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晚清五四以来的启蒙思潮

谈到启蒙，往往不得不追述康德的观点。他说：“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我招致的不成熟。不成熟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如果不成熟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引导就缺乏运用自己理智的决心和勇气，那么这种不成熟就是自我招致的。Sapereaude（敢于知道）！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座右铭。”[1]在康德看来，启蒙的关键是获得自我意识，获得自主思考的能力，要有真正的“思想方式的变革”，长期以来，我们在这一点上注意不够。康德是把启蒙限定在思想领域里谈的，核心观念是“理性”，要求运用理性来批判一切不合理的已有文明，来反思正在进行中的一切。康德强调理性的“个人”，“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可见在康德那里启蒙主要是体现在个人意义上的。在中国语境中，“启蒙”被工具化，突破了思想领域的界限，用启蒙思想造成社会运动，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用以完成民族国家的重建以抵御外侮。这个过程中，启蒙在康德意义上的“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被置换了，新的信仰被时代制造出来并要求人们服从，而压抑了个人怀疑的理性精神。康德深刻地指出：“一场革命也许会导致一个专制的衰落，导致一个贪婪的或专横的压制的衰落，但是它决不能导致思想方式的真正变革。而新的成见就像老的成见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乏思想的民众的缰绳。”[2]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启蒙的核心是向专制和愚昧宣战，“启蒙运动素来是一场针对一切独裁权力、传统力量、根深蒂固的偏见和掩饰社会苦难的行为的抵抗运动。”[3]作为一种话语，启蒙具有天然的清晰性，董健先生说：“广义的‘启蒙’，则是指一切唯客观真理是求的理性活动，是指人类思想史上与当前现实中一切反封闭、反黑暗、反僵化、反蒙蔽、反愚昧，总之一句话就是反精神奴役的思想运动与文化精神。”[4]但在真实的生活领域，何为真理并不总是清晰的，这样启蒙问题就变得复杂了。张光芒指出：“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启蒙主义是一个复杂而特殊的现象学存在，也是大多治史学者无法回避的课题。它内基于哲学建构，外连于社会变革；既深及文化心理与思维方式的现代转型，又直接与政治革命与内忧外患的时代要求息息相关。无论作为一种研究对象的历史客体，还是作为一种反观历史进程的思想视角，它都是哲学、自然科学、心理学、逻辑学、美学、文学以及政治学等诸多领域的交叉互渗，难以为它划出明确的学科边界。”[5]

在讨论启蒙问题的时候，有种偏向是把启蒙问题简约化，粗线条地描述它，惯常用一个逻辑性很强的解释框架来建构一个辉煌的话语体系。这些体系的建立往往通过强调某些时间点，夸大某些事件，拔高某些人物来完成的。而在具体历史场域里，这些时间点、人物、事件必须和其他的时间点、人物、事件结合在一块才能成就自身的意义。历史从来都是具体的，不可能有一秒钟的中断，不可能想象有一种飞跃会突然发生。但人们描述历史的时候只有通过突出一个时段、一个时间点，把它描述成为特别重要的时刻，历史叙述才能实现。这也许是一个永远无法能够解决的悖论。真实的历史进程复杂万状，任何时段、任何时间点发生的事件都是由此前一系列的事件的种种关联和铺垫才得以呈现，没有事物是突然产生的。强调偶然性与碎片化的历史观念，在突破本质主义的历史观念上有其重要的价值，但偶然性和碎片化并不必然反对事件发生的前后铺垫关系，反而更加强调历史细节的重要性。众所周知，启蒙的高潮是在五四前后。其实在此之前，历史已经有了种种预演，做了充分的铺垫，投入了几代人的才智和艰苦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