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多民族文学”与广西诗歌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各民族多元共生的国家，在20世纪末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思想影响下，中华各民族“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1]的理念与思想在中国的民族学、文学、文化学、历史学等领域产生了重大反响。可以说费孝通“此学说的提出彻底廓清了20世纪以来在中华民族的形成以及各民族关系上的模糊认识，为历史上各个时期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找到了历史的科学答案”。[2] 在文学方面，21世纪以来，在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思想史观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举办的十余届“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的影响下，“‘多民族文学’理论视野虽然倾向于以民族的族属、地域、历史、文化等现代意蕴为民族创作与作品的界定标准，但对民族文学当中汉族作家、诗人进行民族题材创作这一特殊现象，可以说是基本上认同将汉族作家、诗人的民族题材创作纳入民族文学之中。这种‘多民族文学’的时代理论视野为审视当代民族文学与民族诗歌的包括汉族诗人在内的‘多民族’诗人的‘民族书写’这一特殊的现象提供更为充足的学理依据。”[3] 非常荣幸，“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也已在广西举办两届（2005年南宁第二届，2010年桂林第七届），在“多民族文学”视野下，广西不同少数民族诗人根据“民族成分”“语言”“题材”三项要素开始了现代意义民族诗歌创作；“汉族诗人则根据民族地域、历史、文化等方面开展民族诗歌创作”。[4] 这直接造成了21世纪广西诗歌创作不仅有深厚的多民族书写传统与实践史实，而且经过十余年的探索与理论总结，产生出良好的实践成果。

广西作为一个世居有壮、瑶、苗、侗、京、仫佬等12个少数民族的多民族聚居地，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包括汉族在内的“多民族”诗人、作家显然以广西地域为精神场域开展了不同维度的“民族书写”。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在韦其麟《百鸟衣》模式的民族叙事诗影响下，苗延秀（侗族）、包玉堂（仫佬族）、萧甘牛（壮族）、侬易天（壮族）、莎红（壮族）、张化声（汉族）、柯炽（汉族）等不同民族身份的诗人先后创作出《大苗山交响曲》《虹》《双棺岩》《刘三妹》《密洛陀》《红旗的儿子》《姑娜》等民族叙事长诗或叙事长诗。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文学的“寻根思潮”和广西的“百越境界”影响下，杨克（汉族）、农冠品（壮族）、黄神彪（壮族）、黄勇刹（壮族）等不同民族身份的诗人写出了《走向花山》《花山壁画》《岜来，我的民族魂》《歌王传》等面向广西民族传统与文化的作品。“他们熔民族传统和现代意识于一炉，从乡间走向躁动不安的城市，用老一辈诗人陌生的话语和近于朦胧的词汇，描绘自己认识的世界。”[5] 20世纪末及21世纪以来，广西诗坛延续了广西地域之内的“多民族”的书写传统，多次以象征壮族文化起源的“花山壁画”为民族情感与书写的对象，代表性的活动与事件有：“花山文化与我们的创作研讨会”（1985，南宁）、“广西青年文艺工作者花山文艺座谈会”（1996，崇左花山）、“广西首届花山诗会”（2017，崇左花山）。“这些具有传承性、时代性的‘民族书写’探索与实践，不仅是在民族叙事诗模式的‘民族书写’传统上挖掘了广西诗歌‘民族书写’的现代可能，更凸显广西诗歌创作的新态势与时代特征。”[6] 显然，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广西诗坛包括汉族诗人在内的“多民族”诗人的“民族书写”传统与实践有力地证实了广西诗歌所具有的“多民族文学”特征。

在理论方面，自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于2004年发起与主办的“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已于广西举办两届，分别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广西作家协会、广西民族大学（原广西民族学院）等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地点为南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第七届“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地点为桂林）。冯艺（壮族）、鬼子（汉族）、东西（汉族）、凡一平（壮族）、蓝怀昌（瑶族）、容本镇（汉族）、张燕玲（汉族）、覃德清（壮族）、温存超（汉族）等广西诗人、作家及评论家参与了这两次论坛。这种广西不同民族身份的诗人、作家及评论家直接参与中国“多民族文学”理论探讨的史实，深化与提升了广西文学所具有的“多民族文学”底蕴。广西诗歌更是如此。

所以，在广西不同民族身份的诗人的“民族书写”传统与史实及中国“多民族文学”理论的综合影响之下，21世纪伊始，张燕玲、容本镇、陈祖君、董迎春、陈代云、刘春、罗小凤、梁冬华、王迅等广西各界的批评家对广西诗坛出现的诗歌团体、代表性诗人及诗歌话语现象进行了全方位的审视与观照。在这些不同的民族身份批评家当中，部分批评家系统地梳理了广西诗歌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五六十年的发展脉络，部分批评家考察了“广西青年诗会”“桂林诗会”等广西最重要的诗歌活动，部分批评家研究了“自行车”“相思湖诗群”等广西活跃的诗歌团体，部分批评家则剖析了韦其麟、非亚、盘妙彬等广西代表性诗人及其作品。可以说，21世纪以来这些广西本土的批评家对广西诗歌的理论观照是与广西诗坛诗人群体的创作一致的，他们共同建构了21世纪以来广西诗歌的发展格局。这种理论观照与文本创作相统一的诗歌共生生态，建构了21世纪以来广西诗歌发展的丰富性、多民族性和现代性，推进了广西诗歌的时代发展，彰显了广西诗歌在中国诗歌版图中所具有的价值与意义。

第一，学术论文的“争鸣”。21世纪广西诗歌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国内一些重要的学术刊物上，这些学术论文从不同维度探讨了广西诗歌的生长与发展态势。比如：陈祖君的《边地·现代·本土——广西现代诗歌发展历程的一个扫描》《南方的声音——90年代两广诗人论》、陈代云的《隐秘的上升之路：2000年以后广西诗歌述评》等主要考察了广西现代诗歌的发展历程；刘春的《广西诗歌：在波峰与波谷之间——关于新时期广西现代诗创作的10个问题》、罗小凤的《新世纪以来广西的新诗发展倾向与困境探察》等从发展现状、倾向与困境等方面对广西诗歌进行探讨；钟世华的《心中有处处有，心在处处在——盘妙彬访谈录》、罗小凤的《“坚持在浮世挖井”——论刘频的诗质追求》等以诗人个案研究为出发点，对活跃于当下广西诗坛的诗人进行了梳理与探讨；董迎春的《多元共生态势下的“相思湖诗群”》《诗无体·非亚的诗·自行车美学》、梁冬华的《守着“鬼门关”的写作——论广西漆诗歌沙龙》等研究了21世纪以来广西较为重要的“相思湖诗群”“自行车”“漆诗歌”等诗歌团体；吴迎君的《书写众神，然后黄昏——董迎春〈水书〉组诗的形式文化学阐释》、伍明春的《重建人和自然的关联——评盘妙彬的〈青山就是中年，春风就是老虎〉》，刘玲的《在历史和现实的语境中磨制铜镜——刘频诗集〈浮世清泉〉艺术探微》等则是从具体文本角度进行探讨；董迎春、李冰的《多元共生的广西青年诗群——广西第二届青年诗会综述》，董迎春、思小云、姚文燕的《第十六届国际诗人笔会综述》，陆辉艳的《广西诗歌双年展作品研讨会会议纪要》，刘伍吉的《回顾与超越：面向21世纪——广西青年诗会纪要》等对一些在广西本土举办的重大诗歌活动进行记录与考察；刘玲的《地域性诗歌创作的魅力——论90年代以来的广西诗歌创作》、陈代云的《广西当代诗歌本土经验的想象与构建》等从广西地域性或本土经验的角度对广西当代诗歌进行考察。此外，一些重要的学术刊物如《文艺争鸣》《南方文坛》等重点推出了刘春、董迎春等人的评论。如《文艺争鸣》（2008年第6期）与《南方文坛》（2011年第4期）推出了周志雄、刘波等评论家对刘春的评论，《南方文坛》（2014年第3期）“今日批评家”栏目推出了李心释、杨有庆等评论家对董迎春诗歌的研究文章。可以说，21世纪以来这些关于广西诗歌历程、团体、现象及代表诗人及其作品的学术观照与总结，不仅扩大了广西诗歌在当下诗坛的学术影响，也让广西诗歌发出自己的声音，扩大广西作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城市的文化影响力。

第二，理论专著的“声响”。除学术论文之外，广西不同批评家与研究者的理论专著也就广西诗歌历程、团体、现象及代表诗人及其作品进行学术性考察与探究，以推动21世纪广西诗歌的发展。21世纪以来，考察与探究呈现广西诗歌发展的理论专著主要有：陈祖君所著的《两岸诗人论》（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李建平等著的《广西文学50年》（漓江出版社2005年版），蓝怀昌主编的《世纪的跨越——广西文学艺术十三年现象研究》（下卷）（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李建平、黄伟林等著的《文学桂军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潘琦主编的《广西文学艺术六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罗小凤所著的《新世纪广西诗歌观察》（广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钟世华所著的《穿越诗的喀斯特——当代广西本土诗人访谈录》（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张燕玲、张萍主编的《南方批评30年：〈南方文坛〉广西文论选：1987—201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等。21世纪以来这些关于广西诗歌历程和现象统揽性的研究专著和史料汇编，不仅详细地探察、解读与研究了21世纪以来广西诗歌发展状况，而且也论述了21世纪广西诗歌发展的现状、特点、存在的困境与解决路径等。可以说21世纪以来广西诗坛不同的批评家与研究者从不同维度考察与探究了广西诗歌的发展脉络与轨迹，也影响了广西诗歌的创作与发展。

第三，诗歌选本的“观照”。诗歌的选本是一种介于文本与理论之间的诗歌观照与呈现。21世纪以来，广西诗坛不同的主体或个人对广西诗歌发展进行了不同视角的“选本”总结。重要的选本有：非亚、伍迁主编的《广西现代诗选（1990—2010）》（广西美术出版社2011年版），三个A、黄开兵主编的《AAA广西诗歌排行榜（2013—2015）》（广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大雁、非亚主编的《自行车诗选（1991—2016）》（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6年版），钟世华主编的《广西诗歌地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三个A主编的《中国先锋诗歌地图·广西卷》（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7年版），石才夫主编的《广西诗歌双年展精选集（2006—2016）》（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广西作家协会主编的《文学桂军二十年（1997—2017）·诗歌精选》（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等。21世纪以来，广西诗坛这些具有文学性、空间性、地域性与理论视野性的广西诗歌选本，梳理与总结了广西诗歌历史维度上的发展与演变情况。在这些选本的序言与后记当中，广西诗坛不同的主体或个人表达了对广西诗歌历史发展的思考与理解。如学者郑春所说，钟世华主编的《广西诗歌地理》是“从‘空间’角度俯瞰和梳理当代广西的诗歌大地，在一个较新的领域深入研讨其写作现状，并以较大的努力试图建构广西诗歌的‘地理诗学’”[7]。可见，21世纪以来的广西诗歌选本，在呈现广西诗歌文本发展特征的同时，也在反思与思考广西诗歌本身的发展，它们具有理论观照的色彩与性质。

批评家张燕玲在2017年出版的《南方批评30年：〈南方文坛〉广西文论选：1987—2017》序言中写道：“论文集的出版，既是文艺阵地的自我建设，也是对近30年广西文论的一次巡礼……颇具本土性、学术性和档案性。”[8] 在广西诗歌21世纪发展的首个18年里，广西诗坛不同批评家和研究者对广西诗歌的理论反思与观照也无疑是广西诗歌的“巡礼”与“存档”。广西诗坛不同批评家和研究者作为广西诗歌21世纪发展的参与者、见证者，他们以理论的视野对广西诗歌的方方面面进行观照与总结，以诗歌创作与理论观照相统一的形式记录与呈现了21世纪以来的广西诗歌发展格局与全貌，表现了21世纪以来广西诗歌在中国诗歌版图中应有的价值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