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马克思主义是本书研究的根本原则，实证研究是本书研究的主要方法。陈谦平先生曾言：实证研究是史学的基础，“不注重史实，就匆匆下结论，这种结论只能是泛泛而谈，没有说服力。实证主义历史观认为：历史是客观的，历史研究的目标是寻求历史真相，客观地复原真实的历史。兰克极力主张历史是怎样发生就怎样叙述，坚决反对根据某种理论或抽象原则概括历史，认为史学家的理论前提和主观意图只能妨碍史学家说明事情的真实情况”[42]。史料则是实证研究的本源，因为“这里没有预设或先验的东西，一切结论都应该是依据客观事实，顺乎历史逻辑自然产生”[43]。因此，本书研究将以档案资料为主干，以民国时期主要报纸杂志和访谈笔记为依托，系统梳理国民政府时期甘肃保甲制度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脉络，并对甘肃保甲推行过程中的困难与问题进行个案研究，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论述国民政府推行保甲对甘肃基层社会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此外，本书将综合运用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对国家权力与地方势力之间的博弈、乡镇保甲人员的群体构成与群像形成的时境源流，以及保甲制度逐步渗入甘南地区这一特殊地域时所遇之阻力与所产生之影响进行多角度、深层次的分析与解剖，并试图阐释国民政府时期保甲制度的推行与变异，是中国基层政权逐步走向近代化的一个历史缩影，其中也展示了中国基层政权回归国家、走向民主的艰难历程。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虽立足于甘肃，但并不局限于甘肃，而是将其置于国际国内大背景下，以国际化的视角和中国近代化的眼光，对国民政府推行保甲制度的国际环境与国内因素进行综合思考，在论证保甲制度自身缺陷的同时，解析当时推行保甲制度的时代适应性与局限性，并从中揭示保甲制度最终被淘汰的历史根源。对于本书所得之结论，诚如费孝通在《内地农村》一书的序言中所称：“人类所有的知识都受到时空的限制，都是有限观察和思考的总结，只要所说的话的确是根据事实，只要把时空的范围划清，就可以成立。所谓成立，并非说是颠扑不破的定论，而是可以做累积知识的基础罢了。观察的范围扩大了，原有的结论中有些话得加上一些条件，有些话得加以修改。但是除非在另一世界里、另一历史单位里，时空的变异中还是有若干不太容易变的事实，而且变异本身还是有原则可见，所以一切根据事实而作的结论，对于人类知识总是有用处的。”[44]

正是基于上述思考，本书试图在下列问题的研究上取得进展：第一，通过对保甲制度实施过程中个案问题的论述，从中揭示国家权力下移与地方既得利益阶层的权力博弈，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近代中国基层政制在西北乡村社会近代化的艰难历程；第二，通过对甘肃省档案馆馆藏档案中乡镇保甲人员的资料分析，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综合考察民国乡镇保长的群体结构及其特点；第三，详细考证保甲制度向甘南地区渗透的艰难历程及其对这一特殊地域政治制度之变革、社会文化之发展、风俗习惯之改良所带来的深刻影响；第四，利用相关档案资料，对甘肃保甲经费的来源、用途及其收支状况进行实证研究。

在展开研究之前，有必要对本书研究的时域和相关概念予以基本界定。第一，本书所称之民国保甲制度，并非精确称谓，其主要时段集中于1934年至1949年。所以如此，一是民国保甲制度在甘肃地域的推行始于1934年，终于1949年。二是国民政府保甲制度已与传统的保甲制度大不相同。更为要者，本书所选取之甘肃，地处西北边陲，交通、信息不畅，抗战的爆发与首都的迁移对这一地域的影响并不大。对于甘肃来讲，无论是抗战前、抗战中，还是抗战后，无论是南京国民政府，还是重庆国民政府，只是名称的变化，而无实质性的差异。因此，国民政府保甲制度在甘肃地域的推行具有连续性特征。这恰恰反映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甘肃保甲制度既有其他省区的特殊性，也有其独特的单一性。第二，本书所称甘肃，是指1929年青海、宁夏建省后的甘肃省。此外，由于受史料及篇幅的限制，本书考察的甘肃保甲制度，不包括时处青马势力控制下的河西走廊，以及在中国共产党力量控制下的陇东部分地区。第三，本书对国民政府时期甘肃保甲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甘肃乡村社会。一是保甲制度在乡村社会更有其生命力和着力点；二是对乡村社会保甲制度的研究更具有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