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同治光绪时期书院的特点

同治三年（1864年），曾国藩重建被毁于战火的钟山书院。随着一批江南地区书院的新建、兴复，传统书院在其停废之前迎来了最后一个发展高潮。

一方面，同治光绪时期科举考试虽弊端凸显，但其对知识人的影响始终存在。各种类型的书院都无法回避科举考试的影响力。讲求科举的考课式书院自不必说，如应元书院公开宣称“考选举人入院肄业，系属培植文教，特为翰林储才而设”，并以优厚的资助、奖励费用支持生徒的举业活动：“考选举人入院肄业，按期扃试，分别等第，除膏火奖赏外，并于该举人赴京会试时，酌给盘费银两。”[25]即使有鲜明办学风格或是教学内容受到新学影响的书院，科举影响力仍然存在。如瞿鸿禨在光绪十二年《申订诂经精舍规约》中向诸生徒强调科举考试的重要性：“盖制艺代圣贤立言，足觇学养，功令所在，不得自命经生，故意厌薄。”[26]以经史训士的诂经精舍尚不能免俗，这便可以理解生徒赵椿年置身“经史、政治、舆地、天算、格致各学”皆备的南菁书院，仍不免发出“余肄业南菁，尚不能废举业”[27]的感慨。

另一方面，清代学术发展与变迁的总趋势是汉学与宋学由“鼎峙”到“合流”。以嘉道为界，前期汉学盛、宋学衰，后期宋学复兴，汉宋之学最终走向合流。“兼综汉宋”成为清末学术界的集体呼声，正所谓“汉学，学也；宋学，亦学也；经济词章以下皆学也，不必嗜甘而忌辛也”，“不惟汉、宋两家不偏废，其于一切学术亦不可废”[28]。受学术界趋向影响，至少在同治朝和光绪朝前期，书院仍以汉宋之学为主流，但当时无论是新建还是兴复书院，前者如龙门书院、经心书院，后者如诂经精舍、钟山书院，学术风尚都呈现一种包容汉宋，兼及今文经学、诸子学的态势。尤其是甲午战争后，在各地方实力官员的努力推动下，各省级书院开始以添改课程为手段，将新学、西学引入传统书院，对书院学术内容重新归类。

同治光绪时期书院发展的另一个特点是洋务派中的有识之士改革、创办新式书院。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张之洞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创办的广东广雅书院、十七年（1891年）创办的湖北两湖书院，此二书院在教学形式和课程设置上有别于传统书院。在教学形式方面，改变传统的会讲与课试的方法，仿照西方学堂形式，由分教上堂讲课。在课程设置方面，两书院课程大致包括又不仅限于经、史、理、文四课，并随时局之变化略有调整。如两湖书院，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时废除理学、文学二门，留下经、史二门，另加舆地与时务，后改时务为算学，又增天文、地图二门。至二十五年（1899年），两湖书院已形成了经、史、算学、天文、地图、兵法、体操等诸门文武兼备的近代课程体系。新式书院在教学形式和课程设置上向近代教育奔跑，积极引入新学、西学课程，提倡培养现代科技专才，但其考课试题中仍可见“论语学问”“周礼学问”“左传学问”等传统经古试题，也依然鼓励生徒以科举入仕为出路。

可以说，虽然当时科举制度已是强弩之末，传统学术体系亦处于衰落态势，然而科举制度、传统学术还未完全退出舞台，所以无论置身何种类型的书院，举业和治学一直都是生徒的主要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