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改写策略的背后：欧阳修、宋祁对新型文士的期待
历史，在常人看来自然都是客观的“事实”，但实际上，被历史学家所叙述的历史，“恐怕找不到不具有意图的叙述”。[12]历史叙述早已将历史事实剪裁过了，所以它并非事实，“而是告诉我们对这些事实应当向哪个方向去思考，并在我们思想里充入不同的感情价值”。[13]也因此，相同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由于叙述者的不同，可能呈现出大不相同的面貌。新、旧《唐书》便是如此，而二者的差异背后极有深意。
《旧唐书》成书于五代后晋，由宰相刘昫领衔撰写，而五代在宋人看来，是时局混乱、道德沦丧的时期，不足以担当写史之重任。欧阳修起草、曾公亮奏呈的《新唐书·进表》便认为：“（五代）衰世之士，气力卑弱，言浅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贤臣、隽功伟烈，与夫昏虐贼乱、祸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恶，以动人耳目，诚不可以垂劝戒示久远，甚可叹也。”[14]宋人要重修唐史，其意也正在于“垂劝戒示”，表现他们不同于五代的历史观与道德观。
《新唐书》由欧阳修、宋祁主笔，另有梅尧臣、宋敏求、张方平、范镇等知名于文学和文化史上的庆历士人共同参与编修，历时十七载完成。在宋代“以文治国”的政策下，文人已非单纯的文学之士，而身负治国之任，士风问题因此受到特别的关注。五代时期，政权更迭频繁，导致士风凋敝、论卑气弱，宋人有感于此，力图重振士风。范仲淹首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以振作士人品格；而庆历诗文革新的领袖欧阳修，正是范仲淹的同道，他在文学改革中要首先致力于塑造新型文士也就不难理解了。欧阳修不仅主持修撰《新唐书》，此前更独力撰写了《新五代史》，其中对于不少历史人物的褒贬都鲜明地体现着他重塑士风的思考与追求。如对“事四朝，相六帝”的五代丞相冯道的贬斥。宋初薛居正领衔撰写的《旧五代史》称“道之履行，郁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体”，[15]本颇符事实，《新五代史》则直斥冯道为“无廉耻者”，[16]其意正在砥砺“被服儒者”之士节。同样，《新唐书》对张九龄的叙述颇异于《旧唐书》，亦体现着欧阳修、宋祁这批庆历士人力图振作士风的目的。
《新唐书》列传部分由宋祁主笔，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人物的褒贬与欧阳修无关。宋祁年岁稍长于欧阳修，声望却不及后者，无论作文还是撰史，欧阳修都体现出领袖与主导的地位，宋祁则与其保持着一致。由于欧阳修后期才进入书局，而宋祁长期外任，两人并没有机会就书的编撰进行面对面的讨论，但他们在写史的诸多问题上却不谋而合，或者说，在共同的庆历文化背景下体现出较为一致的历史观、道德观及文学观。如暴恶扬善，垂劝戒示；尊奉《春秋》，推崇韩愈；力排佛老，以明王道。[17]欧阳修《论尹师鲁墓志》中的一句话正可概括他们在治史写人上的共同特色：“用意特深而语简。”[18]二人皆反骈尊古，语尚简严，体现着尊崇韩柳之文的古文家的写史特色。[19]《新唐书·张九龄传》大段载录张九龄《上封事书》关于选士的议论，既与欧、宋对新士风的思考有关，亦当与他们赞赏九龄之文古朴通达不无关系。而在欧、宋写史的简语之中，又常常暗含褒贬深意。欧阳修善用《春秋》笔法乃众所周知的特点，如赵翼便说：“欧史不唯文笔洁净，直追《史记》，而以《春秋》书法寓褒贬于纪传之中，则虽《史记》亦不及也。”[20]而这一点同样体现在宋祁的写作当中。《新唐书》成，朝廷要求欧阳修“删为一体”，欧阳修却对宋祁所撰列传“一无所易”，[21]这恐怕不仅仅如欧阳发《先公事迹》所称尊重宋祁为前辈，而当与列传同样具有“语简”而“用意特深”之特色有关。
“九龄风度”正是欧、宋增删改写《旧唐书》、又常暗寓褒贬而清晰起来的。《新唐书》除了从九龄文集、《明皇实录》《国史》等增补了部分内容外，在基本史实上与《旧唐书》是颇为一致的，然褒贬态度则大有不同：这种态度有时直接体现在语词评价上，有时则通过行文的变化、笔墨的轻重、内容的调配等多种方式呈现出来。例如《新唐书》对李林甫的态度便可称是暗藏着对张九龄褒扬之意的“春秋书法”。《新唐书》在史著撰写中首列“奸臣传”，表现出一种鲜明的道德批判，李林甫即名列其中。《旧唐书》本传对李林甫的诸多劣迹虽也直笔书来，但最后述其为杨国忠所诬构，仍然指出“天下以为冤”[22]。《新唐书》则只列恶行，全盘批判，对李林甫的贬斥一目了然。这种简单化、脸谱化的写史方式，从尊重客观事实的层面来说可谓是一种倒退，不要说不及将人物写得相当立体、丰满的《史记》，就连《旧唐书》也有所不如，然而，这正强烈地体现着宋人要通过写史来“垂劝戒示”的目的。李林甫一生有两个最重要的政敌，前期为张九龄，后期为杨国忠。杨国忠与李林甫一样被视作是导致“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新唐书》将之列入“外戚传”，对其也并无好感；[23]而李林甫处心积虑对付的张九龄，正是忠、奸斗争中的另一面，《新唐书》将李林甫列入“奸臣传”，本身便暗含着对张九龄的褒扬。
相比《旧唐书》称张九龄为“一代辞宗”，欧、宋看似不重张九龄的文学之事，其实同样暗寓深意。据《宋史·欧阳修传》：“学者求见，所与言未尝及文章，唯谈吏事，谓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24]欧阳修与张九龄同样身为文坛领袖，却似乎有意淡化文学的价值，目的并非自轻文人身份，而是反对文人仅以文章之事自任。欧阳修曾在给后学的信中，批评时人只知沉浸于文辞之美，提出当关心百事，由此强调了文人的文学责任和社会责任。[25]所以，欧、宋并非不看重张九龄的文人身份，恰恰相反，这是他们要改写《旧唐书》、重塑“九龄风度”的基石——张九龄是作为一个文章政事皆有所称的文人典范、同时也正是欧阳修所着力塑造的新型文士的典范出现在欧、宋笔下的。而《新唐书》浓墨表现的张九龄对选士的重视、对使典胥吏的不齿，以及他的儒雅醇厚、立朝謇谔、处穷自若、文史自娱，无不体现着以兼济天下为己任、注重名节修为而以文士身份自重的宋代文人士大夫最为推崇的风范特征。
值得一提的是，《新唐书》所增补的张九龄献《赐白羽扇赋》事正透出作者浓厚的文人趣味：“九龄既戾帝旨，固内惧，恐遂为林甫所危，因帝赐白羽扇，乃献赋自况，其末曰：‘苟效用之得所，虽杀身而何忌？’又曰：‘纵秋气之移夺，终感恩于箧中。’帝虽优答，然卒以尚书右丞相罢政事，而用仙客。自是，朝廷士大夫持禄养恩矣。”在新、旧《唐书》的叙述中，张九龄的罢相都与谏用牛仙客、终为李林甫所谗有着直接关系，所不同的是，《旧唐书》丝毫不提白羽扇之事，《新唐书》则叙述颇详。张九龄以《白羽扇赋》表达了为君效命、杀身不悔的决心和纵然被弃也绝不背君的忠贞。其中用到班婕妤秋扇见捐之意，或许还隐含了陈皇后的长门献赋之情，在这以男女之情隐喻君臣关系的文学传统背后，正体现着张九龄的文人士大夫的特色；而在《新唐书》的诗意叙述中，不难看出同样身为文人士大夫的欧、宋的情感倾向和同情的理解。最后，“朝廷士大夫持禄养恩矣”一句，则又将文学的诗意引向政治的深意。张九龄的献赋没能感动玄宗，于是，九龄罢相，清政结束，政治自此转向。这一叙述当中，同样暗含着作者的褒贬态度。叶梦得则明确指出，张九龄的以赋致意，体现的是其“君子大节进退”。[26]这种热情的褒扬，正表明随着《新唐书》的流播，张九龄已逐步确立其新型文士的典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