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论语》选本译者生平及著作简介
马士曼是著名的东方学家和热忱的传教士，1768年生于英国威尔特郡（Wiltshire）一个叫作韦斯特伯里·莱（Westbury Leigh）的乡村。幼年时马士曼曾受过一些教育，并且做过书商的学徒，又跟随父亲学习过纺织技术。1794年，马士曼成为了布里斯托尔（Bristol）一所浸信学校的教师。在之后的五年里，他潜心专研古典著作，还学习了希伯来语和叙利亚语。[44]后来，马士曼加入了浸信传道会（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并于1799年与威廉·沃德（William Ward，1769—1823）等人前往印度的塞兰坡传教。在印度，他们将《圣经》译成多种东方语言并且还出版发行了一些报纸和期刊。大约是在1805年，马士曼开始学习汉语，[45]老师是拉沙（Joannes Lassar，1781—？）一位出生在澳门的亚美尼亚人（Armenian）。拉沙最初受雇于加尔各答（Calcutta）的福特·威廉学院（Fort William College），主要从事《圣经》的汉译工作。[46]在《孔子生平》（“The Life of Confucius”）的注释中，马士曼除了感谢拉沙之外，还提到了几位精通自己语言的中国助手及天主教传教士P. 罗德里格斯（P. Rodrigues）的帮助，后者曾在中国居住近20年并精通汉语。[47]1811年，马士曼获得了美国布朗大学的神学博士学位。晚年的马士曼苦于抑郁症，1837年去世于塞兰坡。[48]
除了翻译《论语》之外，马士曼还有一部重要的汉学著作《中国言法》（Clavis Sinica or Elements of Chinese Grammar，with a Preliminary Dissertation on the Characters and the Colloquial Medium of the Chinese，and an Appendix Containing the Ta-Hyoh of Confucius with a Translation）。[49]该书主要从古汉语的“字形”“字音”“语法”等方面展开研究，而在具体的释例方面，以《论语》为首的儒家经典及注疏亦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在该书的“附录”（Appendix）中还包括《大学》的译文，译者是马士曼的长子约翰·克拉克·马士曼（John Clark Marshman，1794—1877）。[50]此外，马士曼还出版过《圣经》的中文译本。[51]
英国传教士高大卫的具体生年不详，[52]其为“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牧师。1821年，高大卫与妻子从朴茨茅斯（Portsmouth）出发前往亚洲传教。不幸的是，其妻在1822年3月病逝于印度的马德拉斯（Madras），同年6月高大卫到达了传教目的地马六甲。1823年，在另一伦敦传道会牧师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访问马六甲期间，高大卫曾随其学习中文并取得巨大进步。同年，受聘于英华书院教授中文，并担任图书馆馆长。[53]高大卫本人也曾表示，其对汉语的热情和喜爱也许对其他人而言是毫无理由的。[54]他不仅可以用中文流利地布道，[55]还着力于研究中国作家的“见解与风格”（sentiments and style）。[56]而书院的中文教员们也确曾提到，高大卫的官话说得就像一个中国人，中文文章也写得极为出色。[57]1824年，高大卫继宏富礼（James Humphreys）[58]之后成为英华书院的第三任（1824—1828）院长，1828年病逝于去往新加坡的途中。高大卫除了翻译“四书”之外，亦有很多中文宣教著作，具体书目可参见伟烈亚力所著《赴华新教传教士备忘录：著作列表及已故者讣告》一书。[59]
1815年，理雅各生于英国阿伯丁郡（Aberdeenshire）的亨特利（Huntly），父亲是非常有名的商人。理雅各在1829年离开了亨特利的教区学校（the Parish School），进入阿伯丁文法学校（the Grammar School）学习，尤以拉丁文见长。两年后，他以一等奖学金获得者的身份考入阿伯丁皇家学院（King’s College），并极有可能成为该学院拉丁语教职的继任者。然而，由于所属教派的原因—“独立教会”（Independent Church）及该教派的“传教传统”，理雅各主动拒绝了这一在世俗眼中非常有前途的职业，并于1837年为日后的传教或牧师工作而进入海布里神学院（Highbury Theological College）。[60]1838年，理雅各开始与英华书院第一任（1818—1822）院长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的儿子美魏茶（William Charles Milne，1815—1863）一起学习中文。而中文教师则是曾任英华书院第四任（1828—1832）院长、时为伦敦大学（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中文教授的修德（Samuel Kidd，1804—1843）。当时可用的教材很少，主要有马礼逊三卷本的《华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61]及其《新约》中译本，还有一部《论语》和米怜的一些中文宣教手册。[62]
1839年7月，理雅各携妻子玛丽·伊莎贝拉（Mary Isabella Morison，1816—1852）乘船前往马六甲传教，同行的还有美魏茶与医生合信（Benjamin Hobson，1816—1873）。[63]同翻译“四书”的前辈高大卫相似，理雅各后来也成为了“英华书院”的院长，并且在1841年前后开始有了翻译《十三经》这一更为宏大的想法。[64]1843年，“英华书院”迁至香港，理雅各亦同往。如前所述，1861年《中国经典》的前两卷出版发行，而大概至1863年，流亡香港的晚清秀才王韬（Wang T‘ao，1828—1897）[65]开始参与《中国经典》的后续翻译，[66]直到理雅各于1873年返回英国。回国后的理雅各在1875年获得了第一届“儒莲奖”（Prix Stanislas Julien），[67]并于1876年成为牛津大学第一任中文教授（Professor of Chinese），直至1897年去世。[68]
在回国之后，理雅各又接受了语文学家、东方学家马克斯·缪勒（Max Müller，1823—1900）之托，开始承担《东方圣书》（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中“中国经典”的翻译工作。该丛书的第三、十六、二十七和二十八卷为《儒家文本》（The Texts of Confucianism）：第三卷包括《书经》（The Shû King）、《诗经中的宗教部分》（The Religious Portions of the Shih King）和《孝经》（The Hsiâo King），[69]第十六卷为《易经》（The Yî King），[70]第二十七卷[71]和二十八卷[72]为《礼记》（The Lî Kî）。《道家文本》（The Texts of Tâoism）则被安排在《东方圣书》的第三十九、四十卷，前者包括《道德经》（The Tâo Teh King）和《庄子》（The Writings of Kwang-Ʒze）的前十七篇，[73]后者包括《庄子》剩余的十六篇和《太上感应篇》（The Thâi-Shang Tractate of Actions and Their Retributions）以及“附录”（Appendixes）中的一些道教文献。[74]此外，理雅各还主要翻译出版了《佛国记—沙门法显自记游天竺事》（A Record of Buddhistic Kingdoms，Being an Account by the Chinese Monk，Fâ-Hien of His Travels in India and Ceylon[A.D.399-414]in Search of the Buddhist Books of Discipline）、[75]《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The Nestorian Monument of Hsî-an Fû in Shen-hsî，China：Relating to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in the Seventh and Eighth Centuries with the Chinese Text of the Inscription，a Translation，and Notes；and a Lecture on the Monument with a Sketch of Subsequent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and Their Present State）[76]和《〈离骚〉及其作者》（“The Lî Sâo Poem and Its Author”）。[77]
在五部选本的译者中，詹宁斯毫无疑问是最不为人所知的一位。就现有资料而言，他的生平事迹几乎是空白的。不过，从其《诗经》（The Shi King：The Old“Poetry Classic”of the Chinese，a Close Metrical Translation，with Annotations）[78]和《论语》英译本的标题页上可知，他曾经先后担任过香港圣约翰教堂（St. John’s Cathedral）的教堂牧师（Chaplain）、英国柏克郡（Berks）贝顿（Beedon）[79]地区的教区牧师（Vicar）和格拉斯米尔（Grasmere）地区的教区牧师（Rector）。[80]这些任职也可以在《从帝国到国际：香港圣约翰教堂史》（Imperial to International：A History of St John’s Cathedral，Hong Kong）一书中得到印证，该书还记载了詹宁斯在香港圣约翰教堂的牧师任期为1880年至1891年。[81]
在翻译、诠解《诗经》和《论语》之后，詹宁斯还陆续出版了《戏剧诗约伯记：严整的韵文体译本并附评注》（The Dramatic Poem of Job：A Close Metrical Translation with Critical and Explanatory Notes）、[82]《雅歌：戏剧体韵文新译并附导言及注释》（The Song of Songs：A New Metrical Translation Arranged as a Drama，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83]和《古叙利亚语〈新约〉（别西大本）词典：附详细参考、用词、人名、地名和库热顿本、西奈重写本、非罗色诺本及其他手稿中的不同读法》（Lexicon to the Syriac New Testament[Peshitta]：With Copious References，Dictions，Names of Persons and Places and Some Various Readings Found in the Curetonian，Sinaitic Palimpsest Philoxenian and Other Mss.）。[84]其实，从后三部著作的书名上看，其与前两部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只是儒家经典被替换为基督教《圣经》而已。至于，译注儒家经典对詹宁斯翻译、韵次《圣经》中的篇章及研究古叙利亚语《新约》究竟有何作用，尚待方家进行跨文化、跨宗教及跨语言方面的深入思考。
1861年，苏慧廉出生于英国约克郡（Yorkshire）的哈利法克斯（Halifax），其家庭所属的教派为联合卫理公会。父亲是一名织布工，在工作之余也进行布道。苏慧廉没有受过大学教育，早年曾就读于“卫斯理日校”（Wesleyan Day School），12岁起便在一家律师事务所从事文件誊抄工作，日后他很有可能会成为一名律师。但苏慧廉却逐渐确立了去海外传教的志向，为此他特意前往曼彻斯特的神学院进修，并自学了法语和拉丁语。[85]1882年，苏慧廉接受了到中国温州传教的工作。[86]到达温州后不久，苏慧廉便开始学习中文，最初的老师据说是一位叫“Alas”的温州本地牧师，此人乃晚清举人。[87]其教材则主要是一本中文《新约》、一本官话辞书和一部汉英字典。[88]但据苏慧廉的妻子苏路熙（Lucy Farrar，1857—1931）所述，苏慧廉的“第一位”中文老师是住在其家附近的“Yang”先生。[89]同时，苏慧廉也在努力学习温州方言，并于1883年6月第一次使用这一方言完成了布道。[90]1884年，苏慧廉与苏路熙在上海完婚。后来，苏慧廉还创编了温州方言的拉丁语注音系统，并将《新约》也翻译成温州方言。[91]1906年，苏慧廉离开温州到太原任山西大学堂西斋总教习，期间亦经常返回温州视察。1911年，苏慧廉回到英国，并于1920年担任牛津大学中文教授一职，1935年去世于牛津。
除了翻译《论语》之外，苏慧廉还编著了《学生常用四千字袖珍词典》（The Student’s Four Thousand字and General Pocket Dictionary），[92]该词典从初版的1899年至1952年共再版20次。此外，其重要的学术著作还有《中国三教：牛津讲稿》（The Three Religions of China：Lectures Delivered at Oxford）[93]以及与美国传教士何乐益（Lewis Hodous，1872—1949）共同编著的《中国佛教术语词典：附梵语、英语对应词及梵语-巴利语索引》（A Dictionary of Chinese Buddhist Terms：With Sanskrit and English Equivalents and a Sanskrit-Pali Index）。[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