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晚清的危局及思潮变化

从晚清开始，中国历史发生重大变化，外敌的入侵完全不同于历史上的所谓蛮夷入主中原的概念，中华文明的优越性在这个时期受到了致命挑战，对中国人的观念冲击如此巨大，上至皇帝下至有识之士都受到震动，从而引发改良思潮。从开初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器物层面的图强到戊戌变法的制度层面的改革，一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力图从思想文化层面来变革，经历了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晚清时期，主要指19世纪的后半叶，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的变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进来，大清帝国落后的军事和疲弱的国力根本无力抵挡。鸦片战争，中国失去了香港，开放了十三个通商口岸，放弃了关税自主权，赔款三千万银元，丧失了尊严，外国人在中国获得传教自由、居住自由的权利。鸦片战后，国门洞开，太平天国运动在中国最富庶的长江流域造成的空前动荡，进一步耗尽了晚清帝国的实力。英法联军入侵，陷落京师，作为大清帝国象征的美轮美奂的圆明园，在烛天火光中化为灰烬，以前的藩邦琉球、越南、缅甸、朝鲜也先后丧失。这是中华帝国封建文化在近代与西方列强资本主义文化的一次严峻对话，强势的西方文明向僵化、落后的中国传统农业文明发起了强有力冲击，逼迫着一个有数千年传统的古老文明必须完成脱胎换骨的转变——中国必须走向世界，接受人类创造的新的文明来融合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晚清的变革是在内忧外患的情势下进行的，种种合理的制度和措施往往还没有得到充分展开和深入，新的危机就席卷走了此前的努力。在这祸乱四伏的情势下，上至皇帝下至臣民无不忧心如焚，根本不可能规划全盘的改革计划。另外，闭关锁国的时间太久了，统治层对整个世界大势缺乏根本了解，对自身弊端也没有根本认识，于是，各种矛盾日益尖锐地搅和在一块，最终导致清政府的覆亡。

（一）士大夫阶层的危机感

晚清的内忧外患，空前剧烈，给士大夫阶层以强烈刺激。今天检视他们的言论，还能鲜活地感受到他们的焦急和痛切：

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6]

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路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7]

西人之入中国，实开千古未创之局，其器械精奇，不惟目见其利，而且身受其害。当事者奈何尚斤斤为一身之利害毁誉计，不速通上下之情，而变因循之习乎！[8]

宜博选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书院，及军政船政等院，分门学习，优给资斧，宽假岁时，为三年蓄艾之计。[9]

（二）变革图强中的思潮变化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封建的农业社会，受帝国主义势力入侵，发生剧烈崩溃，中国经济基础发生动摇，酿成各种“社会病象”。在政治上，封建政治再也不能原封不动地统治下去；在经济上，自帝国主义资本势力侵入以后，割占领土、掠夺富源、倾销商品，使中国经济组织紊乱不堪；在思想上，外来思想不断增强其影响力。面对空前的危机，在丧权辱国的刺激下，晚清政府被迫开始了变革的议程。这个变革图强的进程，并不顺利，是在摸索中前进的，在一次次失败中逐渐加深认识，改革的步伐也从器物层面深入制度层面。

1.洋务运动。在内忧外患交相煎迫的情势下，东方古国的门已关不住了。当时国人代表性的思想是，中国在器物层面落后了，船坚炮利比不过西方强敌，必须在这方面迎头赶上，而在伦理道德、文化制度上仍具有不容置辩的优越性。薛福成的话最能代表这一观点，他说：

今天下之变亟矣，窃谓不变之道，宜变今以复古，迭变之法，宜变古以就今。……我国家集百王之成法，其行之而无弊者，虽万世不变可也。至如官俸之俭也，部例之繁也，绿营之窳也，取士之未尽得实学也，此皆积数百年末流之弊，而久失立法之初意。……若夫西洋诸国，持智力以相竞，我中国与之并峙，商政矿务宜筹也，不变则彼富而我贫。攷工制造宜精也，不变则彼巧而我拙。火轮舟车电报宜兴也，不变则彼捷而我迟。约章之利病，使才之优绌，兵制阵法之变法宜讲也，不变则彼协而我孤。彼坚而我脆。（《变法二》）

后来，张之洞把这个思想提炼为八个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由于这个思想并不触动封建统治，出发点是为更好巩固封建统治，因此得到了封建统治上层的支持。这个革新在实践层面上就是洋务运动。代表人物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盛宣怀等朝廷大员。这些人在政治上是有权威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因为在军事上外交上，和西人接触的机会多，更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战争中目击了西人华尔、戈登“洋枪队”的威力，“太平党羽，也要靠洋人的武力，才能够扫平。遇着这种种切身的经验与教训，人们感觉有坚船利炮可以上天，可以入地。船炮利器打破了门罗主义；船炮利器，重划了中国的疆土；船炮利器，改变了人们仿古思想；船炮利器扫平了中国的内乱。”[10]所以在太平军平定后，他们便努力于“洋务”。但这种不改变政治制度，只注重军事科学的变革，并不能根本改变中国积弱积贫的状况，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宣告洋务运动的破产。晚清的改革必须翻开新的一页了。

2.戊戌变法。办理洋务的失败，促使士大夫阶层寻求新的变革思路，他们已经认识到变革政治制度的必要。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给变革者以模仿的标本，于是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成为新一波变革的诉求。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一批士大夫，在光绪皇帝支持下，发动了戊戌变法。这个变法运动并不是成熟的政治行动，在上层，没有得到以慈禧为代表的实力派的倾力支持；在下层，没有动员到广泛的社会支持，改革者自身也存在政治上的幼稚，可以说这是一场准备不足的革新运动。后来，这场运动遭到以慈禧为代表的顽固势力的镇压，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宣布重新执政，26日，处决了包括谭嗣同在内的六位著名维新派人士，康、梁被迫逃亡海外。变法从6月2日开始到9月21日结束只延续了103天的时间，史称“百日维新”。这次维新运动的失败，加深了人们对清政府本质的认识，加重了人们的绝望，于是革命党人走上了历史舞台。但必须看到，每一次流血牺牲都是有收获的，过去流行的观点认为除了保留了京师大学堂外，其他的变法措施都被废除了。其实，百日维新失败后，变法的措施并没有全面撤出，而是“否定了一些最为极端的方法”，并重申在大多数领域改革的承诺。以慈禧为首的当权派“在9月21日后，公开排斥激进的变革道路，清政府重申温和变革的承诺”[11]。

3.新政革命。与一般人的想象稍有不同，晚清帝国并不是癞皮狗一样躺着不动等着灭亡的来临，相反，在内忧外患的煎逼下，晚清帝国无论朝野都做了种种努力，很不幸的是这些努力由于种种历史条件的限制没有能够达到预期效果。在种种历史合力的作用下，这种变法图强的道路变得尤为艰难曲折，一言难尽。很多学人指出，晚清的种种变革行为虽然都令人惋惜的失败了，但这些变革行为所积累下来的积极因素准备了未来社会变革的条件，奠定了未来社会发展的基石。以晚清戊戌变法失败后的新政革命为例，我们能很清楚地观察到新的社会制度架构怎样在渐进中被一步一步设立。这些渐进的因素在以后的实际社会生活中有重大意义，但在历史的烟尘中很多都被掩埋了，不为一般人所认识。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颁发了赫赫有名的新政改革上谕：“著军机大臣、大学生、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己见，通限两个月内悉条议以闻。”任达认为，这是一个全面改制的宏伟蓝图，涉及教育、军事、警务、监狱、司法和立宪政府，以及国计民生的各个方面。这个改革上谕，所完成的恰恰是帝制后中国所要做的事，向外部世界发出中国开放精神的信号，把中国置于帝制后的进程。它的结果是革命性的，它把中国历史进程根本而永久地改变了。[12]任达甚至认为：“粉碎了经历2100年中国帝制政府模式及其哲学基础的，不是以孙中山（1866—1925）及其同伴为中心的1911年政治革命，相反地却是1901—1910年以晚清政府新政为中心的思想和体制的革命。”“1911年革命的主要意义，是保证了新政年代的思想和体制改革继续存在——既不后撤，也不走回头路。”[13]

清末一批推进改革的开明官吏，包括张之洞、袁世凯、奕劻、张百熙、赵尔巽、端方、岑春煊、沈家本等人，在新政时期的努力，以及其他成千上万次要人物的事业和成就，为结束帝制后的中国奠定了基础。新政革命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内容涉及农业革命、商业革命、科学及思想革命、工业革命，以至性革命和通讯革命，虽然不那么具有轰动效应，但其在实际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却是不能低估的。

4.辛亥革命。维新失败后，新政革命的缓慢改良，以及种种社会弊端的暴露，根本无法稳定激愤的社会情绪，这样，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崛起了。革命党提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目标，要以武力为手段推翻腐败的清政府。经过了大大小小无数次革命，1911年的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的帝制被推翻了。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以上对清末民初上层思想的勾勒和描述，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没有对下层民众的充分启蒙，只靠少数上层社会精英的努力是无法完成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改造的。对下层民众进行充分的启蒙，更是艰难异常的过程，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需要社会力量的支持，需要众多知识阶层的参与，更需要做长期不间断的工作。虽然这个工作直到今天还是我们民族努力的课题，但在晚清的时候，一批有识之士已经为这个工作揭了幕、奠了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