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近现代来华传教士与中国文学研究之内在关联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近现代来华传教士曾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其影响日益引起学界的关注。随着学界研究的深入，对来华传教士的研究范式也在不断变化，其中包括殖民侵略范式、文化交流范式以及现代化范式等。据有关学者考察，20世纪80年代以前主要是殖民侵略范式，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后主要是文化交流范式、现代化范式。这些范式的转换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扬弃的过程而不是简单的替代。

应该说，由于来华传教士的复杂身份及立场，每种范式的研究都包含其合理性。本书主要采用文化交流的范式，从文学角度对近现代来华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特殊意义给予史料梳理和学理分析。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文化交流范式的影响日益扩大。此范式主要从文化交流的视角对在华传教士进行深入研究。这些传教士在这个特殊时代充当了文化交流的中介，这些来自异质文化的“西儒”将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传入中国，同时他们也认真学习中国语言（包括汉语及方言），对中国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进行了由浅入深的研究和介绍，在西学东渐和汉学西渐两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运用此范式的学术成果较多，国内中西文化交流的专著或论文都对传教士的这一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对此特殊群体在中西交流各方面的作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从西学东渐维度而言，学界研究的成果较多。教育史研究方面，章开沅先生与林蔚博士主编的论文集《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影响巨大，对教会大学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进行了积极评价；史静寰从总体上对传教士在教育方面的活动进行研究，对传教士在中国新式教育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给予了恰当定位。西方艺术的东渐方面，莫小也的研究较为系统，其《17～18世纪传教士与西画东渐》一书，对西方绘画艺术的东渐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在西方科技东传方面，曹增友的著作较为概括，他的《传教士与中国科学》在较宽宏的视野下对此问题进行了较系统的探究。科学门类繁多，专门性研究也非常必要，何小莲专门对西医东传深入探析，从特定角度揭示了中西文化的冲突，并对“医学传教”的影响提出了一些积极的评价。

在中学西传维度上，研究主要集中在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介绍和研究及中国文化由此在西方产生的影响方面。传教士对汉学在西方的发端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甚至决定性的影响，阎宗临著《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张国刚等著《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以及张西平著《传教士汉学研究》等都对西方汉学在各国的发端和发展进行了梳理，对传教士对于汉学发展的贡献进行了系统论证。随着欧洲对中国的了解，中国文化对欧洲也产生了一定影响，17、18世纪在欧洲形成了长达一个世纪的中国热，中国文化影响到了欧洲生活的各个层面，特别是实用艺术领域，如家具、屏风、墙纸、纺织品、陶瓷器皿、园林建筑等，甚至中国文学及儒家思想也对欧洲产生了一定影响，欧洲思想家对中国文化给予了高度评价，法国启蒙运动代表伏尔泰与孟德斯鸠对儒家学说极为推崇，这些思想资源甚至对其思想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文化交流范式下，学界对西方在华传教士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首先，学者的视野更为开阔，殖民主义范式视角不易容纳的文学艺术、思想文化及科学技术等领域的交流都纳入了研究视野，丰富和深化了对在华传教士的研究。其次，学界不再将传教士作为殖民侵略的一部分，而是更注重其中介的作用，他们不仅将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传播到中国，而且为顺利传教，致力于中国文化的学习和研究，对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1]

本书主要聚焦于近现代来华传教士与中国文学研究之关系，隶属于传教士与中外文化交流这一大的课题。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学能进入近现代来华传教士的视野，有诸多原因。在此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