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清代书院政策与书院发展

一般认为，清代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的鼎盛时代。[16]当时书院数量、规模、类型、分布范围均超越前代。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书院经历两宋、元明之后，自身发展规律之体现，亦是受到清廷书院政策之影响。

顺治九年（1652年），朝廷下诏：“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17]此一诏令，被认为是清初官方抑制书院之始。时隔五年，这一严苛的政策即随着清政权的稳定而有所松动。顺治十四年（1657年），湖南抚臣袁廓宇倡率捐修被废弃的衡阳石鼓书院，得到朝廷的准允。自此，各地书院渐有恢复之势。

雍乾年间，随着国家政权巩固，社会稳定，书院政策逐渐放开。雍正十一年（1733年），谕：

谕内阁各省学校之外，地方大吏每有设立书院，群聚生徒讲诵肄业者。朕临御以来，时时以教育人材为念，但稔闻书院之设，实有禆益者少，浮慕虛名者多，是以未尝勅令各省通行，盖欲徐徐有待，而后颁降谕旨也。近见各省大吏渐知崇尚实政，不事沽名邀誉之为，而读书应举之人，亦颇能屏去浮嚣奔竞之习。则建立书院，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俾远近士人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也。督、抚驻扎之所，为省会之地，著该督、抚商酌举行，各赐帑金一千两。将来士人群聚读书，须预为筹画，资其膏火，以垂永久。其不足者，在于存公银内支用。封疆大臣等，并有化导士人之职。各宜殚心奉行，黜浮崇实，以储国家菁莪、棫朴之化，则书院之设，有裨益于士习民风而无流弊，乃朕之所厚望也。[18]

从这道三百余字的上谕中，可以看到当时朝廷对书院的基本态度。其一，朝廷对书院政策之严柔，是基于书院对政权稳固是否有利而定；其二，朝廷对书院的定位是兴贤育才、裨益士习文风；其三，自雍正朝始，政府已有意识地通过官员倡建、皇帝赐帑金等形式，逐渐增加书院官学色彩。由雍正十一年始，围绕着直省创设省会书院的标志性事件，全国书院在经费来源、山长聘用、生徒选录、教学内容和书院考课等方面形成了一整套既定的程式，清代书院开始进入繁荣发展时期，这种势头一直延续到乾隆末年。

嘉道咸三朝，国事衰微，内忧外患，朝局动荡之下，书院发展亦现疲态。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山长质量的下降。有些书院山长不仅“学品庸陋，滥竽充数”，甚至有山长“夤缘推荐，滥赝讲席，并有索取束脩，身不到馆者”[19]的现象，由此滋生各种问题，出现诸如生徒顶名肄业、不守学规、希图膏火等。鉴于此情况，清廷对书院政策由雍乾时期的扶持走向调整，下发多道诏令严格山长、教师选用标准，规范山长、教师教学行为，希望通过改革，引领书院重现雍乾繁荣局面。如道光二年（1822年）谕旨：“各直省督抚，于所属书院，务须认真稽查，延请品学兼优绅士，住院训课。其向不到馆支取干俸之弊，永行禁止。”道光十四年（1834年）谕旨：“各省会书院院长，令学政会同督抚司道公同举报。各府州县院长，由地方官会同教官、绅耆公同举报。务择经明行修之人，认真训课。……不得虚列院长名目，并不亲赴各书院训课。”[20]尽管这一时期书院发展气势渐弱，但得益于朝廷政策利好以及学术思想界的渐趋活跃，全国书院根据学术倾向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分别是：讲授汉学、经史词章的书院，讲授程朱理学的书院以及提倡“通经致用”的今文书院。[21]

同治时期，随着太平天国之后江南地区社会重建，书院发展迎来了新的契机。同治二年（1876年），谕：“将书院膏火一项，凡从前置有公项田亩者，作速清理。其有原存经费无存者，亦当设法办理，使士人等聚处观摩，庶举业不致久废，而人心可以底定。”[22]同治十年、十三年，皇帝赐广西秀峰、宣城、榕湖书院，江苏紫阳、正谊书院御书匾额，昭示政府在太平军袭扰地区重振文教的决心。光绪初年，朝廷先后下令为江西白鹿洞书院、广东广雅书院筹办经费。这一系列的举措，不仅让饱受战火侵扰的江南书院有了修整、恢复的机会，更拉开了同治、光绪年间全国新建、兴复书院热潮的帷幕。据邓洪波统计，同治朝全国创建书院440所，恢复、重建书院28所；光绪朝创建书院793所，恢复、重建书院27所；同光两朝全国新建、兴复书院共计1288所。[23]书院在同治、光绪两朝短短四十余年的时间里，出现了落幕前的最后绚烂。

有清一代，朝廷对书院政策经历了由限制、笼络到发展与加强控制相结合的过程，每一次政策的调整，都会影响到书院外部生存环境和内在机体运行。与清代书院政策指向一致的是书院发展的四个阶段。一般认为，清代书院发展经历四个阶段，即书院恢复和发展的顺治、康熙时期；书院全面发展的雍正、乾隆时期；书院逐渐衰落的嘉道咸时期以及书院快速发展、变化并最终废止的同光时期。[24]四个阶段的书院教育有以下显著特点：顺康间，朝廷对书院政策先紧后松，以康熙帝颁赐著名书院匾额为契机，书院进入起步发展阶段，配合朝廷文教政策，书院教学以程朱理学为主要内容。雍乾间，朝廷对书院以扶持为主，以雍正十一年省会书院建立为契机，书院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配合科举制度和学术环境，书院教学逐渐转向偏重经史考据之学和时文讲授。嘉道咸间，书院政策以调整、整顿为主，受政局影响，书院进入逐渐衰落阶段，配合乾嘉汉学的兴盛，汉学占据书院讲学的主流，科举时文讲授亦有一席之地。同治、光绪年间书院发展情况相对复杂，具体而言，以光绪二十二年（1887年）和二十四年（1989年）为时间节点，同治元年至光绪二十年，讲授经史词章、时文的书院占据主流，书院改革暗流涌动；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书院改制高潮到来，各地参酌整顿书院、创建新型书院、书院改学堂三种形式着手改革，传统书院辉煌不在，但无论从数量还是形式上看，书院都并没有脱离传统轨道。二十四年以后，新型书院与传统书院短暂并存，传统书院最终被新式学堂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