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旧唐书》到《新唐书》：“九龄风度”内涵的变化
有关张九龄“风度”的记载，最早出于《旧唐书》本传，开元二十四年（736），张九龄罢相，“后宰执每荐引公卿，上必问：‘风度得如九龄否？’故事，皆搢笏于带而后乘马，九龄体羸，常使人持之，因设笏囊，笏囊之设，自九龄始也。”[3]这一段记载夹杂在张九龄的仕途履历当中，似乎只是对其为相时“风度”出众的一个补充性说明，其“风度”的内涵，也似着眼于其“体羸”而来的病态之美。
到了《新唐书》本传中，在叙述完九龄生平后，始有关于“风度”之记载：“九龄体弱，有酝藉。故事，公卿皆搢笏于带而后乘马，九龄独常使人持之，因设笏囊，自九龄始。后帝每用人，必曰：‘风度能若九龄乎？’”[4]作者所添“酝藉”二字颇有意味。古人用到此词，多具宽容含蓄的褒扬之意，如《汉书·薛广德传》：“广德为人温雅有蕴藉。”[5]又，黄生《义府》“酝藉”条：“《汉书·匡张孔马传》赞：‘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其酝藉可也。’酝谓醇，藉谓厚，言不露锋棱也。”[6]这就将《旧唐书》对张九龄“风度”仅指外在仪容的含义改造成兼有内外之美：发于外者为仪容、气度、风采，涵于内者则是修为、学养、品性。这样，作者不仅以“风度”概括和评价了本传前半部分所载九龄诸事，其后特别载录的张九龄上《千秋金鉴录》、安太子瑛、请诛安禄山等最能体现其品节之事，更可谓是对九龄“风度”的进一步强调。围绕着对“九龄风度”的这一界定，在本传中，《新唐书》对《旧唐书》进行了多处取舍与改造。
首先，《新唐书》沿用了《旧唐书》对张九龄幼聪敏而善属文、恪尽谏臣之责、受知于张说而不徇私、进《金鉴录》、劝斩安禄山等事的记载，初步树立起一个躬行直道的贤臣形象。
其次，《新唐书》增补了张九龄关于选士的大段议论，并详述了谏用牛仙客事与安太子瑛事。在《旧唐书》中只字未提的张九龄关于选士的思考，《新唐书》则以大量篇幅加以载录。在这一问题上，张九龄不仅对“方以一诗一判，定其是非”的选才方式提出反思，认为这造成“贤人遗逸”，实为“明代之阙政”；尤其强调用人当“第其高下”，如此，天下之士才会注重自身修为，不妄求干谒。张九龄指出，“古之选士，唯取称职，是以士修素行而不为侥幸，奸伪自止，流品不杂”，今天下则“不正其本而设巧于末也。所谓末者，吏部条章举赢千百刀笔之人，溺于文墨，巧史猾徒，缘奸而奋”，对于当时选士不重修身而为奸猾投机者大开方便之门深为不满。
德才并重本是汉代“独尊儒术”以来选士的基本标准，然自汉至唐，其间多历变动，儒学中衰，选士之法亦多变，张九龄对修身的重视，正体现了在科举取士的制度下，以儒为本的文士不唯重才、尤重德行之思想。事实上，张九龄谏用牛仙客也正是其选士思想的体现。《旧唐书》称：“李林甫自无学术，以九龄文行为上所知，心颇忌之，乃引牛仙客知政事，九龄屡言不可，帝不悦。”这段记载颇易引人误解，似乎张九龄谏用牛仙客是出于他与李林甫政治斗争的私心，而牛氏成为这种争斗的牺牲品。而从《新唐书》对这一事件的详细叙述中可以看出，其中确实有着张、李不两立的政治斗争的因素，[7]但张九龄的反对重用牛仙客，并非意气用事，他对尚书一职“德望”的强调、对牛仙客“目不知书”的鄙夷，正体现着以“文学”为安身立命之所的张九龄，所重者乃文才与修身，故对出身使典胥吏的李、牛之流不学无术、无才无品深表反感。在《新唐书·牛仙客传》中，作者称其“为相谨身无它，与时沉浮，唯唯恭愿”；并引高力士之语曰：“仙客本胥吏，非宰相器。”[8]对仙客无相才的批评，也正间接体现出对九龄的一种认可。苏轼更以九龄不用牛仙客事论及士大夫之“名节”，极力称誉九龄能“守正不回”。[9]
新、旧《唐书》对张九龄卷入周子谅事的叙述与态度也颇不相同。《旧唐书》称：“初，九龄为相，荐长安尉周子谅为监察御史，至是，子谅以妄陈休咎，上亲加诘问，令于朝决杀之。九龄坐引非其人，左迁荆州大都督府长史。”这一叙述对周子谅的得罪被杀语焉不详，但《旧唐书·牛仙客传》有所说明：“时有监察御史周子谅，窃言于御史大夫李适之曰：‘牛仙客不才，滥登相位，大夫国之懿亲，岂得坐观其事？’适之遽奏子谅之言，上大怒，廷诘之，子谅辞穷于朝堂，决配流瀼州，行至蓝田而死。”牛仙客是无所作为的庸才宰相，身为监察御史的周子谅称其“不才”而有所褒贬，本是出于职责和正义，以此身死实为冤案，《旧唐书》却称其“辞穷”“妄陈休咎”，似颇有贬斥之意；则张九龄的“坐引非其人”似乎也是择人不善、咎由自取。而《新唐书》的记载体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尝荐长安尉周子谅为监察御史，子谅劾奏仙客，其语援谶书，帝怒，杖子谅于朝堂，流瀼州，死于道。九龄坐举非其人，贬荆州长史。虽以直道黜，不戚戚婴望，唯文史自娱。”这一叙述有两点显著不同于《旧唐书》。首先，将《旧唐书》分置于牛仙客和张九龄本传中的周子谅事合并于“张九龄传”中，这就清晰地指出周子谅之死源于对牛仙客的弹劾，说明这其实仍是张九龄、周子谅的文士派与李林甫、牛仙客的胥吏派之间的政治斗争；其次，尽管张九龄、周子谅以一贬一死惨败于李、牛集团，《新唐书》却以“直道”之语鲜明地表达了称扬之意。此后，宋人对这一事件中的周、张有着众口一词的称誉。范祖禹认为语援谶书的责任完全不在子谅，他从“求长生，悦禨祥”而“陷溺其心”的角度，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玄宗，认为“古之杀谏臣者，必亡其国”；张唐英强调子谅“能抗言朝廷之失，是不负其职”，杀子谅只能使此后之谏臣噤若寒蝉、不敢直言；郑獬更将杀子谅视为开元治乱之分歧。[10]周子谅既为贤臣，“能知人”（张唐英语）却反受牵累的张九龄自然也是值得同情的；尤其是，无罪遭贬却“不戚戚婴望”就更令人钦敬了。在这一事件的叙述中，《新唐书》的最后不仅对张九龄的处贬谪之境而平淡自若、从容坦荡表示赞赏，更以“文史自娱”再次凸显了张九龄的文士身份。
安太子瑛事是《新唐书》详述之而为《旧唐书》所缺者：“武惠妃谋陷太子瑛，九龄执不可。妃密遣宦奴牛贵儿告之曰：‘废必有兴，公为援宰相，可长处。’九龄叱曰：‘房幄安有外言哉。’遽奏之，帝为动色，故卒九龄相而太子无患。”与谏用牛仙客事的记载相同，《新唐书》再次用到“执不可”三字，这既是张九龄耿直个性的表现，而安太子瑛事所体现的符合封建道德规范的特色，较之谏用牛仙客事更具为人广泛认同的正义性；九龄对宦官牛贵儿亦即对武惠妃之“叱”，则进一步凸显了其义正词严的刚劲形象。安太子瑛事后来成为体现“九龄风度”中士大夫之志不可夺的政治风节的重要事迹，对于《旧唐书》的只字未提，沈德潜便认为：“武恵妃陷太子事，此玄宗治乱之关，九龄、林甫忠奸之分也，旧书不载，不及新书之识。”[11]
《新唐书》在张九龄的性格气质上对《旧唐书》的增删修改进一步确立了“九龄风度”儒雅醇厚而立朝謇谔的特色。《旧唐书》称：“（九龄）性颇躁急，动辄忿詈，议者以此少之。”《新唐书》则绝口不提张九龄的“躁急”与“忿詈”，与此相关的是两处颇有意味的增补修订。增补的内容是：“及为相，谔谔有大臣节。当是时，帝在位久，稍怠于政，故九龄议论必极言得失，所推引皆正人。”“谔谔”一词，意为“直言”，与“直道”类似，有着对张九龄敢于议论得失、褒贬朝政的明确的赞扬之意，“所推引皆正人”，则是对张九龄实践其选士思想的肯定，同时也是再次肯定张九龄、周子谅的“直道”。修订的内容是，将《旧唐书》“李林甫自无学术，以九龄文行为上所知，心颇忌之”的“文行”改为“文雅”。仅一字之别，却颇值得回味。“文行”，为文章德行之意，“文雅”，则指“艺文礼乐”，二者大体都包含了儒家所推崇的“作文”与“修身”的双重意蕴，但“雅”又常含“风雅”“美好”之意，更具一种文人雅士高洁淡泊的意味。于是，《新唐书》有意删去九龄性急躁的一段评价也就不难理解了。在《新唐书》的描绘中，岭南民风轻悍、质直、勇敢、尚信的特色体现在张九龄身上，是躬行直道、直气鲠词、忠直刚劲，是儒家所推崇的“临大节而不可夺”；而另一方面，张九龄又有着儒士的文采风华、翩翩雅意。“九龄风度”，正于此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