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由于诗歌中优美的抒情和具有深度的伦理思考，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于1995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同时，这两个价值和功用维度（抒情诗般的美感和伦理深度）也成为中外批评者评价希尼诗歌的焦点。20世纪中叶以来，由于宗教矛盾和政治冲突，北爱尔兰几乎没有宁静的时刻，英爱纷争、北爱内部宗派斗争激烈。由于出生在这样一片政治敏感、民族和宗教冲突不断的土地，评论家以至读者总是不自觉地给希尼贴上“爱尔兰诗人”的标签，把他刻画为爱尔兰民族主义的斗士。希尼自身也一直思考诗人在诗歌创作中的身份问题，并通过诗作中的景观书写呈现其多元身份选择。
21世纪以来的景观研究呈现出多元化、跨学科的特征。虽然景观是一种客观存在，但是景观具有文化特质，与意识形态、民族情愫、身份认同等紧密相关，并参与政治、文化和身份的构建。景观不仅仅是观赏的对象，还是可以被解读的文本，体现了社会中主体身份形成的过程。同时，景观是一种审美、习俗和意识形态秩序的体系，在政治、阶级和民族身份的构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希尼诗歌中，他有意通过记忆、历史和语言呈现了北爱尔兰莫斯巴恩乡下的自然景观、北爱尔兰农民和手工劳动者的劳作景观、远古时期埋藏在沼泽中的尸体景观、维京人入侵爱尔兰岛时留下的历史景观以及地名诗景观等，这使其成为诗人表达身份选择的途径，即希尼通过诗歌中的景观书写找到了一种超越“非此即彼”二元对立思维的写作范式。在新的写作范式中，希尼既不否定自己客观的民族身份和文化身份，又在不同文化、不同历史、不同信仰中进行协商和沟通，构建了一个兼顾现实责任和艺术审美且开放、多元的写作空间。
本书从景观的角度入手，对希尼诗歌中通过记忆、历史和语言呈现的景观进行具体的文本分析，探索希尼诗歌中不同的景观呈现所承载的不同文化含义及其在身份构建中的作用。本书由“绪论”、主体部分的三章和“结语”构成，其主体部分三章的内容如下。
第一章“继承与疏离：谢默斯·希尼诗歌中的景观与记忆”，研究诗作中通过记忆呈现的景观、其文化内涵以及在身份构建中的作用。首先，阐述了景观与记忆之间的关系。记忆隐藏在景观中，并通过景观表征来呈现，使景观成为承载记忆的重要方式，且人们通过记忆重塑景观来构建新的身份与民族认同。其次，分析了希尼诗作中通过记忆呈现的自然景观。自然景观发挥身份构建的作用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通过呈现具有普遍象征意义的景观意象来唤起共同的记忆，表达其价值认同和身份归属。第二，通过呈现处在对立面、令人不愉悦的“黑暗”景观意象来表达身份上的疏离。第三，用景观隐喻来重塑民族性格。最后，分析了希尼诗歌中家庭成员和爱尔兰传统艺人的劳作景观——掘煤炭的祖父，挖土豆的父亲，搅拌奶酪的母亲，占卜者、打铁和修补屋顶的匠人们构成了一幅幅具有爱尔兰特色的劳作景观。一方面，劳作成为希尼继承传统的最佳方式，并与诗歌创作活动形成类比。希尼对“挖掘”这一劳作传统的继承，由一种方式不同但精神实质相同的生存之道所代替，“挖掘”这一动作永恒存在，劳作的传统从祖辈到父辈再到希尼，从古至今始终未变。另一方面，希尼对劳作景观的“旁观者”式的描写不可避免地体现了对爱尔兰传统文化的疏离。通过回忆呈现的自然景观和劳作景观，表达了诗人对古朴爱尔兰传统既继承又疏离的状态，构建了诗人爱尔兰人的身份认同，同时诗人超越爱尔兰人这一客观身份的限制，进入一个包含不同文化的想象世界。
第二章“暴力的‘客观对应物’：谢默斯·希尼诗歌中的景观与历史”，以景观和历史的关系作为出发点来研究希尼诗歌中通过历史呈现的景观。首先，阐述了景观与历史的关系。景观、历史和人类处在一个互动的关系中，景观承载着不同时代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同时景观是物质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最持久的联系之一，是历史进程的忠实记录者，是记录和体现人类活动印迹的历史文本。通过历史呈现的景观承载了当时的文化象征，并传承延续其被赋予的内容和意义。其次，分析了诗歌中呈现的沼泽尸体景观。希尼读了丹麦人类学家、考古学家格列布（P.V.Glob）的著作《沼泽地人》（The Bog People），该书记载着埋藏在沼泽里、在古代用于祭祀的尸体。诗人从中得到启发，找到了在现实困境中诗歌创作的新素材和主题。沼泽尸体景观作为历史的记录和北爱尔兰困境的象征，为希尼的诗歌写作找到“客观对应物”，现实和历史对比，诗人借助历史题材迂回地回应现实的北爱尔兰暴力冲突。最后呈现了北欧历史景观。在公元800年前后，维京人来到爱尔兰岛，侵占盖尔人的领土，掠夺其钱财。但是，伴随着侵略和掠夺，维京人建设和改造了爱尔兰岛。由此，在爱尔兰的历史上留下了许多具有维京特色的景观。希尼诗歌中的北欧历史景观体现了暴力的特征。维京侵略与现实中的北爱冲突对比，暴力的循环警示着后人。诗歌中呈现的沼泽尸体景观以及北欧海盗入侵爱尔兰留下的历史景观使希尼找到了北爱尔兰现实暴力的“客观对应物”，帮助希尼解决了在创作中现实责任和艺术追求的两难选择，同时在承担北爱尔兰痛苦的现实悲剧和社会责任与作为英语诗人忠诚于自由创作的艺术责任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形成一个开放、包容的场域。在这个空间里，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相互交融、相互作用，构成多元的联系，同时也构建了诗人的北爱尔兰天主教徒以及英语诗人的多元身份。
第三章“开放与多元：谢默斯·希尼诗歌中的景观与语言”，以景观与语言的关系为基点讨论了希尼诗歌中作为景观与语言联姻的地名诗以及希尼创作后期诗作中的语言景观。民族不仅仅是政治斗争的产物，更是与景观、文化、语言等因素相关。景观和语言在构建民族和身份认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语言和景观呈现是一致的，景观可以被翻译成语言，语言描写呈现景观。在希尼的诗歌创作生涯中，地名及地名诗贯穿始终，诗人从家乡莫斯巴恩起步，在早期诗歌中描写了具有北爱尔兰特色景观的安娜莪瑞什、布罗格、图姆等诗人熟悉的北爱尔兰故土，之后希尼以格兰莫（Glanmore）为中心，创作了《格兰莫组诗》（Glanmore Sonets）和《再访格兰莫》（Glanmore Revisited）两组诗。格兰莫是希尼诗歌中继莫斯巴恩之后又一重要的地方，它连接了1970年代末期爱尔兰的社会现实和希尼的个人生活。希尼这一基于语言和景观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结合关系的地名诗的创作消解了诗歌中身份、宗教和政治的二元对立，建构了一个流动且复杂、各种因素相互渗透的力量场域（a field of force），提供了解决身份困境、宗教矛盾和政治冲突的想象空间。此外，希尼以语言和景观为出发点想要创造一个能够包容不同地域、不同起源、不同文化的想象世界。同时，在诗歌创作中，希尼继承和延续了古希腊文学传统、英语文学传统和爱尔兰文学传统，希尼的诗歌成为不同文学传统之间交流和融汇的平台。这样的创作提高了希尼作品的价值，奠定了其作为英语诗人的地位。
总之，在希尼诗歌中，通过记忆、历史和语言呈现的景观确立了希尼爱尔兰人、爱尔兰诗人、爱尔兰天主教徒、英语诗人等多元身份标识，同时诗歌中呈现的景观为在北爱尔兰的现实矛盾中处理身份问题带来更广阔的视野，开启了一个有益于交流和讨论的空间。诗人也试图以历史的融合性打开政治的边界，呈现一种既能回应北爱尔兰的现实矛盾，又能体现诗歌艺术审美价值的新的写作范式，致力于在文学作品中建立一个面向未来的想象世界。同时，诗歌中多元身份的建构创造了一个超越民族和宗教的二元对立，包含不同文化、不同政治、不同意识形态的空间，促进了诗人的艺术创作，为世界上承受文化分裂的文学创作者的写作提供了新的范式。此外，希尼多元身份的选择为处在后现代转型时期人类的身份选择，即“何以在这个世上自处”的问题提供了借鉴意义和新的认知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