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现代社会以来，传统的“元理论”遭到普遍质疑，“文学批评”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得到了空前的关注，学者们在对批评精神、批评方法、批评主体、批评话语的多话题讨论中建立了一种开放的、动态的、丰富的、复杂的、发展的研究体系。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语境的转变，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发生了变化，对“文学批评”的研究也随之有了新的进展。目前，学术界主要立足于现代社会的背景来研究“文学批评”的热点问题，如对消费社会语境中的文学批评形态的研究、对价值多元化时代文学批评的价值功能的探讨、对大众传媒影响下文学批评话语的改变的分析、对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关系的反思等。近年来，在对这些热点问题的研究中，“生态批评”逐渐成为一个关注重心。

“生态批评”是在生态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延伸到文学批评领域的一种批评观念和批评立场，最初是指“关于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的研究”。后来，生态批评的范围逐渐扩大，开始从更为宽泛的文化层面来考察文学艺术，不仅阐释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其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而且关注社会生态与精神生态，乃至用生态的思想观念——和谐的、动态平衡的观念来研究文学现象。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文学批评生态”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比如说，文学批评如何超越“中心论”和“二元论”，用去中心的、复杂的“生态整体主义”观念来评判文学现象；文学批评如何坚持“和谐美学观”，既正确地把握当前的文学生存空间、文学体制等宏观问题，也注重对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以及具体文本的深层细读，并积极寻求两者之间的动态平衡；文学批评如何立足于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实践进程，科学地解决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实践以及中国当代文艺发展之间的矛盾，促进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文学批评如何在市场化的言说空间、消费化的言说方式和网络化的批评格局中应对视域全球化、传播媒介化、运作市场化的新型文学；文学批评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化形态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问题的繁杂使文学批评生态研究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学者们对文学批评生态的研究还停留在一个众说纷纭的阶段，既缺少一个完整的体系，又在某些领域出现了过于泛化的现象。因此，从不同的角度对文学批评生态进行具体化、细化和深化的研究，并逐渐为文学批评生态研究建构一个完整的体系，是文学批评生态研究进一步展开的必然趋势。

在将文学批评生态研究进一步细化、具体化的过程中，文学批评的政治文化生态、学科知识生态、学术话语生态等，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其中，政治文化生态无论是从宏观层面还是从微观角度，都对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生存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制约。

所谓“政治文化”，主要是指在一定社会语境中形成的国家、民族、阶级和集团所建构的政治规范、政治制度、政治体系，及其影响下的人们的政治心理、政治意识、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等观念形态体系。这个概念由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于1956年提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1]阿尔蒙德强调了政治文化是指“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2]，“是由认识上的、感情上的和价值上的因素组成的。它包括对政治现实的认识和意见，包括对政治和政治的价值观念的情感”[3]。沿着这一思路，西方政治文化研究者主要从“社会心理”层面展开对政治文化的深入拓展性研究，比如：阿尔蒙德、鲍威尔和沃巴从心理或主观角度出发，研究某种政治制度中所有成员关联政治生活一切方面的主观取向；伊斯顿从客观角度研究信念、规范、价值等对社会成员政治行为的影响；锡尼·维巴指出政治文化“不是指正在政治领域中发生的事情，而是指人们对这些事情所抱的信念”[4]，白鲁恂主张集中研究那些对政治制度运行起作用的关键心理元素等。也就是说，政治文化不同于以往人们在提到“政治”时所暗指的“阶级斗争”，而是指在一定文化环境下形成的人们的政治心理、政治意识、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价值观等观念形态体系。

与西方政治文化研究者的思路不同，苏联学者强调了政治文化的阶级性，认为对主体心理动因、主观态度的研究没有揭示出政治文化的本质，真正的政治文化首先表现为一定阶级的文化，是一定阶级的政治思想以及系统化了的政治观点和理论。李春明在《全球化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中提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对政治文化内涵的论述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宏观化的政治文化定义，认为政治文化不仅包括政治心理，还包括政治理论及政治制度；第二类是中观的政治文化定义，主张将政治文化视作与实体政治相对的观念性的东西，认为政治文化是政治理论和政治心理与价值的综合；第三类是微观的政治文化定义，基本上认同西方政治文化研究者的观点，主要从社会心理层面来研究政治文化[5]。考虑到本书的研究主旨是从政治文化角度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相对于政治制度、政治理论来说，政治文化的社会心理对此时期文学批评的影响更为深远。因此，我们主要采用微观的政治文化定义，在“社会心理”层面探讨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与文学批评的关系。

具体到文学活动，“政治文化”既是我们考察文学活动的研究背景，也是我们进行具体文学活动的主要途径。由于特殊的社会发展历程，中国现当代的文学活动一直和“政治”元素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五四文学对于“革命救亡”政治环境的依附，延安文学时期“文学服务于政治”口号的提出等。但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元素并不直接介入或指挥文学活动，而是更多地通过“政治文化”体系影响文学活动的各个组成部分。近年来，从“政治文化”角度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活动的成果逐渐增多，比如：王本朝的《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从文学机构、文学政策、文学会议等层面讨论了“社会主义文学制度”如何制约和规范中国当代的文学观念、作家思想、作品创作以及读者阅读；张钧的《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将研究对象限定为1949—1976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分析了此时期的文学组织制度、文学出版制度、文学批评制度和文学接受制度，及其与中国当代文学之间的关系；李洁非、杨劼的《共和国文学生产方式》历时性地考察了文学体制、文学政策及其监管、文学会议等对20世纪中国文学生产的影响……

总的来说，这些成果的研究范围较广，文学批评只是其考察对象之一，并未得到细致深入的探讨。同时，由其研究对象的时代性决定，这些成果在探讨“政治”元素如何通过文化心理来影响文学活动时，大多依循“从上而下”的研究思路，强调政治体制、政治决策对文学活动的决定性作用。以朱晓进的《政治文化与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为例，本书鲜明地提出了“政治文化”的理论视野和切入角度，也强调了“政治文化”不是现实的政治决策，而是作为一种心理的积淀，深藏在人们心中并潜移默化地支配人们的政治行为乃至其他行为。但从其具体的研究内容来看，因为该书的考察对象是中国20世纪30年代文学，这个时期的文学与政治体制关系十分密切，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20世纪文学政治化的源头，所以该书偏重于分析政治体制如何通过文化心理影响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氛围、文学群体、文学论争、文学批评、文学导向、文学创作选择和文学风尚，探讨此时期文学现象背后的政治体制根源及其具体的影响表现。也就是说，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语境中，对文学产生重大影响的“政治文化”内容更偏向于上层政治体制，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市场经济的全面影响、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大众文化的迅速崛起和新媒体的颠覆性入侵，无形中悄然改变了中国“政治文化”的生态体系和内部构成。具体来说，“政治”概念的“阶级”意味逐渐弱化，“阶层”意味日益浓厚，影响人们心理的“政治文化”从显在的政治制度、政治理论逐渐转向更为复杂幽深的社会心理层面，即“政治文化”开始走向世俗化、现代化，公民文化逐渐形成。因此，本书立足当代中国社会独特的社会语境，将考察对象设定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当代中国文学批评，致力于从社会心理层面研究大众文化兴起、互联网流行以后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生态体系，及其影响下的当代中国文学批评。

[1] ［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郑世平、公婷、陈峰等译，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页。

[2] ［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郑世平、公婷、陈峰等译，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页。

[3] ［美］G.阿尔蒙德：《政治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李黎译，《国外社会科学》1988年第8期。

[4] 转引自［美］道森（R.E Dawson）、普雷维特（K.Prewitt）《政治文化》，郑永年译，周士琳校，《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6年第12期。

[5] 具体论述参见李春明《全球化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