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二

近现代中国日渐发生深刻的现代化转型，最终告别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的封建制度及其观念体系，而汇入创建独立、自由、民主、富强国家的时代大潮中。转型的过程伴随着文艺复兴以降西方先进文化向东方的不断传播，在中国，这一西学东渐潮流是由来华传教士率先推动的。鉴于此种历史事实，近现代来华传教士与中国文化关系的研究日益引起知识界关注，不断涌现出令人欣慰的学术新人及其创新之作，刘丽霞的《近现代来华传教士与中国文学研究》就是其中的一种。

诚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近现代中国尽显天地翻覆的壮阔景观，文学领域亦发生面目全新的变革，追根溯源，其重要诱因之一乃是由传教士促成的西方文化强力介入，以致国人面前呈现出令人炫目的异质文化资源。西方传教士在文学观念、文学内容、文学语言、文学形式、文学功能、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文学的传播方式、理解方式、诠释方式、读者对象及其接受方式等方面，均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转型产生深刻影响，其影响力已远远超出学界已然得出的认知和评估。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中国文学的近现代变革首先是由来华传教士推动的，传教士的文学活动构成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重要源头之一。张西平教授将西方汉学分成以《马可波罗游记》为代表的“游记汉学”、以《汉文启蒙》（雷慕萨）为代表的“专业汉学”，和肇始于《中国札记》（利玛窦）而绵延数百年之久的“传教士汉学”。在他看来，传教士汉学在西方汉学中居有十分特殊的地位，特点是将传教士对东方文化的介绍和研究与西方思想史本身的变迁紧密相连，以至于其对中国学术和思想的影响力大大超越了另外两种汉学，实际上已构成西方汉学的根基，在西方与东方知识交相演进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1]这一论断在刘丽霞的新著中得到了充分印证。

刘丽霞的书稿呈现出宽广的学术视域。作者擅长全景式考察近现代来华传教士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尤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评介和传播。就新教而言，其书稿以《教务杂志》《中国丛报》《女铎》等报刊为重点，论及它们如何既注重探讨中国现实问题，又以大量篇幅发表谈论中国古典诗歌、散文、历史、哲学、文字、艺术和宗教等的文章，且较为深广地译介中国古典小说，包括历史演义小说、神怪小说、世情小说等，有力推动了国外汉学的发展，为中国文学西传作出了显著贡献。就天主教而论，则以《文艺月旦》（甲集）、《中国现代戏剧小说1500种提要》《新文学运动史》等为中心，指出传教士们的图书评判并非着眼于文艺价值，而是聚焦其内容的道德价值，意在维护天主教的道德风化，借此移风易俗、影响中国的道德建设。这种评论一方面为观照中国文学提供了特殊视角；另一方面又难以对中国文学做出真正全面而公允的评价。

在宏观勾勒之际，这部书稿中也有不少致力于细读精研的出彩章节，尤其探讨了明兴礼、赛珍珠、包贵思等传教士汉学家的贡献。例如，刘丽霞透过宗教与文学、传教士与文学家的跨学科视角，对赛珍珠这位1938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着特殊意义的传奇女性做出逐层分析，论及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赞赏和热爱、对中国新文学的介绍和传播，及其以入华传教士为主角的两部传记文学杰作，使读者对赛珍珠有可能形成全方位的深刻认知。刘丽霞运用“之间人”的身份概念界定近现代来华传教士的文化身份，也非常有益于读者得到难能可贵的文化启迪。“之间人”是一个典范的比较文化概念，特指一种介于两种族群文化之间的角色，既包括西方人，也包括中国人，来华传教士就是其中极具特色、不能被忽略的一群，他们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客观上发挥过先行者的重要作用。

这部书稿体现出扎实的资料考据功夫。刘丽霞深知“没有资料就没有发言权”；对于一个前人很少涉猎的课题，要想做出确有价值的原创性研究，就更须言必有据。因此她特别注重尽可能充分地占有丰富翔实的第一手文献资料，多次前往内地各大图书馆，亦利用外出访学之机在香港、美国院校的图书馆寻珍探宝。2012年初春我在香港信义宗神学院访学期间，曾应邀为之检索近百年前的《教务杂志》，徜徉于泛黄的书页之间，内中的甘苦略知一二。

荀子在《劝学篇》中留下千古名言：“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大约七年前，自刘丽霞前来河南大学由我指导进行博士后研究时起，我就深感她乃是一个以冥冥之志献身于惛惛之事的青年学子，坚信她必能彰显出昭昭之明，成就一番赫赫之功。

是为序。

梁工

2017年5月1日

于古城汴梁铁塔湖畔

[1] 程炳生整理：《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报》2005年8月18日，第5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