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一支肯定的火焰”：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笔者在开展研究的时候，首先要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奥登总是公开地反对将作品与作者联系在一起阅读，也不信任体系化的批评实践，而笔者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归根结底就是基于历史语境的多重维度来探讨个人与传统、个人与时代、个人与艺术之间的交互关系，并且试图在这样的阐释过程中整合奥登诗学的思想谱系和艺术伦理，从而勾绘出奥登诗学精神的一个主脉络。
奥登生前一再声称，了解作家的生活状况未必就能帮助我们理解他的作品。他认为，读者如果想要把握作家的思想，只能通过阅读他的作品来实现，只有在知识、智慧和想象的交互运作下才能直达作者的内在精髓，而不是通过搜罗他个人生活的具体事件和亲戚朋友的零星记忆来妄自拼凑。他相信，从理论上而言，“一本好书的作者应该是匿名的，因为人们崇敬的是他的作品，而不是他本人”[115]。在这一观念指引下，奥登生前自编的诗集、诗选、散文集等，往往不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其目的就是让读者专注于作品本身。下面这段话，很好地说明了他的这种“偏见”：
有关作家的传记，无论是自传还是他传，一般都长篇累牍，甚至趣味低俗。作家是一位创造者，而非实干家。当然，有些作品，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全部作品，都源于作家的个人生活经历。但是，了解这些原生态的素材，并不能帮助读者从作家精心准备的文字盛宴中品尝出独特风味。除了他自己、他的家人和朋友，作家的私人生活与任何人无关，而且也不应该产生关联。[116]
奥登要求其文学遗产受托人在他去世后发布声明，让朋友们尽快烧毁他写给他们的所有信件，在烧信之前还不能给任何人看。这个要求甚至直接出现在1969年2月22日发表于《纽约客》的书评文章《文明的声音》里[117]，似乎是唯恐将来遗嘱执行不力，索性自个儿先交代一番。
奥登对传记文类的偏见，已经到了几乎人尽皆知的地步。20世纪末，布罗茨基与沃尔科夫（Solomon Volkov）谈到奥登时，有过这么一段对话：
沃尔科夫：……也拿奥登来说，他就常常声明，阅读传记对理解作家起不了什么澄清作用。他要求不要编他的、奥登的传记，并说服朋友把他寄去的信毁掉。但从另一方面说，正是这位奥登，在评论英国出版的柴科夫斯基日记时写道，没有比阅读朋友的日记更有趣的了。读读作为随笔作家的奥登吧！他心怀明显的满足去研究伟人的传记！他为弄到某些个人的、然而是有意义的细节而欣喜莫名，难道这不是正常的感情吗？
布罗茨基：您知道，奥登为啥反对传记吗？关于这我想过，不久前我与我的美国学生讨论过这个问题。事情是这样的：虽然诗人传记本身的意义可能是很出色的作品，特别是对这或那种天才的崇拜者，但这种意义往往根本澄清不了诗作的内容。可能使得诗模糊不清。可以重构环境：监狱、迫害、流放。但结果——在艺术思想上——不能重构。不止但丁一个人从佛罗伦萨被流放。不止奥维德一个人从罗马被流放。[118]
这段对话让我们看到了奥登的矛盾之处——他一方面反对他人为自己立传，谨防后人通过他的生活状况来研读他的作品，但另一方面又喜欢阅读他人的传记、日记等揭示个人生活的作品。门德尔松教授历时多年推出的《奥登全集：散文》（The Complete Works of W.H.Auden：Prose）足足有六大卷，而在如此浩繁卷帙中，不少文章是给那些传记、日记、回忆录撰写的评论。虽然奥登曾直白地说他之所以写批评文章是因为缺钱[119]，但我们知道“顽童”奥登有时候是以亦庄亦谐的口吻“操刀”剖析自我的。对金钱颇为务实的奥登，当然会因为金钱的原因接受别人的邀请撰写书评，不过可供他挑选的评论素材那么多，他却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奉献给他公开反对的书类，这种反对未免失了底气。在具体的书评文章里，他成了他自己反对的那类读者和批评家。比如他在谈论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的十四行诗时，一方面替莎翁庆幸他留给后世解读的个人生活资料甚少，另一方面又不能免俗地推测那些十四行诗的创作时期。[120]这种似是而非、欲遮还羞的模糊态度，恰恰说明奥登十分清楚“艺术并不等同于生活”（《新年书简》；《奥登诗选：1927—1947》312），但两者有着十分隐秘的联系。
虽然奥登在生前拒绝别人为他立传，死后也试图通过遗嘱的形式杜绝传记的产生，他的意愿却注定要被“背叛”。友人们非但没有烧毁他的信件，甚至还把它们公布于世，并且时有关于他的回忆文字面世，这些都成为后人为他著书立传的基础性材料。汉弗莱·卡彭特在他的《奥登传》前言中感谢了奥登的这些好友的慷慨之举，并为自己撰写奥登传记找到了理由。在他看来，奥登虽然公开反对传记，却通过其他形式巧妙地保留了生活的印记：其一是诗歌，除了不少散见于诗篇的自我描述和回忆片段之外，像《致拜伦勋爵的信》、《新年书简》、《与自己的交谈》（“Talking to Myself”，1971）、《答谢辞》（“A Thanksgiving”，1973）[121]这些诗，都带有明显的自传色彩；其二是散文，奥登撰写了大量的散文，经常在其中提及自己的个人生活，比如《创作、认知与判断》（“Making，Knowing and Judging”，1956）和《依我们所见》（“As It Seemed to Us”，1965）等；其三是媒体素材，奥登移居美国后经常参加诗歌节和诗歌讲座，晚年频繁接受媒体采访，这些活动大多以文字、音频和视频的形式保留了下来，不少内容直接记录了奥登的生活见闻和所思所感。[122]不仅如此，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奥登自1969年开始编写的一本书——《某个世界：备忘书》（A Certain World：A Commonplace Book，1970）。该书由173个词条排序组成，从“Accidie”（“倦怠”）写到“Writing”（“写作”），每个词条下面都安排了他精挑细选的话语，或只言片语，或长篇大论，或出自艺术家，或出自思想家，间或也会插入他自己的想法。他说，这本书相当于他个人的星图，既然没有任何人可以把自己的行星保存得像伊甸园那样完美无缺，那么他便故意漏放了一些词条。付梓之际，他在给出版社的信中写道，该书“可以视为自传，此生也只会写出这个样子的传记了”[123]。奥登以似是而非的态度留下的“传记”，以及卡彭特先生、门德尔松教授等人撰写的传记与传记式批评著作，给了笔者“背叛”奥登的研究起点。因此，本书研究资料的主要来源，除了奥登的诗歌作品、散文作品、访谈录、演讲稿、书信等以外，还有大量关涉他的生平与创作的传记类、回忆类资料。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奥登一直拒绝给出体系化的诗学批评。他承认自己会留心诗人关于诗歌本质的言论，但会与它们保持一种清醒的距离：“作为客观表述，诗人的阐释从来不是准确的，也不是完整的，相反，总是带有一种片面性的偏颇。”[124]奥登不仅在对待他人的诗学理论和学术批评时秉持这种态度，在不得不阐释、讲授、传授和书写自己的诗学理念时，也不忘提醒大家，他得出的结论不过是基于自己的创作经验，经不起严格分析。在散文集《染匠之手》的前言中，奥登开门见山地说，在现代社会里，诗人只有通过书写和谈论自己关于诗艺的看法才能赚取更多的金钱，而不是通过他写下的诗歌。因此，他虽然并不喜欢体系化的批评，但也会接受别人的邀请（比如，做演讲、写序言、写书评等），撰写批评文章，赚点钱支付账单。[125]不过，他又承认：
一个评论家，无论他的语气多么狂傲，都不会真的企图规定关于艺术的永恒真理；他总是能言善辩，与同时代人所持的典型误解、愚见和软弱作斗争。一方面，他总是不得不同这两类人抗争以捍卫传统，即对传统一无所知的门外汉和认为应该将传统扫地出门以便由他来开创真正艺术的怪人，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维护当下真正的创新，并向那些误以为继承传统即模仿的学者证明现代的任务和成就丝毫不比过去的那些逊色。[126]
也就是说，尽管奥登经常刻意地将那些批评文章删减为笔记，以免它们沦为“死气沉沉甚至是错漏百出的体系化批评”[127]，但作为诗人、文章家、批评家、诗歌教授，他一定会认真而严肃地表达自己的诗学观点，捍卫自己的诗学理想。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在研读他的作品的过程中捕捉到他的诗学思想的基本脉络。
在辨析了这一事实的基础上，笔者的研究尽量避免奥登所批驳的“死气沉沉”，不把他纳入一个设计好了的封闭体系里，而是着重从社会背景、时代特征、文学环境等多个维度尽量还原奥登诗学思想和诗歌创作的真实语境，做到主观梳理与幽微透视相结合，这是本书撰写过程中一以贯之的原则。在具体的写作中，笔者会根据实际需求而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第一，以文本细读的方法，阐释他的作品中反映出来的诗学思想和艺术旨趣；第二，以传记式批评的纵向梳理，呈现他的思想轨迹和诗学发展的基本路径；第三，以比较研究的横向分析，区别他与其他“奥登一代”作家的不同选择和由此反映出来的诗学特征；第四，以新历史主义的方式，重新解读他的人生历程中的重大事件和诗学思想中的重大转变，赋予相应的作品一个具体的历史语境，从而辨明他的诗路选择和思想转变的成因、意义和价值。当然，笔者还会广泛地结合影响研究、心理分析、文学伦理学批评等手段，全面而立体地展现奥登诗学的基本面貌。
相较于国内外的类似研究而言，本书在分析奥登的诗学思想及其创作时，力图展示诗人在风云变幻的历史大背景下如何通过自身的思考和探索持续地对外界做出反应，考察诗人与自我、社会以及诗歌这门艺术的微妙关系，从而看到一位诗人介入社会和时代的方式，以及随之而来面临的诗学问题和不得不进行的诗学选择。
为研究方便起见，本书主体部分的论述，分为“奥登诗学的思想谱系”和“奥登诗学的艺术伦理”两个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的方面。顾名思义，“奥登诗学的思想谱系”主要从影响研究的角度来审视奥登与主流社会思想之间的复杂渊源，从中找出他在生活与创作中对这些思想的极具个性化色彩的接受、汲取和转化的线索。“奥登诗学的艺术伦理”主要聚焦奥登的文学生涯和诗学观点，综合辨析诗学传统、创作环境和艺术抱负等因素对其主要诗学观点的生成与影响。
“奥登诗学的思想谱系”由三章组成，主要依据历时的顺序动态地展开奥登的思想轨迹，但在具体论述的时候会充分考虑到诗人思想形成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本篇第一章和第二章侧重于分析早期奥登的思想源流，认为精神分析学和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有互补性，构成了青年奥登在“怎么办”的良知折磨下的一种必然选择。第一章从奥登接受精神分析学和逐渐领会“治疗的艺术”谈起，认为家学渊源、社会背景和个人脾性促使奥登服膺于弗洛伊德的“治疗之道”，在此后的人生历程中不由自主地运用弗洛伊德的方法观察他人和分析自己。但青年奥登在受益于精神分析学带来的思想火花的同时，还清醒地认识到“弗洛伊德的错误是将神经官能症局限于个体”，因而开始尝试着将精神分析学运用到“治疗”社会病症之中，这突出地表现为他在20世纪30年代将精神分析学与马克思主义熔于一炉的努力。
第二章关涉奥登与马克思主义的复杂关系。笔者认为奥登是在知识分子纷纷“向左转”的时代大背景下选择性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部分学说和观点，个性化地融合了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以此层层剥开“焦虑的时代”人们的心理病态和社会顽疾。然而，奥登自始至终都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信徒，他的左派立场和社会化写作，其实是基于人道主义的社会改良诉求。
第三章侧重于分析奥登与基督教信仰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他“失去了信仰”到“又有信仰了”的复杂心路历程中挖掘出他的宗教思想的实践性特质，认为他在反思和实践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信仰践行模式。
这些思想上的源流在奥登的生命轨迹里奔流不息，彼此交汇、涌动、融合，不可能存在泾渭分明的界线和非此即彼的范畴。本篇在论述的过程中，既注重爬梳整理各个生活阶段的思想主流，又注意打破各个思想之间的理论壁垒，从奥登的阅读、接受、转化、更新的个性化历程出发，考察奥登是如何运用现有的理论、思想和观念来解析人类社会，从而寻找个体（包括他自己）在生命、生存和生活中的位置，以及观测这些思考如何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和诗路选择。
“奥登诗学的艺术伦理”同样由三章组成。从诗歌的创作来看，它一定会处于“内容—诗歌—形式”这样一个横坐标体系内，而从诗歌的流传来看，我们还需要在上述横坐标的基础上再加一个纵坐标——“诗人—诗歌—读者”，完整的诗学理论必然会涉及到这四个方向，不同的诗人和批评家各有侧重。从奥登的批评实践来看，他更为关注现代诗人的处境和尊重诗歌这门艺术的独有临界。因此，本篇把奥登诗学的主要内容分为诗人观、题材观和技艺观三个虽然相互平行但难免交叉的层面，具体论述过程中还会辐射到他的诗歌功能观、主题观、创作观、语言观等方面。
第一章侧重于分析奥登的诗人观。他的文学生涯和创作轨迹，生动地体现了他对艺术与人生、诗人与社会、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这些基本范畴的探索，他为自己选择的“安全的位置”，既是“公共领域的私人面孔”，也是代达罗斯不高不低的飞行，更是“站在门口”以便“自由进出”的位置，从中可以看出奥登对诗人如何介入真实的历史语境持一种谨慎的态度。
奥登认为诗人与读者都会关心诗歌的“道德层面”和“技术层面”，本篇第二章和第三章以奥登对诗歌的独特阐述为起点。第二章侧重于分析诗歌的“道德层面”，展现了奥登对诗歌功能和题材的认知。奥登赋予诗歌的“无用”之“用”的艺术功能和诗歌的“见证真相”的伦理责任，让诗歌的题材和主题具有了伦理向度，而优秀的诗篇是“道德的见证者”。需要注意的是，奥登在关心诗歌的“道德层面”的时候，始终在叩问诗人自身的“道德层面”，因为诗人的“诚”与“真”直接影响了他拣选的创作题材和借此表达的核心主题。
第三章侧重于分析诗歌的“技术层面”，从奥登对弗洛伊德文艺观的继承与补充出发，认为奥登所说的创作发生（“观念的幸运冒险”）和创作过程（“密探与长舌妇的结合”）实际上是“灵感论”和“技艺论”的折中，而他关于诗歌是“语言的游戏”和“语言的社群”的说法，既表达了他对诗歌作为语言艺术的尊重，也体现了他对诗歌的艺术伦理的全面而深入的探讨。
由于奥登避免体系化的批评，所以他倾向于通过借鉴他人的创作经验和总结自身的创作实践的方式间接地陈述自己的观点，并且经常使用比喻和类比的修辞手段让观点表现得活泼生动，因而有很多独具个性的表述方式。比如，他把诗人的创作过程描述为一场活灵活现的创作心理剧：参与其中的是“他清醒的自我”和“他身心以求的缪斯或者与之较量的天使”，而为了赢得缪斯或天使的尊重，“他清醒的自我”必须具备与之相匹敌的创作技艺，这就需要诗人去追求“语言学夫人”、善待诗歌家庭中的“仆人们”（形式性要素）。总体而言，奥登的诗学观点，既有对西方诗学传统尤其是近现代以来注重锤炼诗歌技艺的诗学观的继承，又与20世纪中期活跃于英美文化界的新批评理论相互辉映。
本书通过细致而深入地考察“奥登诗学的思想谱系”和“奥登诗学的艺术伦理”，试图更精准地挖掘奥登的思想渊源和诗学观点的交互影响。笔者认为，奥登是生活的存在主义者、思想的实用主义者、诗歌艺术的孜孜探索者。同现代社会的大多数人一样，奥登看到了现代文明的诸多问题。他曾一度将这些问题简单地归结为阶级矛盾和经济危机带来的病态失衡，以为诗歌的“介入”可以救助破碎的人生和疯狂的时代。在亲历了社会状况的急剧恶化之后，他眼中的文明更像是怀特海教授（A.N.Whitehead）所说的“介于野蛮的含混和琐碎的秩序之间的危险平衡”，前者统一但不加区分，后者虽有划分却缺乏核心的统一，而理想的文明是“将最大数量的不同人类活动在最小张力下融合成一个统一体”。[128]诗歌的使命不在于建造一座供世人祈祷的信仰天堂，也不在于构建一个秩序完美的理想国，而在于通过独特的视角传达诗人对人类普遍处境的看法，提醒经纶世务者去注意他们面对的乃是有着独特面孔的活生生的人。
奥登曾颇有预见性地指出：“作家的每一部作品都应该是他跨出的第一步，但是，不管他当时是否意识到，如果每次跨出的第一步较之前而言不是更远的一步的话，就是错误的一步。当一个作家去世，若是把他的各种作品放在一起，人们应该能够看到这些是一部具有连续性的‘全集’。”[129]此番言论，一方面可以看出奥登对于诗人的艺术成长的看重，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为他对于诗歌见证具体的历史语境的要求。我们对于奥登诗学思想和诗歌创作的研究，也应该具备这样的“全集”意识。恰如布罗茨基在谈到奥登时所言：
天真是最不可能自然地持续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诗人——尤其是那些长寿的诗人——必须被整体地阅读，而不是只读选集。必须得有一个终结，开始才会有意义……诗人给我们讲的是整个故事……[130]
布罗茨基随后饱含深情地说，奥登将诗歌变成了一种存在方式，服务于一种比我们通常所知道的更广阔的无限，而且也很好地见证了这种无限。笔者所做的努力，如同当年的布罗茨基，也是为了去“取悦一个影子”，尽管这个努力还需要一种“更广阔的无限”。
[1] W.H.Auden，Selected Poems，ed.Edward Mendelson，London：Faber and Faber，1979，p.ix.
[2] Joseph Brodsky，Less Than One，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1986，pp.357，304.
[3] [英]W.H.奥登：《C.P.卡瓦菲斯》，《序跋集》，黄星烨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440页。
[4] W.H.Auden，“The Public v.the Late Mr.William Butler Yeats”，in The Complete Works of W.H.Auden：Prose，Vol.II：1939-1948，ed.Edward Mendelson，London：Faber and Faber，2002，p.7.
[5] 奥登的诗歌作品卷帙浩繁，不但数量多，类型也多，奥登的文学遗产受托人门德尔松教授亲自编定了一套《奥登诗选》（Collected Poems，1976），中文版《奥登诗选：1927—1947》和《奥登诗选：1948—1973》根据此版为母本，由马鸣谦和笔者合作翻译。本书所选取和引用的奥登诗歌，若出自这套诗选，将随文标注出处和页码。
[6] [英]W.H.奥登：《C.P.卡瓦菲斯》，《序跋集》，黄星烨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436页。需要注意的是，“诗歌的责任之一是见证真相”这一句，中文版将“见证真相”译为“见证真理”，原文“truth”的确有真理、真相、事实等多义性，笔者更倾向于译为“真相”。
[7] W.H.Auden，“The Virgin & The Dynamo”，in W.H.Auden，The Dyer’s Hand and Other Essays，New York：Vintage，1989，pp.70-71.
[8] [美]克林斯·布鲁克斯：《精致的瓮：诗歌结构研究》，郭乙瑶、王楠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4页。
[9] 关于文学与道德的关系，克林斯·布鲁克斯在《形式主义批评家》（“The Formalist Critics”，1951）中的一句阐述至今仍然深得人心——“如艾伦·泰特所言，‘特定的道德问题’是文学的主题，但文学创作的动机并非指向道德。”可以参看Cleanth Brooks，“The Formalist Critics”，The Kenyon Review，（Winter 1951），pp.72-81.
[10] T.S.Eliot，For Lancelot Andrews：Essays on Style and Order，London：Faber & Gwyer，1928，p.ix.
[11] [美]贝雷泰·斯特朗：《诗歌的先锋派：博尔赫斯、奥登和布列东团体》，陈祖洲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3页。
[12] William Plomer，“Vigorous Attack”，Sunday Referee （22 May 1932），in John Haffenden，ed.，W.H.Auden：The Critical Heritage，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83，p.95.
[13] Naomi Mitchison，“A New Generation”，Weekend Review （25 October 1930），in John Haffenden，ed.，W.H.Auden：The Critical Heritage，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83，p.83.
[14] 布卢姆茨伯里派（Bloomsbury）是20世纪上半叶以英国伦敦布卢姆茨伯里地区为活动中心的文人团体，弗吉尼亚·伍尔夫是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代表者。
[15] 汉普斯特德（Hampstead）位于英国伦敦市区，长久以来是文人雅士的聚集地。拜伦、雪莱、济慈等19世纪浪漫派诗人，以及劳伦斯、艾略特等20世纪作家都曾在此居住过。
[16] 罗素广场（Russell Square）位于英国伦敦市区，毗邻伦敦大学的主楼。结合上文提到的英国名校牛津和剑桥，“罗素广场”在此该是指代伦敦大学。
[17] 杜米埃（Honoré Daumier）是法国19世纪现实主义讽刺画大师；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是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荷兰画家，作品是以交错的三原色为基色的垂直线条和平面。
[18] Geoffrey Grigson，“Auden as a Monster”，New Verse（November1937），in John Haffenden，ed.，W.H.Auden：The Critical Heritage，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83，p.257.
[19] Rainer Emig，W.H.Auden：Towards a Postmodern Poetics，New York：Palgrave，2000，p.1.
[20] Ian Sansom，“Auden and Influence”，in Stan Smith，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W.H.Auden，Cambridge：Cambridge UP，2004，p.227.
[21] 1932年，在《雄辩家》发行前夕，奥登写了一篇前言，为该诗集的“晦涩”致歉，并概述了该诗集的内容。不过，艾略特并不认同他的做法，建议他删除这篇前言。奥登最后照办了。可以参看Charles Osborne，W.H.Auden：The Life of a Poet，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79，p.91.
[22] Richard Davenport-Hines，“Auden’s Life and Character”，in Stan Smith，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W.H.Auden，Cambridge：Cambridge UP，2004，p.15.
[23] Monroe K.Spears，Auden：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Englewood Cliffs：Prentice-Hall，Inc.，1964，p.6.
[24] John Blair，The Poetic Art of W.H.Auden，Princeton：Princeton UP，1965，p.124.
[25] Humphrey Carpenter，W.H.Auden：A Biography，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81，p.21.
[26] Humphrey Carpenter，W.H.Auden：A Biography，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81，p.43.
[27] Stephen Spender，World within World：The Autobiography of Stephen Spender，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4，pp.51-52.
[28] [英]乔治·奥威尔：《在巨鲸肚子里》，《政治与文学》，李存捧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20页。
[29] Naomi Mitchison，“A New Generation”，Weekend Review （25 October 1930），in John Haffenden，ed.，W.H.Auden：The Critical Heritage，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83，p.81.
[30] Julian Bell，“Politics in Cambridge”，in Samuel Hynes，The Auden Generation：Literature and Politics in England in the 1930s，London：Faber and Faber，1976，pp.129-130.
[31] 1937年夏，伦敦费伯出版社（Faber and Faber）和纽约兰登书屋（Random House）邀请奥登和衣修伍德写一本旅行杂记。他们出于种种考虑，选择出访危难中的中国：第一，根据出版方的要求，该旅行杂记的内容必须有关亚洲国家；第二，彼时中日战争已经爆发，日军不但主动挑起卢沟桥事变，还相继侵占了北平、天津等重要城市，并蓄势侵占上海，这一系列事件开始引起西方国家的关注；最后，对于奥登来说，他此前的西班牙之行收获不大，那里“聚集着一大群文化界明星”，他作为后辈很难脱颖而出，所以需要选择一个较少受到西方文化界关注的国家来谋求突破。于是，他们怀着“我们将有一场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战争”的激情，于1938年1月19日出发前往中国，直至6月12日从上海乘船离开，在中国停留了4个多月，随后出版了《战地行纪》一书，包括衣修伍德撰写的散文部分和奥登的诗歌作品。
[32] 关于两人移居的决定，可以参看Christopher Isherwood，Christopher and His Kind，London：Vintage，2012，pp.326-327，335.另外还可以参看Humphrey Carpenter，W.H.Auden：A Biography，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81，p.242.
[33] 王佐良：《英国诗史》，译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453页。
[34] 即位于纽约海港内自由岛的哈德逊河口附近的自由女神铜像。
[35] Christopher Isherwood，Christopher and His Kind，London：Vintage，2012，pp.349-350.
[36] [美]约瑟夫·布罗茨基、[美]所罗门·沃尔科夫：《布罗茨基谈话录》，马海甸、刘文飞等编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129页。
[37] Stephen Spender，“What Is Modern in Modern Poetry”，中译文参看[英]斯蒂芬·斯彭德《释现代诗中底现代性》，袁可嘉译，《文学杂志》第3卷第6期，1948年，第31—32页。
[38] 古希腊女诗人萨福善写浪漫抒情诗，斯彭德在这里实际上是暗讽奥登的诗歌题材越写越窄。See Stephen Spender，“On Another Time”，Horizon （February1941），in John Haffenden，ed.，W.H.Auden：The Critical Heritage，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83，p.39.
[39] 王佐良：《英国诗史》，译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453页。
[40] Alan Ansen，The Table Talk of W.H.Auden，Princeton：Ontario Review Press，1990，p.21.
[41] 奥登经常犯一个错误，认为他的父母各有六个兄弟姐妹。事实上，他的外祖母生了六个女儿、两个儿子；他的祖母生了七个儿子、一个女儿。
[42] Humphrey Carpenter，W.H.Auden：A Biography，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81，p.5.
[43] 1915—1918年间，奥登一家人是没有固定居所的。奥登与两位哥哥去寄宿学校就读，母亲赶紧将房子整理好租了出去，自己则到亲戚家借住。到了学校放假的时候，她便带着孩子们到乡下的一些供应家具的房子租住。
[44] W.H.Auden，“Foreword”，in The Dyer’s Hand and Other Essays，New York：Vintage，1989，p.xi.
[45] W.H.Auden’ s letter to A.E.Dodds in July 1939，quoted from Humphrey Carpenter，W.H.Auden：A Biography，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81，p.244.
[46] 门德尔松教授在2014年3月20日的文化刊物《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刊登了一篇题为《隐秘的奥登》（“The Secret Auden”）的文章，向我们披露了奥登的诸多善举。奥登从不曾说与外人听，甚至刻意隐瞒了他的这一面。
[47] [美]W.H.奥登：《一个务实的诗人》，《序跋集》，黄星烨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343页。
[48] [美]W.H.奥登：《一个务实的诗人》，《序跋集》，黄星烨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343页。
[49] Edward Mendelson，“The Secret Auden”，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March 2014），see https：//www.nybooks.com/articles/2014/03/20/secret-auden.
[50] 奥登的父亲相信，他们的祖先来自于冰岛。奥登也有意将这次冰岛之行称为寻根之旅。
[51] Richard Davenport-Hines，Auden，New York：Vintage Books，1999，p.146.
[52] Edward Mendelson，“The Secret Auden”，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March 2014），see https：//www.nybooks.com/articles/2014/03/20/secret-auden.
[53] Auden’s letter to Henry Treece in autumn 1937，quoted from Humphrey Carpenter，W.H.Auden：A Biography，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81，p.245.
[54] W.H.Auden’s interview for BBC television on 28 November 1965，see Humphrey Carpenter，W.H.Auden：A Biography，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81，p.243.
[55] 《雾都孤儿》（Oliver Twist）：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小说，可直译为《奥利弗·退斯特》。
[56]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Huckleberry Finn）：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小说。
[57] W.H.Auden，“American Poetry”，in W.H.Auden，The Dyer’s Hand and Other Essays，New York：Vintage，1989，p.360.
[58] Auden’s foreword to The Criterion Book of Modern American Verse，quoted from R.Victoria Arana，W.H.Auden’s Poetry：Mythos，Theory，and Practice，New York：Cambria Press，2009，p.78.
[59] A.T.Tolley，The Poetry of the Forties in Britain.Ottawa：Carleton UP，1985，p.9.
[60] Ian Sansom，“Auden and Influence”，in Stan Smith，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W.H.Auden.Cambridge：Cambridge UP，2004，p.230.
[61] Louis MacNeice，“Traveller’s Return”，Horizon （Feb.1941），p.116，quoted from Stan Smith，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W.H.Auden，Cambridge：Cambridge UP，2004，p.229.
[62] Patric Dickinson，untitled review，Horizon （May 1949），in John Haffenden，ed.，W.H.Auden：The Critical Heritage，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83，p.376.
[63] [美]约瑟夫·布罗茨基：《析奥登的〈1939年9月1日〉》，《文明的孩子》，刘文飞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5页。
[64] Christopher Isherwood，Christopher and His Kind，London：Vintage，2012，pp.334-335.
[65] “罗马墙”即哈德良长城，一条由石头和泥土构成的横断大不列颠岛的防御工事，由罗马帝国皇帝哈德良兴建。公元122年，哈德良为防御北部皮克特人反攻，保护罗马治下的英格兰南部，开始在英格兰中北部边界修筑一系列防御工事，后人称为哈德良长城。
[66] Gabriel Carritt，“A Friend of the Family”，in Stephen Spender ed.，W.H.Auden：A Tribute，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1975，p.47.
[67] Humphrey Carpenter，W.H.Auden：A Biography，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81，p.78.
[68] Auden’s letter to E.R.Dodds in March 1940，quoted from Humphrey Carpenter，W.H.Auden：A Biography，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81，p.290.
[69] Auden’s letter to Stephen Spender in March 1941，quoted from Humphrey Carpenter，W.H.Auden：A Biography，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81，pp.292-293.
[70] 1937年，奥登去了战争中的西班牙；1938年，去了战争中的中国；1940年，跟英国大使馆报备，愿意为英国而战；1942年，去纽约征兵处（因同性恋被拒入伍）；1945年，去刚刚结束战争的德国开展调查。
[71] Daiches David，The Present Age：After 1920.vol.v，London：The Cresset Press，1958，p.48.
[72] Ian Sansom，“Auden and Influence”，in Stan Smith，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W.H.Auden，Cambridge：Cambridge UP，2004，p.226.
[73] Francis Scarfe，Auden and After：The Liberation of Poetry，1930-1941，London：Routeledge，1942，p.34.
[74] Monroe K.Spears，Auden：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Englewood Cliffs：Prentice-Hall，Inc.，1964，p.2.
[75] Robert Bloom，“The Humanization of Auden’s Early Style”，PMLA （May 1968），p.443.
[76] John Haffenden，“Introduction”，in W.H.Auden：The Critical Heritage，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83，p.37.
[77] John Haffenden，“Introduction”，in W.H.Auden：The Critical Heritage，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83，p.38.
[78] Malcolm Cowley，“On the Idea of Guilt”，New Rpublic （7 April 1941），in John Haffenden，ed.，W.H.Auden：The Critical Heritage，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83，p.309.
[79] John Haffenden，“Introduction”，in W.H.Auden：The Critical Heritage，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83，p.44.
[80] Delmore Schwartz，“On Auden’s Most Self-indulgent Book”，Partisan Review （September-October 1947），in John Haffenden，ed.，W.H.Auden：The Critical Heritage，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83，pp.368-371.
[81] George Sutherland Fraser，“The Cheerful Eschatologist”，New Statesman and Nation （1 March 1952），in John Haffenden，ed.，W.H.Auden：The Critical Heritage，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83，pp.381-382.
[82] W.H.Auden，New Year Letter，London：Faber and Faber，1941，p.119.
[83] Robin Mayhead，“The Latest Auden”，Scrutiny （June 1952），in John Haffenden，ed.，W.H.Auden：The Critical Heritage，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83，p.383.
[84] John Haffenden，“Introduction”，in W.H.Auden：The Critical Heritage，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83，p.40.
[85] Philip Larkin，“What’s Become of Wystan？” Spectator （15 July 1960），in John Haffenden，ed.，W.H.Auden：The Critical Heritage，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83，pp.417-418.
[86] Ian Sansom，“Auden and Influence”，in Stan Smith，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W.H.Auden，Cambridge：Cambridge UP，2004，p.231.
[87] Dorothy Commins，What is an Editor？Saxe Commins at Work，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8，pp.137-138.
[88] Hoggart Richard，Auden：An Introductory Essay，New Haven，Conn.：Yale UP，1951，p.219.
[89] Monroe K.Spears，The Poetry of W.H.Auden：The Disenchanted Island，New York：Oxford UP，1963，p.330.
[90] John Blair，The Poetic Art of W.H.Auden，Princeton：Princeton UP，1965，p.4.
[91] George W.Bahlke，Critical Essays on W.H.Auden，New York：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1991，p.12.
[92] 奥登反对传记式研究，在《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伍斯特郡少年》《头号恶魔》等序跋类文章中多次表达了这个态度，但颇为吊诡的是，他的不少文章都是为新近出版的诗人作家艺术家的传记、书信集、谈话录、日记而作，字里行间表现的是一种通过探寻他们的生活更好地理解他们的作品的意图。不妨参看[英]W.H.奥登《序跋集》，黄星烨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
[93] Arthur Kirsch，Auden and Christianity，New Haven & London：Yale UP，2005，p.xi.
[94] 徐文博：《代译序》，收入[美]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徐文博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95] Nadia Herman Colburn，“Bibliographic Essay and Review of Auden Studies”，in Stan Smith，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W.H.Auden.Cambridge：Cambridge UP，2004，p.243.
[96] 最为后人称道的是《夜邮》（Night Mail，1935）。
[97] Victoria Arana，W.H.Auden’s Poetry：Mythos，Theory，and Practice，New York：Cambria Press，2009，p.2.
[98] Richard R.Bozorth，Auden’s Games of Knowledge：Poetry and the Meanings of Homosexuality，New York：Columbia UP，2001，p.3.
[99] 这事发生在1952年，事后两人都对此一笑置之。
[100] 这个册子由费伯出版社出版，销量达275000册。
[101] [英]W.H.奥登：《一位智者》，《序跋集》，黄星烨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478页。
[102] 王佐良：《英国诗史》，译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453页。
[103] 杜运燮：《我和英国诗》，收入王圣思《“九叶诗人”评论资料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04页。
[104] 王佐良：《穆旦：由来与归宿》，收入杜运燮等《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页。
[105] 穆旦：《森林之魅》，《穆旦诗全集》，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4页。
[106] 穆旦：《野兽》，《穆旦诗全集》，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5页。
[107] 郭保卫：《书信今犹在，诗人何处寻》，收入杜运燮等《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8页。
[108] 穆旦致郭保卫的信，见曹元勇编《蛇的诱惑》，珠海出版社1997年版，第223页。
[109] Humphrey Carpenter，W.H.Auden：A Biography，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81，p.137.
[110] 袁可嘉：《新诗戏剧化》，《论新诗现代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6页。
[111] 王家新：《奥登的翻译与中国现代诗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2011年第1期，第109页。
[112] 黄灿然：《在两大传统的阴影下》（上），《读书》2000年03期，第28页。
[113] 笔者有幸自一开始就加入到这个出版项目，与诗友马鸣谦合译奥登诗歌。在修订本书稿的最后阶段，《某晚当我外出散步：奥登抒情诗选》（2018）和《染匠之手》（2018）也已出版。笔者在修订书稿时，参考了中译本《染匠之手》。
[114] 赵元：《自由与必然性——奥登的诗体实验》，华文出版社2012年版，序言第5页。
[115] W.H.Auden，“Writing”，in W.H.Auden，The Dyer’s Hand and Other Essays，New York：Vintage，1989，p.14.
[116] W.H.Auden，A Certain World：A Commonplace Book，New York：Viking Press，1974，foreword.
[117] [英]W.H.奥登：《文明的声音》，《序跋集》，黄星烨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143页。
[118] [美]约瑟夫·布罗茨基、[美]所罗门·沃尔科夫：《布罗茨基谈话录》，马海甸、刘文飞等编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134—135页。
[119] W.H.Auden，“Foreword”，in W.H.Auden，The Dyer’s Hand and Other Essays，New York：Vintage，1989，p.xi.
[120] 奥登：《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序跋集》，黄星烨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143页。
[121] 1973年初，奥登曾向友人坦言，他计划效仿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的《序曲》（“The Prelude”，1799—1805），写一首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叙事诗。然而命运似乎更愿意遵循他早些年的想法，在他仅仅写出了“迷你版”的“一个诗人心灵的成长”（《序曲》的副标题）——《答谢辞》之后，很快就让他猝然离世。
[122] Humphrey Carpenter，W.H.Auden：A Biography，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81，preface.
[123] Humphrey Carpenter，W.H.Auden：A Biography，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81，p.429.
[124] W.H.Auden，“Making，Knowing and Judging”，in W.H.Auden，The Dyer’s Hand and Other Essays，New York：Vintage，1989，p.52.
[125] W.H.Auden，“Foreword”，in W.H.Auden，The Dyer’s Hand and Other Essays，New York：Vintage，1989，p.xi.
[126] [英]W.H.奥登：《埃德加·爱论·坡》，《序跋集》，黄星烨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273页。
[127] W.H.Auden，“Foreword”，in W.H.Auden，The Dyer’s Hand and Other Essays，New York：Vintage，1989，p.xii.
[128] [英]W.H.奥登：《希腊人和我们》，《序跋集》，黄星烨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8页。
[129] W.H.Auden，“Writing”，in W.H.Auden，The Dyer’s Hand and Other Essays，New York：Vintage，1989，p.21.
[130] [美]约瑟夫·布罗茨基：《小于一》，黄灿然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3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