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民族书写与“多民族文化”共生
21世纪广西诗坛的发展情况是：“‘广西青年诗会’‘桂林诗会’‘十月诗会’以及各种诗歌研讨会的交替现身，诗人们在《诗刊》《人民文学》《星星》等重要刊物上频频露面，‘华文青年诗人奖’‘女性诗歌奖’等各种奖项的荣揽，‘青春诗会’‘青海湖国际诗歌节’等国内外大型诗歌活动的参与”[9]，这些丰富多彩的诗歌景观彰显出21世纪以来广西诗歌发展的新特征、新活力、新维度，展现了广西诗歌发展的时代趋势与可能。由于广西诗歌“民族书写”传统的影响，也由于女性诗人群体的崛起及广西高校中“80 后”“90后”等青年诗人的出现与成长，21世纪伊始广西诗坛出现了多元共生的发展局面。可以说，21世纪以来的18年时间里，广西诗坛的代表诗人、诗歌团体在保持面向广西地域“民族书写”的激情与情感之下，也开展了个体或团体两个维度的诗歌创作与实践。广西诗坛这些具有多维度、差异性、丰富性的诗歌创作与实践，建构了21世纪以来广西诗歌18年创作的深度与广度，呈现了广西诗歌在中国诗歌版图中的独特价值。
第一，“多民族”诗人的“民族”认同。20世纪50年代壮族诗人韦其麟《百鸟衣》模式的“民族书写”不仅建构了广西现代诗歌的转型，而且作为一种创作的理念至今对广西诗坛深有影响。韦其麟在壮族叙事长诗《莫弋之死》中写道：“万里碧空没有一丝浮云，/烈日向大地喷射着火焰，/水井露底了，田塘龟裂了，/翠绿的禾苗已焦黄枯卷。/求雨的香烛烧了七七四十九日，/巫公把经文念了七七四十九天。/人们的脸上笼罩着浓重的乌云，/如火的太阳却日日在蓝天高悬。”[10] 在1949年之前，有固定复沓、押韵与数字“限制”的“勒脚歌”“排歌体”统领着广西诗歌创作的局面，韦其麟本人开展的现代民族叙事诗创作，诗中每行的字数、长短、意蕴及整体形式已遵循现代诗歌的修辞技巧与体制而实现自由化、审美化，展现出现代诗的诗性与审美特征。韦其麟这种“善于吸收壮族民歌的营养，大量采用民族的比兴、夸张、重叠等表现手法，通过朴素而生动、简洁而活泼的语言，形成明丽的意境和浓郁的抒情气氛，有着较高的艺术价值”的现代诗创作，实现了广西诗歌的现代转型，并影响与引领了广西包括汉族诗人在内的“多民族”诗人群体的现代诗创作与民族书写。在80年代，广西诗坛代表诗人杨克（汉族）在组诗《走向花山》中写道：“欧唷唷——/我是血的礼赞，我是火的膜拜/从野猪凶狠的獠牙上来/从雉鸡发抖的羽翎上来/从神秘的图腾和饰佩的兽骨上来……血哟，火哟/狞厉的美哟/我们举剑而来，击鼓而来，鸣金而来/——尼罗！”[11] 在诗中，诗人杨克对象征着壮族文化与精神的“花山”的想象与认同，表现了他作为一个汉族诗人对民族书写的理解与把握，也体现了广西诗坛“多民族”诗人对“民族”的创作认同。
21世纪以来，“多民族文学”理论视野倾向于以民族的地域、历史、文化等现代意蕴为民族创作与作品的界定标准，基本认同将汉族作家、诗人的民族题材创作纳入民族文学之中，这种“多民族文学”的时代理论视野也为民族文学与民族诗歌的“多民族”书写提供了学理依据。我们看到，21世纪以来广西“多民族”诗人因受壮族诗人韦其麟20世纪50年代《百鸟衣》模式的“民族书写”传统、20世纪80年代末杨克（汉族）的“百越境界”和“走向花山”及“多民族文学”理论视野的综合影响，大都倾向于广西地域内的“民族书写”。在广西籍编者钟世华2017年主编的地域选本《广西诗歌地理》中，非亚（汉族）、刘频（汉族）、刘春（汉族）、吉小吉（汉族）、天鸟（汉族）、苦楝树（汉族）等广西汉族诗人创作的反映广西民族地域百越文化、密洛陀文化、那文化的诗作表现了广西“多民族”诗人对广西地域内民族共同体的想象与书写可能。[12]
第二，21世纪女性诗人的崛起，活跃广西诗坛。“女性诗歌”主要以女性个体生命的体验与自我身份的认同为书写维度，它是一种不同于男性话语的主体自省与身份建构。21世纪广西诗坛18年的发展可以说是女性诗歌逐渐崛起的“18年”。在21世纪的前10年中，广西民族大学学生李冰获得第五届《广西文学》“金嗓子”广西青年文学奖（2007），70 后女诗人黄芳参加诗刊社第26 届“青春诗会”（2010）；再到近年来“80后”女诗人陆辉艳参加诗刊社第32届“青春诗会”（2016）与鲁迅文学院第29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2016）及获得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2017），《南方文坛》为瑶族女诗人林虹（冯艺、林虹、冯昱作品研讨会，2015）举办专场作品研讨会等系列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广西诗坛的女性诗人在肯定自身女性的生理结构和心理体验的前提下，已于21世纪以来的广西诗歌当中建起了男性诗人群体多元互补的话语场，从而实现了从女性性别的身份走向“诗人”这一文化身份的转变。苏珊·朗格说：“诗人笔下的每一个词语，都要创造诗歌基本的幻象，都要吸引读者的注意力，都要展开现实的意象，以便使其超出词语本身所暗示的情感而另具情感内容。”[13] 很显然，21世纪以来广西的女性诗人以温情、友爱、和谐来消解粗暴、冲突、挑战性的男性权力话语，有效地丰富与提升了21世纪以来广西诗歌的发展维度与本体意蕴。
在当下广西诗坛，以黄芳（壮族）、林虹（瑶族）、陆辉艳、吕小春秋、卢悦宁等为代表的21世纪广西女性诗人，从对女性身份与意识的关注到对诗歌语言的探索转型，契合着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女性诗潮的精神。综合而论，21世纪以来，广西女性诗歌由女性书写过渡到语言自觉，具体表现为三种写作形态：其一是体现女性情感、角色与气质的写作，其二是关于女性意识与女性身体的书写，其三则为一种超性别化的写作。这三种形态的转变显示出21世纪广西女性诗歌话语模式的嬗变以及语言意识逐渐自觉的过程。如陆辉艳在《她弯着腰，度过了她肉体的一生》中写道：“有时我们从黄昏的河滩回来/看到她长久地，在灯光里扫地/她手握竹枝扎成的扫帚/要扫净这屋前屋后的/第一片枯叶，包括她身体里的/……经过她的光线、时间，从河滩吹来的风/和言辞，都不由自主地/弯曲了一下。”[14] 陆辉艳的这一首诗说明，女性诗人的诗歌写作，一般从女性的身份、性别着手，进而慢慢转入对群体与生命本质的深度思考与观照，这种由女性个体至群体乃至人类“大我”的书写表现了女性诗人群体写作的抱负与追求。并且我们也明显地感觉到：与男性诗人群体相比，女性诗人在追求语言与表现人类“大我”的同时，还表现出女性个体本身特有的多愁善感的力量与魅力。如广西“80后”女诗人程文凤在诗歌《经过》中写道：“一只蚂蚁被风卷落/她微小的悲伤/是我不能抵达的远方。”在诗中，程文凤以女性特有的细腻与敏感表现了男性诗歌中不曾具有的女性直觉与感受，呈现出女性诗人抵达事物的柔软与温情。很显然，陆辉艳、程文凤的诗歌说明了在往返于个体、语言、人类“大我”之间，广西女性诗人建构了与男性诗人群体互补性的个体与群体的书写话语，实现了广西诗坛女性诗人的崛起。而且“女性诗歌不再局限于女性这一性别属性，她们追求的更多的是人类共同的命运，不断启示精神性的身份认同和普世价值”。[15]
第三，从诗歌界喧哗的“叙事”写作走向心灵深处与哲理意味的“知性”诗学。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诗歌表现出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两种不同的书写倾向：“从话语层面考察，民间写作着重于口语写作，而知识分子更倾向于书面语言，在精神追求上也存在许多差异。”[16] 在当代诗歌中这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推动并丰富了当代诗歌与文化的发展，颇具话语的理论启示。广西诗歌作为中国诗歌版图的重要组成，同样表现出当代诗歌发展的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对立又统一的立场。21世纪以来广西诗歌发展情况为：一方面是石才夫（壮族）、非亚、刘春、荣斌（壮族）、黄芳等广西知名诗人强调口语性质的民间写作，他们是广西诗歌的一种重要创作态势。另一方面是谭延桐、李心释、董迎春、斯如、陆辉艳、覃才（壮族）等一批诗人注重超验、语言本体的知性写作。相对于口语的、日常的民间写作，他们注重超验、语言本体的知性写作在个体、语言、深度、本体之间建构了21世纪以来广西诗歌丰富的异质性与可能。
“茶叶进入水/水变成油/我进入夜晚/便可燃烧/五谷杂粮海鲜蔬菜/这些不同质地的柴火/塞进我的灶台/不要跟我谈相反的事物/什么都可以燃烧/你已举起我/这火把照亮身体里的他者”（李心释《茶叶》），“此刻，命运灌注瞬间/喜悦定义偶然/水在恋爱//河流吹皱倒影/斜阳坠痛长发/灰色嵌入彼此眼神//我们在夜的子宫穿行/下雨，往家赶/亮光变成披头散发的老父亲。”（董迎春《黄昏》）诗歌需要灵魂，一首诗的灵魂无疑是对“精神”的认同，对语言与人类本质的知性认知，这种本质性的认同与认知源于对“传统”与个人才能的综合影响。作为广西诗坛知识分子写作代表人物的李心释、董迎春自己精神谱系里表现出了对世界的哲学性思考，对死亡（虚无）体验的精神性认同态度，展现了有别于广西诗坛中强调日常的、凡俗的口语写作的不同价值与意义。“诗歌应该被理解为一种认知上的探求”，[17] 21世纪以来，广西诗坛代表性诗人谭延桐、斯如、林虹以及青年诗人陆辉艳、六指、覃才、思小云等一批青年诗人表现出与李心释、董迎春同样的知性书写追求。
第四，多元共生的青年群体。21世纪以来，广西诗歌呈现出多元共生的发展态势，具体地表现为广西高校文学社团和诗歌创作群体的活跃与激情书写。如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诗群”、河池学院“南楼丹霞文学社”、玉林师范学院“天南湖诗群”、广西师范大学“采薇文学社”、广西师范学院“渔人诗社”等。“他们以大学师生为主要创作主体，基于相同的兴趣爱好，通过举行诗歌赛事、朗诵会、沙龙等相互学习、交流。这些团体不仅丰富了校园文化，推进了广西文学的发展，也为当代诗坛培养了众多的优秀诗人。”[18] 可以说，21世纪以来，广西诗坛“80后”“90后”青年诗人和团体作为一个多元共生的诗歌群体，他们积极探索当代诗歌的语言及形式，不仅形成了由外向内的书写精神，诗歌也由单一抒情性转向哲理性的思考，特别是重视语言本体的回归，在传统中融入现代意识，为广西当代诗歌的写作提供了某种实践与发展可能。
“我走过大山，/走过黎明，/走过黄昏，/在夜晚的地面，冻得失去知觉。//我游过大海，/游过春天，/在冬天的海上，冷得失去了自我”。（零馥笺《走过黎明，走过黄昏》）[19]“黄鹤的离去，让楼越来越高/三与五的变化，就是中国几千年/登黄鹤楼/石头雕塑着，很多鹤的象征/长江穿过武汉/花花绿绿的游人，到来与离去”。（覃才《黄鹤楼》）[20] 尼本特和罗伊尔说：“诸如描写、偏离、悬念、不确定性、自我反思、时间性和因果倒置，常常是叙事中最具吸引力的东西。”[21] 零馥笺（壮族）、覃才（壮族）作为广西的“80后”“90后”青年诗人，他们的诗歌写作显然有别于广西诗坛中传统的以抒情、叙事为主的口语写作，而是在叙事的同时以超验、通感、象征、隐喻等理念与体验把诗歌的情感与思想转入了哲理的思辨与表现层面，在对时、空、人的体认与思考当中，传达出生命的哲理与现代诗歌语言的诗性意味。广西诗坛当下活跃于区内外的广西“80后”“90后”青年诗人群体，如牛依河（壮族）、费城（壮族）、六指、陆辉艳、苦楝树、吕旭阳、思小云、祁十木（回族）、李富庭（瑶族）、刘宁（纳西族）等，由于大都出自大学校园，他们都具有与零馥笺、覃才相同的书写理念和表现维度。
我们看到，21世纪以来广西诗坛“80后”“90后”的青年诗人的成长离不开个体的坚持与努力，同时也离不开《星星》诗刊“大学生诗歌夏令营”、《中国诗歌》杂志社开办的“新发现诗歌夏令营”等“外力”推动。自2008年以来，广西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学院等高校的广西“80后”“90后”青年诗人中，新星、安乔子（冯美珍）、苏丹、微克、七勺（廖莲婷）、六指、李路平、砂丁、祁十木（祁守仁）、思小云、覃昌琦、覃才受邀参加《星星》诗刊“大学生诗歌夏令营”；覃才、祁十木（祁守仁）受邀参加《中国诗歌》“新发现诗歌夏令营”。广西这些“80后”“90后”青年诗人参加《星星》诗刊与《中国诗歌》面向全球华语青年诗人的诗歌“夏令营”说明了21世纪以来广西“80后”“90后”青年诗人写作的影响与价值。正是这些诗歌力量推动了21世纪以来广西诗坛“80后”“90后”青年诗人的成长及发展可能。
综上所述，21世纪以来广西诗歌18年的创作，不同的诗歌团体与个人在广西地域内的民族书写、女性书写及知性的诗学追求，不仅展现了广西诗歌在21世纪的变化与可能，而且表现出对当代诗歌诗性写作的强化和对当代诗歌界“非诗”写作的修正意识，从而显现了21世纪以来广西诗歌创作的意义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