station Island: A Sense of Place in Seamus Heaney's Poetry”以希尼诗作中的地点为研究对象，认为地点及地方不再是单纯的地理意义上的位置的指称，诗作中地点的移动、地方的变化体现了诗人文学遗产的痕迹，实现了归属感，联系了诗人身份与家园。在希尼的诗作中，地方代表了其诗歌创作的模糊性、诗人身份认同的不稳定性以及对故土归属感的不确定性。[20]托马斯·乔治·麦奎尔（Thomas George McGuire）的论文“Seamus Heaney and the Poetics of Violence”考察了在爱尔兰现实语境下希尼诗歌中的暴力诗学。1969年北爱冲突的爆发使爱尔兰社会孕育了“暴力的胚胎”。希尼受此影响，在诗集中呈现了不同民族和不同教派之间的暴力冲突。在论文中，作者定义了暴力、后殖民、暴力诗学等重要概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21]萨拉J.迪尤尔登（Sarah J.Duerden）的论文“Ungoverning the Lyric Tongue: The Public Poetry of Seamus Heaney”聚焦于希尼的公共诗歌，把诗人和族群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强调面对集体的危难时诗人的价值和作用：尽力满足公众对诗人的期待和要求，但又不沦为政治的传声筒和奴隶。[22]第五，希尼研究合集和访谈录。尼尔·科科伦（Neil Corcoran）的The Poetry of Seamus Heaney: A Critical Study于1986年出版，在对希尼诗歌研究的基础上，增加了对希尼译作和散文的研究。[23]贾森·戴维·霍尔（Jason David Hall）在Seamus Heaney: Poet,Critic,Translator 中收录了12篇有关希尼研究的论文，包括对希尼诗歌、翻译作品和散文的全方位研究。[24]伯纳德·奥多诺休（Bernard O'Donoghue）编撰的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eamus Heaney《谢默斯·希尼剑桥指南》一书收录了国外著名希尼诗歌研究专家撰写的13篇文章，详细介绍了希尼生平、诗歌创作生涯及其诗作在爱尔兰、英国乃至世界的传播和接受度。同时从各个方面对希尼诗歌创作做出分析和评价，涉及希尼诗歌创作的方方面面，是希尼研究入门的好著作。[25]迈克尔·艾伦（Michael Allen）的Seamus Heaney（《谢默斯·希尼》）收录了国外希尼研究的15篇文章，表明了这一时期学界对希尼研究的极大关注。文章中既有对某一诗集的述评，也有对整体创作的评价，是较好的希尼研究资料。[26]希尼访谈录Stepping Stone: Interviews With Seamus Heaney由丹尼斯·奥德里斯科尔（Dennis O'Driscoll）出版，该书提供了“自传式”的希尼诗歌介绍，以及与诗歌创作相关的生平介绍，捕捉了许多希尼诗歌创作的灵感和瞬间，记录了诗人艺术创作的心路历程。[27]
（二）诗歌艺术研究。贾森·戴维·霍尔（Jason David Hall）在著作Seamus Heaney's Rhythmic Contract 中考察了在“贝尔法斯特小组”和20世纪中叶英国诗歌传统以及美国诗歌影响下希尼诗作中的韵律和音节，同时指出韵律和音节等诗歌技巧背后希尼想要与读者交流的愿望，并通过音节和韵律与读者“立约”。[28]海伦·文德勒（Helen Vendler）在她的著作Seamus Heaney中分了七个部分分别研究了诗集《一个自然主义者之死》《通往黑暗之门》和《在外过冬》中的“匿名性”;《北方》中的考古学因素；《野外工作》中的人类学内容；《斯特森岛》中的“第二自我”;《山楂灯笼》中的寓意传统；《幻视》中的“空虚”和“后灾难”的角度审视《酒精水准仪》。[29]迈克尔·卡瓦纳（Michael Cavanagh）的著作 Professing Poetry: Seamus Heaney's Poetics 侧重于表现作为诗人的希尼，呈现了希尼的诗学思想和其诗歌中独特审美性。[30]托尼·卡蒂斯（Tony Cartis）编的The Art of Seamus Heaney[31]、迈克尔·帕克（Michael Parker）的 Seamus Heaney: The Making of the Poet[32]以及伯纳德·奥多诺休（Bernard O'Donoghue）的Seamus Heaney and the Language of Poetry[33]，从希尼的诗歌艺术方面进行探讨，研究其艺术上的感染力，将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上升为美。苏珊·玛丽·米勒（Susan Marie Miller）的论文“The Feeling of Knowing: A Modern Poetics of Conviction”把希尼与杰勒德·曼利·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哈代、叶芝、A.R.安蒙斯（A.R.Ammons）等诗人并置，考察了其诗作中通过语言表现的信仰。希尼在诗歌中通过隐喻、幻想和想象中来实现启发和顿悟。[34]康纳尔·麦卡锡（Conor McCarthy）的著作Seamus Heaney and Medieval Poetry以希尼四部诗作[Sweeney Astray（1983）,Station Island（1984）,Beowulf（1999）,The Testament of Cresseid（2004）]中的中世纪元素为分析对象，考察希尼在创作中对中世纪时期语言的运用，以此希尼通过借用历史表达对当代社会现实危机的关注。[35]托马斯·韦斯利·戴维斯（Thomas Wesley Davis）的论文“The New Thinking About Loss: Language,History and Landscape in Poetry After Modernism”考察了现代主义之后诗歌的语言和形式，重新考虑在文化意识增长、语言隐晦地表现自然和社会现象的语境中诗歌的功能。当代诗人在诗歌中对词语的语源、多义现象等的关注使诗歌更多地体现了“被隐藏”的个人、社会和政治生活。鉴于社会现实的压力，希尼在诗歌创作中通过语言艺术来平衡社会责任和诗歌的审美性，这样，语言本身就成了社会纠正的力量，诗人在诗歌创作和社会责任中找到了新的平衡点。[36]
（三）生态研究。苏珊娜·利德斯特罗姆（Susanna Lidstrom）在著作Nature,Environment and Poetry: Ecocriticism and the poetics of Seamus Heaney and Ted Hughes中从语言与生态、自然与宗教、人类和动物、历史与记忆等关系考察了希尼和泰德的生态观，呈现了他们诗作中体现的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和生态问题。[37]唐纳·波茨（Donna L.Potts）的著作Contemporary Irish Poetry and the Pastoral Tradition共六章，分别考察了爱尔兰当代诗人约翰·蒙塔古（John Montague）、谢默斯·希尼、迈克·朗利、依婉·博兰（Eavan Boland）、默夫·麦古今（Medbh McGuckian）和怒亚拉·尼·多姆内尔（Nuala Ni Dhomhnail）六位诗人诗歌中的田园传统，提出在北爱尔兰的现实语境中，诗歌中的田园描写成为逃离北爱纷争的“避难所”。每一位诗人对田园传统既继承又发展，在诗歌中突出了自己的特色。描写希尼诗歌中田园传统的章节以“‘The God in the Tree': Seamus Heaney and the Pastoral Tradition”命名，指出希尼在诗歌中的田园描写具有对田园传统的继承，呈现了具有浓厚田园传统的家乡莫斯巴恩（Mossbawn）、安那莪瑞什（Anahorish），但希尼诗歌中的田园描写却更加复杂。他在诗歌中想象的田园描写不仅仅是对现有秩序的抵制，更表达了希望建立超越二元对立的新秩序的愿望。希尼的田园描写和人的心理活动紧密相关，他关于身份的选择亦在田园景观的描写中得到体现。[38]乌尔夫·柯基多弗（Ulf Kirchdorfer）的论文“Animals and Animal imagery in the poetry of Elizabeth Bishop and Seamus Heaney”考察了希尼和毕晓普两位诗人的诗歌中的动物意象，由此分析了诗歌主题、技巧和成就。希尼诗歌中的动物意象表达了田园主题，呈现了对爱尔兰政治及其与艺术创作之间的矛盾的关注，处理了“自我”与“爱尔兰”的关系。[39]蒂莫西·温策尔（Timothy Wenzell）的论文“Emerald Green: An Eco-critical Study of Irish Literature”以时间顺序梳理了爱尔兰文学中的自然世界，赋予爱尔兰文化和社会以自然价值。希尼诗作中的自然景观及其翻译作品《疯狂的斯威尼》也是本书的研究对象。该研究致力于让读者意识到爱尔兰自然景观的文化和社会价值，呼吁保护环境，保存爱尔兰特有的景观财富。[40]
（四）宗教研究。在Passage to the Center: Imagination and the Sacred in the Poetry of Seamus Heaney中，丹尼尔·托宾（Daniel Tobin）从宗教的视角研究希尼的诗歌（主要是《幻视》和《酒精水准仪》两部诗集）。托宾认为，希尼的诗歌都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是诗人处理自身和地域关系的想象的边界。同时，作者把希尼的诗作置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中使文明世俗化，为了解希尼的诗作提供了新的视角。[41]约翰·F.德斯蒙德（John F.Desmond）的著作Gravity and Grace: Seamus Heaney and the Force of Light中，从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和西蒙娜·韦尔（Simone Weil）的角度分析希尼诗歌中的基督教元素和超验色彩。[42]
（五）心理研究。乔伊·罗斯玛丽·阿特菲尔德（Joy Rosemary Atfield）在A Jungian Reading of Selected Poems of Seamus Heaney中用荣格的心理学理论分析希尼的诗歌，拓宽了希尼研究。希尼宣称自己是“宗教上的荣格主义者”，在一些采访和评论集用到“意识”“无意识”等一些荣格提出的心理学术语。著作考察了荣格的心理学理论在希尼诗作中的表达，呈现了诗人个人、诗歌审美性和政治语境之间的联系。[43]
（六）神话研究。卡伦·玛格丽特·莫洛尼（Karen Marguerite Moloney）在Seamus Heaney and the Emblems of Hope中，以国王斯威尼的故事为中心分析了希尼在诗歌创作中使用的盖尔神话、王权的隐喻和婚礼的隐喻，纠正了以往批评中过分强调婚礼隐和喻牺牲主题而忽略了其积极的象征，揭露了希尼诗歌对女神原型和生殖力的尊重。[44]
综上所述，国外希尼诗作研究主要呈现以下特点：第一，对希尼诗作的研究都围绕诗人身份选择和北爱的现实语境。学界对希尼诗歌的阐释方式和主题有变化和更新，但最终的落脚点都是身份问题，这也成为希尼研究必须解决的问题。第二，国外对希尼与其他诗人的比较研究较兴盛，有与爱尔兰诗人的比较、与英国诗人的比较以及与东欧国家诗人的比较，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界对希尼诗作的接受程度和其诗歌创作与世界文学创作的关联度。第三，1995年希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事件推动了希尼研究的全方位的发展。1995年以后，希尼研究的著作、学位论文、期刊论文在数量上有较大的增长，同时研究视野和范围更开阔，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了希尼研究。第四，西方学界的希尼研究保持了与时俱进的态势，在不同阶段的希尼研究中都可以看到这一阶段的理论热点。
在国外研究中，关于希尼的身份研究以及平衡现实责任与艺术独立性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理查德·兰金·拉塞尔（Richard Rankin Russell）的著作Poetry and Peace: Michael Longley,Seamus Heaney,and Northern Ireland和尤金·奥布莱恩（Eugene O'Brien）的著作 Seamus Heaney: Searches for Answers，以诗歌与政治、地方以及语言的关系为出发点，构建多元、复杂以及流动的爱尔兰性，形成不同矛盾体之间交流和对话的想象空间和力量的场域（the Field of Force）。唐纳·波茨（Donna L.Potts）在Contemporary Irish Poetry and the Pastoral Tradition中涉及了希尼诗歌中田园传统，提出在北爱尔兰的现实语境中，诗歌中的田园描写成为逃离北爱纷争的“避难所”，并把希尼诗歌中的田园描写与人的心理活动和身份的选择紧密联系。佩吉·奥布赖恩（Peggy O'Brien）在Writing Lough Derg: From William Carleton to Seamus Heaney中考察了希尼诗歌中贝格湖（Lough Derg）这一自然景观意象的文学呈现，但是其侧重于阐述贝格湖在爱尔兰人心中的神圣形象及其精神象征，并未上升到景观及其在身份建构中的重要意义的层面来阐述。在著作Nature,Environment and Poetry: Ecocriticism and the poetics of Seamus Heaney and Ted Hughes中，苏珊娜·利德斯特罗姆（Susanna Lidstrom）考察了希尼和休斯的诗作中语言与生态、历史与记忆等关系，但重点在于呈现希尼和泰德的生态观，以及他们诗作中体现的人类生态危机和生态问题。康纳尔·麦卡锡（Conor McCarthy）的著作Seamus Heaney and Medieval Poetry涉及希尼的创作语言，但主要分析了希尼在创作中对中世纪时期语言的运用，以此展现希尼通过借用历史表达对当代社会现实危机的关注。诗人谢默斯·希尼在国外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对于本书来说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特别是学者拉塞尔、奥布莱恩和波茨的研究，但拉塞尔和奥布莱恩在想象空间和力量场域的构建过程中，均未注意到希尼诗作中通过记忆、历史和语言呈现的景观以及景观在希尼多元身份构建中的意义和作用，而波茨的研究仅仅包括了希尼诗歌中的一部分自然田园景观，由于篇幅等原因（文中涉及北爱尔兰的六位诗人）忽略了具有更深含义的劳作景观、历史景观、语言景观等，为本书的深入研究留下了空间。
二 国内研究现状
谢默斯·希尼在中国也同样受学者的关注，尤其在199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备受青睐。在国内，对诗人希尼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译介希尼的诗作。早在1986年，由袁可嘉先生翻译的五首希尼的诗歌刊登在《世界文学》第1期“当代外国诗歌专辑”中，由此，希尼的作品慢慢进入中国读者视野。1989年，王希苏翻译的《挖掘》一诗刊登在《当代外国文学》第1期。1991年《世界文学》第2期刊登了傅浩翻译的六首诗作及文章《分裂与统一——西穆斯·希内及其诗歌简介》。希尼在199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促进了希尼作品在中国的译介。1996年，《外国文学》推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谢默斯·希尼特辑”，译介了许多首诗歌。至此，希尼诗歌在中国的译介主要是文学类期刊。2001年，吴德安编著的《希尼诗文集》[45]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该书翻译了希尼从1966年至1996年创作的10部诗集中的76首诗歌与数篇随笔、评论，为中国读者接触希尼作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此外，《外国文学》在2010年第4期刊登了由曹莉群和张剑翻译的十首选自《区线与环线》的诗歌。《中国诗歌》杂志在2012年第4期以“谢默斯·希尼诗选”为题刊登了由阙红玲和刘娅翻译的希尼的八首诗歌。除了诗歌，中国学者还单独译介了部分希尼的访谈录和由国外学者撰写的有关希尼的评论。黄灿然翻译了贝岭与希尼于1998年10月26日在哈佛大学魏德纳图书馆（Widener Library）希尼的临时办公室的访谈录《面对面的注视——希尼访谈录》。2010年第1期的《外国诗论译丛·理论卷·诗探索》刊登了有马永波翻译的海伦·文德勒的文章《内在的流亡者——西默斯·希尼》，为中国学者更直接地介绍了国外希尼研究成果。
（二）研究希尼的诗歌创作。按照研究主题归纳，主要有以下几类：第一，民族身份问题研究。2011年出版的欧震的专著《重负与纠正：谢默斯·希尼诗歌与当代北爱尔兰社会文化矛盾》，主要探讨了诗人在北爱尔兰社会矛盾冲突中身份定位的演变过程。[46]李成坚在其博士论文《爱尔兰—英国诗人谢默斯·希尼：从希尼的诗歌和诗学中看其文化策略》中提出，希尼的诗歌创作凸显了当代诗人对于社会责任与诗学责任的思考。在追求两种责任平衡的努力中，希尼审视了当代北爱尔兰的文化构成，采取了多元文化平衡策略，并把希尼鉴定为英国—爱尔兰诗人。[47]在其论文《谢默斯·希尼：一个爱尔兰—英国诗人——从“身份问题”解读希尼诗歌与诗学》中，李成坚阐述了诗人希尼在创作过程中对于爱尔兰—英国双重身份的选择，及其在爱尔兰和英国文化传承中的平衡诗学主张。[48]戴从容撰写的以“‘什么是我的民族’——谢默斯·希尼诗歌中的爱尔兰身份”为题的文章，探讨了希尼诗歌中体现的民族问题的复杂内涵和诗人内心的复杂情绪。[49]而杜心源则从语言形式与民族身份建构的关系出发，评析了希尼诗歌中语言的民族身份问题，发表了《进入世界的词语——西默斯·希尼的语言形式与民族身份建构》[50]与《喉音的管辖——谢默斯·希尼诗歌中语言的民族身份问题》[51]等文章。谷禾的文章《诗人与自我——谢默斯·希尼的启示》以置身于复杂的历史文化环境中希尼的多重角色入手，分析了希尼与爱尔兰、与英国的关系，认为希尼的身份选择不仅体现了作为一个爱尔兰民族诗人的焦虑，更是表明了一个具有世界视野的诗人的清醒。诗人通过自己的写作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从而介入时代、介入当下和历史，使其诗歌写作具有民族的、大众的和世界的意义与价值。[52]戴鸿斌和张文宇的论文《诗人希尼的身份建构困境及其对策》提出，希尼在写作过程中不断调整和发展身份策略，并分析了三个创作阶段中不同的身份选择：早期阶段选择爱尔兰身份；中期阶段处于身份的论争和两难选择中；后期阶段选择英国—爱尔兰的二元身份，实现“平衡”策略。[53]张剑的论文《文学、历史、社会：当代北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的政治诗学》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入手，探索诗人希尼如何在诗歌创作中处理现实责任和保持艺术的独立性之间的矛盾，由此构成了北爱尔兰独特的政治诗学。[54]梁莉娟的博士论文《对话、平衡与超越——后现代语境下的希尼研究》将希尼及其诗作置于后现代的语境进行整体研究，考察希尼与当下的各种关系和意义，认为希尼的诗歌通过与现实对话、与历史对话、与文学传统对话实现纠正和平衡，最后重建精神家园，超越平衡。[55]第二，诗歌艺术研究。戴从容探讨了希尼诗歌中的陈示式叙述，认为随着创作的成熟，诗歌以一种开放和接纳的态度观察和思考，最终与外部世界真正建立起精神上的联系。在文章《诗歌何为——谢默斯·希尼的诗歌功用观》中，戴从容评析了希尼的诗歌功用观。[56]在文章《从“丰饶角”到“空壳”——谢默斯·希尼诗歌艺术的转变》中，戴从容梳理了希尼在创作过程中诗歌艺术的转变历程：从早期的对具有张力的、复杂的、隐晦诗歌，到中期关注诗歌的象征力量，再到后期创作中以超越的视角回到普通的日常生活。[57]徐文博总结了希尼诗歌三境界，即田园诗境界、内心冲突境界与精神升华境界。[58]李力维的文章《后殖民语境中的希尼诗歌艺术》探讨了希尼诗作中所体现的后殖民生态色彩、后殖民女性主义色彩以及希尼的内部殖民主义困惑与历史重负三个问题，并解答了在后殖民的语境中，希尼是如何实现“诗歌的纠正”的。[59]刘炅的文章《诗的疗伤：谢默斯·希尼的苦难诗学》从诗与疗伤、诗与劳作和挽诗的灵光三个部分分析了希尼经历着痛苦的创作历程，但在苦难中，诗人也积极寻求“弥补”和“抚慰”，达到诗的疗伤。[60]朱玉在论文《“如果第一行不能音乐般展开”——希尼诗歌创作思想管窥》中，从第一行诗歌的音乐性、诗歌的能量主要来自“语音的而非政治的”因素以及音乐与“自我遗忘”三个方面探讨希尼的诗歌艺术。[61]殷企平的文章《价值语境下的认知与情感——谢默斯·希尼诗歌的经典性》从认知和情感两方面阐释了希尼诗歌的经典性。在北爱尔兰现实语境下，希尼巧妙地借用神话典故迂回曲折地做出了政治判断和道德上的价值判断。此外，希尼对语言的驾驭和在诗歌中隐喻的运用也造就了希尼诗歌的经典性。[62]周玉忠、朱茂瑜、刘宏等也分别撰文探讨了希尼的诗歌艺术。第三，神话主题研究。杜心源和徐胜君的文章讨论了希尼诗歌对“原乡神话”的超越，以及对“原乡”主体的单调和封闭性的解构，为希尼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63]第四，亲人主题研究。丁振琪以“希尼献给母亲的歌”为题讨论了希尼写给母亲的诗歌。在文中，作者把母亲的意义扩大到诗人的祖国母亲——爱尔兰。[64]吴德安在《中国当代诗人和希尼的诗歌艺术》中，比较研究了中国当代诗人与希尼的政治悼亡诗和以母亲为主题的诗。[65]第五，“沼泽”诗研究。何宁撰文对希尼描写沼泽的诗歌做了专门研究，提出在“沼泽”诗中，诗人把复杂的民族问题与历史联系起来，以博大的人文关怀来体味、把握历史与现实，突出了知识分子的良心。[66]第六，生态批评研究。曹莉群从自然与人关系的生态批评角度解读希尼的诗歌，为希尼诗歌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67]第七，记忆诗学研究。潘滢在文章《谢默斯·希尼的记忆诗学》中分析了早期作品和后期作品中的记忆诗，在关于个人记忆的诗中，希尼通过童年记忆用主动以及研究方法呈现了爱尔兰的乡土风情，而在关于政治记忆的诗中，他利用记忆作为一种游离的视角，以超越的视角观照爱尔兰的历史现实。[68]
（三）研究希尼翻译的作品。希尼不仅仅是出色的诗人，还是优秀的翻译家、评论家。希尼曾翻译改编过《迷途的斯威尼》（Sweeney Astray, 1983）、《特洛伊的弥合》（The Cure at Troy, 1990）、《贝奥武甫》（Beowulf, 2000）及《提贝的埋葬》（The Burial at Thebes, 2005）。近年来，国内开始有学者关注希尼翻译的作品。李成坚在《国内外希尼翻译研究述评》中回顾了国内外的希尼翻译研究成果，并提出了希尼翻译研究的三个可行性方向。[69]李成坚在不同的文章中分别解读了《迷途的斯威尼》译本的文化意涵[70]，并解析了《贝奥武甫》英译本的风格（与他人合著的论文中）。[71]目前国内对希尼翻译作品的研究最具有参考价值的是李成坚的博士后研究报告《翻译中的身份书写与文化建构：谢默斯·希尼翻译研究》。该报告以希尼的翻译作品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希尼独特的翻译策略及其在自我身份塑造中的意义，指出希尼的翻译作品成为其身份书写和爱尔兰文化建构的重要方式。[72]
综上所述，国内希尼研究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希尼在199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其诗作逐渐获得中国学界的关注，初期研究主要是以译介作品外加对诗作主题的分析；21世纪以来，中国学界的希尼研究呈多样化发展，主题丰富，研究成果成倍增加。第二，中国学界希尼研究成果中期刊论文居多，专著少，截至目前，希尼的研究专著仅有李成坚和欧震分别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形成的两部。虽然希尼研究成为越来越多的学位论文的选题对象，但硕士论文较多，而博士论文较少，仅有三篇和一个博士后报告。第三，与国外的研究相比，国内学界对希尼的研究的深度广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和深层次的挖掘。研究成果在数量上有较大突破，但重复研究居多。同时，中国学界的希尼研究具有较广阔的前景和较大的潜力。第四，丁振祺、李成坚、戴从容、刘炅、杜心源、欧震等学者对希尼诗作做了一系列的持续研究，推动和发展了国内学界希尼研究，其研究成果对后来的研究者具有较大的价值和借鉴意义。
在国内研究中，谢默斯·希尼诗作中所体现的民族身份问题研究成为近几年来学者们关注的热点，不论以何种方式或理论进行分析，最后的落脚点都在民族身份问题上。就希尼在诗歌中塑造的民族身份，国内学者主要持以下观点：第一，通过文化平衡策略，保持英国—爱尔兰诗人身份；第二，在不同的写作阶段选择了不同的民族身份；第三，希尼的民族身份“源于爱尔兰，但不限于爱尔兰”，通过对话保持平衡实现超越。已有研究均未涉及希尼通过构建一个多元开放的写作空间以解决身份矛盾，也未注意到希尼诗歌中丰富的景观呈现，以及景观在表达身份、构建多元开放的写作空间中发挥的作用、意义和价值，这为本书的写作留下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