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活人的肺腑里”：汉语语境中的奥登研究

在献给英国诗人爱德华·李尔（Edward Lear）的诗中，奥登说“孩子们如殖民者般向他蜂拥而来”，而他已然“变成了一块陆地”（《爱德华·李尔》，“Edward Lear”，1939；《奥登诗选：1927—1947》251），童话般的嬉闹场景，夸张但形象地描绘了诗人与读者以及未来读者们之间的关系。在几乎同时完成的《诗悼叶芝》里，他表示“诗人之死与他的诗篇泾渭分明”，身体的死亡促使诗人“汇入了他的景仰者”（《奥登诗选：1927—1947》393），静默的哀悼引出了诗人短暂的生命与不朽的艺术生命力之间的转换关系。当一位诗人，写的是与自己没有生活交集的诗人时，他一定或多或少也在写自己。显然，奥登借称颂两位前辈诗人表达了他自己的艺术理想。

奥登曾撰文说，公众眼中的文学成就带给作者自身的满足感微乎其微，但是有两种文学荣誉是值得赢取的：一种是做这样的作家——也许他的地位无足轻重，但经过数代之后某位大师能够在其作品中找到解决某个问题的重要线索；另一种是成为别人眼中献身文学事业的榜样——“被一个陌生人在他的思想密室里秘密召唤、想象、安置，从而成为他的见证人、审判官、父亲和神圣的精神导师。”[101]由此可见，奥登真正在乎的，不是公共领域的虚名，而是文学领域的实至名归：前者还需时间加以验证，后者已然确凿无疑。受益于奥登的现当代诗人层出不穷，包括布罗茨基、约翰·阿什贝利（John Ashbery）、默温（W.Merwin）、约翰·贝里曼（John Berryman）和卡尔·夏皮罗（Karl Shapiro），等等。若要深究那些慕名前去拜访他、咨询他、学习他的诗人，这个名单还可以拉得更长。

即便转换语言的镜头，聚焦汉语世界里的奥登，我们也依然能够看到他的作品浸润人心的影响力。我们，操持着截然不同的语言的读者，果真如他所描绘过的，“如殖民者般”涌向了他的诗歌版图，惊叹于他的诗歌成就，景仰于他的诗学精神。

奥登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与流传，几乎始自他在英语诗坛最负盛名的时刻。早在1937年，国内影响较大的月刊《文学》就已经把奥登作为英国新诗运动的重要人物加以介绍。随后，英国诗人、批评家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在长沙临时大学和西南联大进行为期3年的教学活动，开启了国人推崇奥登的大门。与此同时，奥登于1938年春偕同小说家衣修伍德访华的举动，加速了他在国内文化界的传播速度。然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诗坛，诗人们对新诗艺术的探索已经进入了一个逐渐深化的多元格局状态，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叶芝、瓦雷里（Paul Valery）、艾略特等西方现代诗人的精神养分早已渗透到了中国新诗的骨髓里，奥登作为初出茅庐的晚辈何以在中华大地上异军突起，刮起了一股“奥登风”？换言之，奥登作品何以在中国迅速流传并产生了持久影响，以至于穆旦、杜运燮、卞之琳等一大批中国现代诗人“学他译他”，而且据王佐良观察，“有的人一直保持着这种感情，一直保持到今天”[102]。最深层的原因莫过于奥登既不脱离时代又持续提炼诗艺的诗学精神，这对于同样面临着诗人与社会、政治、艺术等诸多问题的中国现代诗人来说，无疑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奥登以“奥登一代”的领军人物进入国人的视野，他介入时代的“左倾”立场让中国现代诗人备感亲近，在阅读他的作品的过程中体会到诗人扮演的公共角色。这一点可以从燕卜荪执教的现代英诗课的客观效果上看出一二。燕卜荪在中国学子的课堂上不仅讲授成就斐然的大诗人，还有崭露头角的新诗人，但是联大学子们却独独偏爱奥登。杜运燮在《我和英国诗》里讲述了他喜爱奥登的原因：

被称为“粉红色的三十年代”诗人的思想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是左派，他们当中的C．D.刘易斯还参加过英国共产党，奥登和斯彭德都曾参加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而我当时参加联大进步学生团体组织的抗战宣传和文艺活动，因此觉得在思想感情上与奥登也可以相通。艾略特的《荒原》等名篇，名气较大，也有很高的艺术性，但总的来说，因其思想感情与当时的我距离较远，我虽然也读，也琢磨，但一直不大喜欢，不像奥登早期的诗，到现在还是爱读的。[103]

王佐良在分析穆旦的学术渊源时，也谈到了联大学子们更容易接受奥登：“我们更喜欢奥登。原因是他的诗更好懂，他的那些掺和了大学才气和当代敏感的警句更容易欣赏，何况我们又知道，他在政治上不同于艾略特，是一个左派……”[104]由此可见，面对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国青年诗人们更愿意亲近相似成长背景的奥登，也更愿意像彼时的奥登那样以左倾立场介入时代，积极探索文学的政治取向化道路。

穆旦、杜远燮、王佐良等毕业于西南联大的才子们，以各自的方式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出力，用全新的诗歌语言和技巧记录那个时代的中国：战场、士兵、农民、难民、通货膨胀，等等。以穆旦为例，他于1942年投笔从戎，参加了中国抗日远征军，亲历滇缅大撤退，在遮天蔽日的热带雨林间穿山越岭，历经九死一生才侥幸生还。根据入缅作战的经历，穆旦创作了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著名诗篇——《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1945）：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吹着细风，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105]

热带雨林的遮天蔽日，正是外来人类的森森地狱。穆旦以森林和人的对话作为双声部，在若即若离的战栗中接近弥漫着死亡气息的神秘氛围，将诗人个体刻骨铭心的战争经历升华为对生命的珍视、对死难者的祭奠，同时又不乏审美的力量——“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整首诗感情内敛，与他创作于1937年11月的《野兽》很是不同：

在暗黑中，随着一声凄厉的号叫，

它是以如星的锐利的眼睛，

射出那可怕的复仇的光芒。[106]

《野兽》的成诗时间，正值南京、武汉陷落后中国抗日战争十分艰苦的时期，穆旦面对民族的危难表达了爱国热情，但字里行间对情感的处理、语言的控制还比较浅白，更多的是一种口号式的激情宣泄。从1937年到1945年，穆旦诗风的转变，固然有个人诗艺精进的内在原因，但奥登的启迪作用不容忽视。我们且看1938年奥登在中国为纪念无名的士兵写下的《战争时期》（“In Time of War”，1938）第十八首：

他不知善也不选择善，却将我们启迪，

如一个逗号为之平添了意义，

当他在中国化身尘埃，我们的女儿才得以

去热爱这片土地，在那些恶狗面前

才不会再受凌辱；于是，那有河、有山、

有村屋的地方，也才会有人烟。

（《奥登诗选：1927—1947》269）

悼念英灵是战争诗中极为常见的题材。奥登在此的诗学策略是反浪漫主义式的伤感与抒情，偏重艾略特式的现代主义表达方式。全诗语调平稳，却很好地平衡了感情与智性，在悼念无名士兵的同时展望革命胜利后的美好热土，给人以存在的勇气和力量。该诗曾以“中国兵”为题刊登在《大公报》上，引起了文化界的热烈反响和广泛讨论。穆旦显然也认真研读过这首诗，所以才会在晚年再一次提到该诗的魅力：“奥登写的抗战时期的某些诗（如一个士兵的死），也是有时间性的，但由于除了表面的一层意思外，还有深一层的内容，这深一层的内容至今还能感动我们，所以逃过了题材的时间的局限性。”[107]穆旦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表明，那“深一层内容”是透过生活的表面而写出“发现底惊异”：“你对生活有特别的发现，这发现使你大吃一惊，（因为不同于一般流行的看法，或出乎自己过去的意料之外）于是你把这种惊异之处写出来……写成了一首有血肉的诗，而不是一首不关痛痒的人云亦云的诗。”[108]从穆旦的诗学经历中可以看出，中国现代诗人从奥登诗作中汲取了不少养分，让他们更为诗性地处理“介入的”诗歌。

我们已经说到了“诗性”。诗性不仅仅体现于题材的处理，还表现在审美形式上。奥登的诗艺从初登诗坛起就已经得到了文学界的广泛认可，艾略特甚至在1930年写给友人的信中说，他一点都不担心奥登的艺术技巧，倒是奥登的思想深度和道德信条挺让他挂心的。[109]考虑到艾略特和奥登在20世纪30年代对于诗歌介入社会的不同认识，艾略特对奥登思想信条的担忧反而显现出一位前辈对后辈的惺惺相惜和提携爱护之情。

当奥登的作品跨越了时空的界线，摆在中国读者面前时，其精湛的诗艺也直接影响了中国新诗的发展。袁可嘉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撰写了一系列题旨为“新诗现代化”的文章，多有论及奥登的诗歌创作和诗学策略在中国新诗现代化进程中的推动作用。在《新诗现代化的再分析》（1947）一文中，袁可嘉借杜运燮的诗作为例，说明奥登式比喻激活了诗歌语言，也丰富了中国现代诗人的语言表现力。在《诗的戏剧化》（1948）和《新诗戏剧化》（1948）中，袁可嘉分析了奥登诗歌中的戏剧化成分，称其为“比较外向的诗人”，是“活泼的、广泛的、机动的流体美的最好样本”，并指出这种戏剧化正是中国新诗发展的方向。[110]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赵文书、张松建、马永波等人在袁可嘉的基础上对此进一步展开翔实的论述。以张松建的《奥登在中国：文学影响与文化斡旋》为例，这篇文章从“中国诗人对奥登的译介：一个文献学的考察”、“中国诗人对奥登的接受：三个层次的辨证”两个方面入手，谈到了中国现代诗人像奥登那样，运用高空视角，营造出富于动态的全景图；引入反讽的策略，在冷静、机智中保持清醒的批判意识；使用大跨度比拟，造成强烈的陌生化效果；以科学化和工业化语言入诗，增强了诗歌的现代感；模拟轻松诗的风格，拉近了诗人与作者的距离。这对进一步厘清奥登在中国现代诗坛的影响有积极的引导意义。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艺术成长于“奥登风”时期的现代诗人们停止了创作，但并没有因为客观条件的制约而减少对奥登的喜爱。他们在个人的、私下的、可能的情况下，继续阅读和欣赏奥登，甚至译出了一些诗歌，比如穆旦、杨宪益、卞之琳、王佐良等人。这些译作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陆陆续续地出现在各类诗刊和诗选中。王佐良刊登在《外国文艺》（1988年第6期）上的七首奥登诗汉译以及译者前记，据王家新先生所言，“不仅把奥登的翻译推向一个新的境界，也令人惊异地折射出一种心智和语言的成熟”[111]。

世纪之交以来，我国的奥登译介与研究持续回暖。当黄灿然先生在2000年提醒我们“奥登在英语中是一位大诗人，现代汉语诗人从各种资料也知道奥登是英语大诗人，但在汉译中奥登其实是小诗人而已”[112]，事实上已经表明我们对他的系统翻译和全面研究很有必要。有鉴于此，上海译文出版社在2009年确立了《奥登文集》系列出版项目，已经出版的奥登作品包括《战地行纪》（2012）、《奥登诗选：1927—1947》（2014）、《奥登诗选：1948—1973》（2015）、《序跋集》（2015）。[113]这些努力让奥登的中国迷们奔走相告，也充分得到了大家的肯定与支持。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作品不过是奥登诗文版图里的一些乐章，并不足以展现奥登创作的总体面貌。特别是两卷《奥登诗选》，虽然根据奥登的文学遗产受托人门德尔松教授亲自编定的诗选为母本，但并没有译出这套选集的全部诗作。

尽管奥登诗文的汉译工作仍然不够全面，学术界对奥登的兴趣却在不断升温。由于新时代以来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心之一转移到了20世纪40年代的诗人，而这些诗人或多或少受到了奥登的诗学影响，所以我国目前的奥登研究主要体现在奥登对中国现当代诗歌以及诗人群体的影响研究上。当然，这种现象在近期已经有了较大的改善。在笔者浸润于奥登诗文版图的十多年时间里，每年都能看到一些专家学者撰文探讨奥登的诗歌作品和诗学思想，研究角度日益多元化，研究力度也日益增强。目前，国内已经有两本奥登研究专著。赵元撰写的《自由与必然性——奥登的诗体实验》（2012）应该是我国最先公开发表的奥登研究专著，他主要考察了奥登诗体实验的思想基础和演变轨迹，重心落在奥登是如何“在诗体实验和风格创新、传统和现代、集体和个人、必然和自由等二元对立中间把握平衡的”。[114]相较而言，吴泽庆撰写的专著《威斯坦·休·奥登诗歌研究》（2015）涉及面更广，不但梳理了奥登的多元思想，还以历时的顺序分析了奥登诗歌主题的嬗变。笔者在2010年即已完成了有关奥登的博士学位论文，不但与诗友合译了奥登诗歌，还持续深化和解读奥登其人其作。因此，笔者与这两位学者的奥登研究工作，就像是从奥登诗歌版图里各自延伸而出的小径，虽然在研究角度、思路和方法上各不相同，但在一定程度上都期望凭借“一支肯定的火焰”（《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奥登诗选：1927—1947》306）抛砖引玉，让奥登这颗“明亮的星”在历史的星空里继续燃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