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前人研究概况

元代少数民族作家汉文创作的繁荣，不仅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文学遗产，更为我们对诗歌的用韵研究留下了宝贵的资源。对于元代少数民族作家汉文创作的研究，我国在元代已经开始有了这样的自觉。比如说元代遗民戴良的《九灵山房集》及其《补编》，清代顾嗣立的《元诗选》各集。现代以来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收集、整理工作，是以20世纪初陈垣先生的《元西域人华化考》（1934）为开端的。此书开华化西域研究之先例，着重研究了“华化”这一中国特有的历史现象。详细论述了突厥、波斯、大食、叙利亚各国受到汉族儒学和佛老思想而逐渐汉化的情况。对于民族关系和民族发展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由于作者编写该书的动机在于反对“全面西化”，严格来说，他是要拨正汉族中心。表现在论著中就是侧重汉族对于少数民族的影响，不能从少数民族本体的眼光出发看待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未免遗憾。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蒙古文学界把汉文创作看成蒙古文学作家的组成部分，研究内容和角度更为多样、灵活。除此以外，这个时期出现了相当数量的研究人员。80年代初主要是目录整理工作，例如朱永邦先生的《元明清以来蒙古族汉文著作家简介》（1980）。此时，还出现了不少作品选注，如王叔磐主编的《元代少数民族诗选》（1981）收录了七十位作家的三百一十多首诗。1984年王叔磐与孙玉溱合编的《古代蒙古族汉文诗选》其中选注了八十八位蒙古族作家的三百三十多首诗。之后，博彦在此基础上编写了《元代蒙古族汉文诗选》（1994），收录了蒙古族作家四十五人的一百六十多首诗。再有，鲜于煌选注的《中国历代少数民族汉文诗选》（1988）、祝注先的《诗林别派：中国古代民族诗论》（1989）。80年代元代人物传记也有较大发展，如：白·特木尔根的《中国蒙古族作家传》（1986）、谢启晃的《中国少数民族历史人物志》（1989）。90年代，人物传记主要有赵相璧先生的《历代蒙古族作家述略》（1990）。同时，学者们开始通过前人的资料和研究成果重新解读和梳理文化历史。如云峰的《蒙汉文化交流侧面观——蒙古族汉文创作史》（1992）以及之后出版的《蒙汉文学关系史》（1997）。冯继钦等人的《契丹族文化史》。此外，与前期相比，90年代的学者们研究的角度更为深入和精细，如：云峰编写的《耶律楚材》（1993）、萨兆沩编写的诗人考证《萨都剌考》（1997）。单个诗人的诗歌编辑，有孙玉溱编写的《那逊兰保诗集三种》（1991）。90年代还发表了大量的期刊文章，如李锡厚的《辽金时期契丹及女真族社会性质的演变》（1994）、桂栖鹏的《元代蒙古族状元拜住事迹考略》（1997）、阎福玲的《耶律铸边塞诗论析》（1997）、白·特木尔巴根的《论古代蒙古族作家汉文创作的社会历史背景》（1999）、白朝晖的《萨都剌生年新考》（1999）。进入21世纪以后，研究的角度更为丰富多样，代表性的期刊文章有：郭亚宾的《耶律楚材诗歌特质论》（2002）、牧兰的《元代蒙古族汉文诗歌创作的社会历史背景》（2007）、包晓华的《论元代蒙古族汉文创作中的民族文化情结》（2010）、段海蓉的《萨都剌籍贯新考》（2011）等。综上可知，我国元代少数民族作家汉文诗歌创作研究起步较晚，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会出现资料利用不充分、研究不够深入的缺憾，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繁荣趋势已现端倪，为今后与此相关的各方面研究奠定了基础。

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90年代末，六十多年的跨度，时间不可谓之短，但是就在这六十多年的时间里，关于少数民族汉文诗歌创作的研究却是十分有限，更不用说元代少数民族的汉文诗歌创作在诗歌用韵方面的研究了。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局面，原因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首先，长期存在的“大汉族”心理使然。中国是诗的国度，“诗”这种体裁从先秦两汉开始就是由汉族不断完善和发展的。所以，人们不免会认为汉族的诗歌才是“正统”，汉族用韵也更为精准，与这些少数民族的汉文诗歌创作相比更具有典型性和研究价值，这就导致了学者们对于元代少数民族汉文诗歌创作群体的出现缺乏应有的敏感。其次，近代大学者王国维先生在《宋元戏曲考》中称：“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这成为20世纪文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学术命题，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学研究的格局与走向。必须承认的是，王国维先生的论断肯定了每个朝代文学的创新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表现出了自己的弊端。其一，这样的论述易让人忽略文学的多元性。在元代文学研究中，学者的重点是对戏曲和散曲的各方面特点的研究，而元代蒙古、契丹等少数民族汉文诗歌的研究相对就会弱一些，对于他们诗歌的用韵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其二，这样的论述容易让人认为文学的发展是“取代性”的，无视文学各体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的客观事实。从这一角度看，少数民族所创作的汉文诗歌与前代相比是有其进步性的，应该给予应有的重视。

对宋代的语音研究早已拉开了帷幕。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鲁国尧先生就开始发表有关宋、金词用韵研究的系列论文，他奠定了宋代实际语音研究的坚实基础。同时，明清阶段也有诸多诗词曲的用韵研究，如杜爱英的《“临川四梦”用韵考》（2001）、邓兴峰的《升庵词用韵考》（1997），等等。与宋代相比，元代汉语语音的演变更为复杂，它既符合语音发展规律的一般变化，同时也和少数民族以诗歌为代表的文学创作紧密相关。对于元代语音系统的研究，大多数学者还是以元杂剧为主要研究材料。林端编写的《历代诗韵沿革：外一篇》（2004）从历史的纵向维度反映历朝历代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音韵的变化，作者把历代诗韵发展划分为上古（先秦）、中古（唐宋）、近代（元明）、现代（五四运动以来）。书中的近代部分主要以关汉卿、郑光祖、马致远、白朴的散曲、小令、杂剧为例。而笔者将少数民族诗人及其作品进行汇总，从各少数民族汉文诗歌创作入手研究韵律的演变规律。

元代语音属于近代语音的范畴。对于元代语音的研究，就主流而言包含两支。其一，以周德清的《中原音韵》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此来研究元代音系，涌现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如罗常培的《中原音韵声类考》（1987）、赵荫棠的《中原音韵研究》（1936）、陆志韦的《释〈中原音韵〉》（1946）、周维培的《论中原音韵》（1990）等。其二，通过《古今韵会举要》和《蒙古字韵》来研究元代语音，也取得了重要成果。如竺家宁的《古今韵会举要的语音系统》（1986）、宁继福的《古今韵会举要及相关韵书》（1997）、花登正宏的《古今韵会举要研究》（1997）等。通过对二者的综合、分析，出现了很多极具参考价值的论著。如蒋绍愚的《近代汉语研究概况》（1994）、蒋冀骋的《近代汉语纲要》（1997）、陈年高的《近代汉语语音研究简史》（2005）。

近些年来，有诸多硕士学位论文对少数民族的汉文诗歌也进行了用韵研究。例如，重庆师范大学胡蓉的《元代少数民族诗人耶律楚材、萨都剌诗歌用韵研究》（2005）中，运用穷尽式的系联、归纳方法等对耶律楚材和萨都剌两位诗人1490首诗、1893个韵段进行考察，从而勾勒出元代语音发展史的轮廓。云南民族大学傅丽在《白族古代汉文诗歌韵脚字的语音研究》（2015）中按年代从唐至清的汉文诗歌进行整理，并对诗歌韵脚字用国际音标进行标注，制作韵脚字表，依照韵摄、韵部等进行分类，这对探究白语的古音、了解白族文学的特质，学习云南历史等有重要意义。

此外，更多的学者对清代的少数民族作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对清代诗人的诗歌用韵近几年也有学者进行研究。例如耶磊、刘明在《商洛学院学报》上发表的《冀宣明诗用韵研究》（2010年第24卷第3期），作者对康乾时期商洛籍诗人冀宣明的85首诗进行穷尽式考辨，得出其用韵涉及22部，除个别有出韵、换韵以及元部、先部偶有通押现象外，其用韵较为规整，这为深入研究冀宣明诗以及商洛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再如钱毅在《中南大学学报》上发表的《魏源诗歌用韵研究》（2014年第20卷第3期）中，对魏源的诗歌进行了研究，这不仅有助于揭示晚晴湖南方言的特点，而且对推动湖南方音史甚至汉语方音史的研究都有着突出的贡献。

港澳台学者也有对元清两代文学作品的用韵研究，尤以台湾学者居多。台湾东海大学中文系向丽频在《东海中文学报》发表的《清代台南诗人施琼芳近体诗用韵考察》（2001年第13期），以诗人施琼芳的《石兰山馆遗稿》为主，参考《诗韵集成》和《汇音妙语》对施琼芳近体诗的用韵情况进行考察。再如，台湾中山大学中国文学系研究所研究生廖才仪的论文《〈全台诗〉用韵研究——以清领时期（1683—1895）台湾本土文人为对象》（2010），通过文献分析法分析诗韵，考察清代台湾地区文士的语音现象，并结合地方韵书，如泉州音系《汇音妙语》、漳州音系《汇集雅俗通十五音》，做共时比较，同时运用方言调查报告，做历时比较。试图观察清代台湾地区文士诗文用韵情况，进而归纳出清代台湾地区诗韵的十九韵部系统，与台闽语的方音特色，并就其现象与区域性移民的分布做了观察。

以古籍为着眼点确是研究元代音韵的有效途径之一，但是这样的研究方法仍存在局限。元代韵书是古人根据当时、当地的情况总结得来的，是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然后归纳总结创作而成的。且不说作者本人会受到地域的限制，作为个体很难穷尽整个元朝地域语音的认识，即使他穷尽了元朝整个地域的认识，那也是一时之地的认识。从时间跨度上说，语音在元代这一时间段内所发生的微妙变化是很难通过一个作者的一本韵书就能概括完备的。当然，笔者并非要否认这样的研究是有用的。相反，笔者通过这些元代语音的研究成果，从大的方向上把握了元代语音的发展脉络和演变的基本规律，在此基础上做少数民族的汉文诗歌音韵研究，就可以将研究进一步深化和细化。

以上论述皆表明学界已经开始将更多的目光投放在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当中，但我们不难发现，对元代少数民族作家的汉文诗歌用韵方面的考察研究目前还是不成系统的。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在我国学术界，就目前而言，对于元代用韵实际情况的考察，仍然属于薄弱环节。本书涉及的元代诗人，横跨元代整个时期，在诗人主体上涉及蒙古族、契丹族、女真族、回回族、畏兀儿族等少数民族。以元代少数民族诗人汉文诗歌为研究对象，通过诗歌这一元代文学体裁语音的研究与元代韵书对比，以此讨论元代少数民族使用汉语时的音系问题，同时研究元代语音系统内部存在的诸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