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厘定延安文学传统

现有知识谱系中的“延安文学传统”，是以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相关文艺政策为核心，经过概念演绎和作品印证，由文艺理论工作者阐释出的符合政治目的性的意志传统。其最高目标是把文艺改造成政党领导下的一支生力军，与军事武装力量相配合，抵御列强的侵略，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政权。脱离了当时的战争环境，这个观念形态的“延安文学传统”是有很多值得商榷的问题存在的。比如，其未能涵括整个延安时期的文学实践，提供的文学创作如赵树理、孙犁的小说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延安时期文学作品。赵树理从来没有到过延安，其作品《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都是在北方局创作并出版的；整风运动后，延安《解放日报》连续转载了《李有才板话》。孙犁是1944年4月从晋察冀奉调到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鲁艺）文学系先当研究生，后任教员的，他创作的小说《荷花淀》《芦花荡》等恰恰是因为没有亲身参加延安整风运动。一直被热烈簇拥的是新秧歌和新秧歌剧，如鲁艺集体创作的《白毛女》、艾青的长篇叙事诗《吴满有》、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以及走出延安稍后出现的丁玲的小说《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周立波的小说《暴风骤雨》等，这些作品的政治立场与审美价值取向往往是分裂的，前者制约了后者。

与这个观念形态的“延安文学传统”相对应的，还有一个实践形态的“延安文学传统”。时间上包括整个延安时期（1935—1947），尤其是1942年整风运动之前的文艺运动和文学创作。在抗日民族解放斗争的旗帜下，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新知识分子，怀着对国民党当局及其文化专制政策的叛逆心理，向往革命，奔赴延安。他们有各自不同的专业理想，但都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操，有担负天下兴亡的社会责任感，并且很多人是带着独立的精神和批判的眼光。且不说梁漱溟三进延安，完全是以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身份与中共领导人商讨国是；陈学昭第一次到延安，也完全是以一个独立新闻工作者的身份，对延安的所见所闻所感给予相当公正充分的报道；何其芳1940年5月在回答中国青年杂志社约稿提问时说，他当初坐在川陕公路的汽车上准备进入延安，心里想到的是倍纳德·萧离开苏维埃联邦时的那句话“请你们容许我仍然保留批评的自由”；还有萧军，在整风运动初期的集会上公开表示，我的一支笔要管两个党等，都显示出这些知识分子身上的“五四”精神性格特征。正是在这种精神主导下，他们在一系列报纸杂志和墙报、壁报上发表大量言论，街头诗与朗诵诗运动、集体歌咏、文艺小组、学术团体也如雨后春笋；延安总共约四万人，竟公开出版报纸杂志60余种，经营图书出版印刷销售的书店有十家之多，如新华书局、光华书店、青年书店、抗战书店、文明书局、延安书店、陕北书店、华北书店，加上以解放社、新华书店等名义出版的图书，带来造纸、印刷、出版、发行整个文化产业的急速发展，蔚为壮观。莫耶作词、郑律成作曲的《延安颂》创作于1938年年初；塞克作词、冼星海作曲的《生产大合唱》，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的《黄河大合唱》，也创作于整风运动前的1939年年初。受时间影响和战争环境制约，长篇巨作没有诞生，但在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短篇小说等文学样式上体现的审美格调是值得重视的。

两种“延安文学传统”的分界点在延安整风运动，尤其是审干“抢救”运动。此前延安文学的创作者们是革命队伍的批判者，此后成了被革命改造的对象；此前他们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此后他们成了革命队伍里的文艺工作者；此前他们游离在军事化体制外，此后他们成了事业单位里的职业作家。在整风运动和审干“抢救”运动中，他们经历了洗心革面、脱胎换骨的人生改造。审干“抢救”运动之后，延安只剩下《解放日报》《参考消息》和《边区群众报》三份报纸，几乎所有杂志都停办了；《解放日报》副刊出现严重稿荒，毛泽东在自己的枣园住处亲自宴请延安的知名人士，并拟订每人每月供稿字数，要求责任到人，分块包干。

分析这两种文学传统形成的直接原因，我们可以梳理出张闻天（洛甫）和毛泽东两位领导人完全不同的文学观和文化观。张闻天参加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延安之前，曾经在五四时期创作新文学作品，曾经游学日本、美国和苏联，曾经对高长虹、王实味、范文澜等知识分子爱护有加。1935年年初，遵义会议不久，张闻天接替博古（秦邦宪）在党内负总责。从保安到延安整风运动初期，他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负责党的理论宣传和文化教育工作。毛泽东以中央军委主席、中央书记处书记身份，主要负责指挥军事斗争和对外政治斗争。

1940年1月，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张闻天做了题为“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的“文化政策报告”，毛泽东做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讲演”。很显然，“政策报告”是代表组织的，而“讲演”只代表个人意见。张闻天认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内容和性质，应当是民族的、民主的、大众的、科学的。“民族的，即抗日第一、反帝、反抗民族压迫，主张民族独立与解放，提倡民族自信心，正确地把握民族的实际与特点的文化；民主的，即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人民自由的思想习惯与制度，主张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生活与民主作风的文化；科学的，即反对武断、迷信、愚昧无知，拥护科学真理，把真理当作自己实践的指南，提倡真能把握真理的科学与科学的思想，养成科学的生活与科学的工作方法的文化；大众的，即反对拥护少数特权者压迫剥削大多数人，愚弄欺骗大多数人，使大多数人永远陷于黑暗与痛苦的贵族的特权者的文化，而主张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大众的、平民的文化，主张文化为大众所有，主张文化普及于大众而又提高大众。”为此，他提出要尊重文化人的特点，全力扩大与巩固抗日文化统一战线，进一步发展新文化的各部门、各方面“大胆地创作、写作、著述、介绍、翻译来打破各种限制，打破各种陈旧的观点与标准，建立新观点、新标准，以发展学术提高学术”；同时，要广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普及文化到农村去，大批吸收培养抗战文化干部，“建立发展全国新文化运动中能够起先锋模范作用的文化根据地……建设大规模的出版机关，以供应给全国文化界的需要”[1]。这个“文化政策报告”连续三天讲完，获得与会者的一致拥护。

为期九天的会议结束时形成的《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是以张闻天的报告为基调起草的。该宣言中提出，“文化运动在抗战中是一条重要的战线”，要创造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必须以政治上的民主自由为基本条件”“应该进一步在生活上和工作上帮助文化工作者，使他们有尽可能地优良的工作条件，使他们能更好地进行自己的工作”。《宣言》还特别提醒在延安的文化界同人，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这里的理论研究、艺术创作、自然科学以及文化各部门不断地在获得进步；这里的进步言论和出版事业得到了完全的自由”[2]。会议结束后，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会议精神，中央宣传部与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人团体的指示》，提出13三条具体意见措施，确保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事业的发展。其中要求，“应该用一切方法在精神上、物质上保障文化人写作的必要条件，使他们的才力能够充分的使用，使他们写作的积极性能够最大的发挥”“党的领导机关，除一般的给予他们写作上的任务与方向外，力求避免对于他们写作上人工的限制与干涉……对于文化人的作品，应采取严正的、批判的，但又是宽大的立场，力戒以政治口号与褊狭的公式去非难作者，尤其不应出以讥笑怒骂的态度”；对于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化人管理上，建议组织各种不同的文化团体，如文学研究会、戏剧协会、音乐协会、新哲学研究会等；根据“文化人的最大要求，及对于文化人的最大鼓励是他们的作品的发表。因此，我们应采取一切方法，如出版刊物、戏曲公演、公开演讲、展览会等，来发表他们的作品”，并建议在文化人比较集中的地方，开设“文化倶乐部”或“创作之家”[3]。随后，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又与八路军总政治部联合颁布《关于部队文艺工作的指示》，提出六条有针对性的意见措施，纠正部队工作中轻视文艺工作者的现象，要求“在部队中分配他们的工作时，要顾虑到他们创作上的便利，要使他们比较有自由的时间和必要的物质条件”“部队的政治工作的领导者，应注意发扬部队文艺工作者的民主作风，在理论上的论争和对原则问题的讨论（不管是属于政治方面的、艺术理论的，以及关于技术问题的），都应发动公开的讨论和批判，帮助部队文艺工作者在政治上、理论上的提高和进步”“对于部队文艺工作者的每一个微小的成就和发明，应给以精神的或物质的鼓励”[4]。同时期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也相应发表了一系列社论文章，欢迎科学艺术人才，鼓励科学研究和文艺创作，繁荣抗日根据地的革命文化事业。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所做的“讲演”认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与张闻天的论述相比，恰恰缺少了一个“民主的”。综合分析可知，在毛泽东看来，“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5]。他将民主、文化都纳入政治斗争的范畴，革命成功了，农民翻身解放了，一切问题都自然解决了。这种观念应当说是由来已久。早在1936年11月保安成立中国文艺协会的讲话中，他就提出中国革命的文武两支队伍，“我们要文武两方面都来，要从文的方面去说服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从文的方面去宣传教育全国民众团结抗日。如果文的方面说服不了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那我们就要用武的去迫使他停止内战。你们文学家也要到前线上去鼓励战士，打败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6]。此后，他在延安鲁艺以及其他场合多次表达过文武两支队伍共同作战，完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思想。

1940年1月毛泽东在边区文代会上的“讲演”虽然没有被当时的文艺政策所吸收，但毛泽东本人对于自己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非常珍惜，多次修改并更名为《新民主主义论》，最终在整风运动中得到贯彻。1942年5月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可以看作1936年讲话的延续，更是1940年讲演的发扬。把文学、艺术、文化当作一种斗争的武器，把文化工作者编制成一支斗争队伍整合到社会阶级斗争的阵营里，这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是革命真理。观念形态的延安文学传统正是此种历史语境中的产物。然而，脱离了具体的历史语境，将它作无限的延伸，出现大的失误也就在所难免了。

朱鸿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