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第一节 概念厘定及论题的产生

一 概念厘定

儿童文学从“五四”时期开始经历了艰难和曲折的发展过程，儿童观、儿童文学所承载的功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儿童观是成人面对儿童时对儿童的生命形态和性质生成的看法，这种看法直接影响着对儿童的看待方式与教育方式。随着20世纪80年代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加快和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儿童的生存质量、成长状态和社会地位逐渐受到成人的重视，成人和社会对于儿童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从非“儿童本位”儿童观到“儿童本位”儿童观的确立，从否定儿童的独特性到发现儿童、承认儿童的存在价值，这些变化促成了儿童文学的跨越式发展，成为儿童文学发展的前提和步入新时代的标志。

“儿童本位”的儿童观是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提出的，但“五四”时期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的局限使儿童文学在离真正地认识儿童、尊重儿童等方面还有很长的距离。进入新时期，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思想进步程度的加大，都为对儿童的重新认识做好了准备。“儿童本位”观又重新进入儿童理论家和作家们的视野，并被广泛地关注和重视，王泉根、方卫平、孙建江、班马等儿童理论家纷纷对“儿童本位”的儿童观进行了探讨与肯定，朱自强随后在《儿童文学的本质》一书中又对“儿童本位”这个概念进行了完整和系统的阐释：

不是把儿童看成为完成品，然后按照成人自己的人生预设去教训儿童（如历史上的教训主义的儿童观），也不是仅从成人的精神需要出发去利用儿童（如历史上童心主义的儿童观），而是从儿童自身的原初生命欲求出发去解放和发展儿童，并且在这解放和发展儿童的过程中，将自身融入其间，以保持和丰富人性中的可贵品质。[1]

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观真正尊重儿童的存在价值，承认儿童身上具备与成人不同的感觉、心理和感情，认为成人应该平等地看待儿童，既不能把他们看成一张白纸，也不能把他们看成缩小的成人。可以说，“儿童本位”的儿童观不再将儿童文学作为教育儿童的工具，使儿童文学的发展突破了以教育为主的思想禁锢，让儿童作为“儿童”而存在，立于儿童的生命空间，符合儿童的成长规律，帮助儿童健康成长。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潮促使了儿童文学向儿童性的回归，这种回归让儿童文学在对“五四”时期的“儿童本位”观的继承中再一次实现了新的突破，成为儿童文学进入现代化的标志。

可以说，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观的明确让儿童文学的发展获得了新生，也为儿童文学与生态伦理意识的结合找到了共同点。儿童文学起源于人类对儿童的爱与期盼，凝聚着人类文明的结晶，对儿童而言，能被他们理解和接受的作品才属于儿童文学，优秀的儿童文学必须适应儿童纯真、稚朴、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天性，契合儿童泛灵意识等心理特点，满足儿童多层次的审美需要。而生态伦理意识则是运用伦理道德的力量来重新确定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类放弃算计、盘剥和掠夺自然的传统价值观，转而追求与自然同生共荣、协同进步的可持续发展价值观，关注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存共荣。儿童与成人相比与自然的联系更加密切，对自然有着原始的亲近，在自然中他们的身体得到成长，精神得到完善，他们看待自然的态度决定了未来人与自然关系的走向。而“儿童文学作为服务未来一代的特殊文学，自然而然将生态文明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视为自己的美学追求”[2]，只有站在儿童的立场，关注儿童与自然的联系，高度发扬儿童的主体性，才能适应儿童健康成长的需要。从这些方面来看，儿童文学与生态伦理意识在追求的目标上有着本质的相似和天然的统一，因此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文学与生态伦理意识才能够紧密地结合，发挥更大的作用。

以“儿童本位”为指导思想的新时期儿童文学关注社会动态、关注儿童的精神状态，反对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对于儿童和自然的控制，强调儿童与自然的共存，提倡运用道德和情感的力量完善生态人格，重新确立人在自然界面前已迷失的价值尺度。所以对于儿童来说，只有具备懂得生命珍贵、自然美好和万物和谐的内心，才能在将来有资格、有能力看护好人类的地球家园。对于儿童文学来说，能够源于生态现实又不拘泥于现实，能够承担着对生态以及人性等重大题材的关注，同时又包含着文学特质和一般规律，散发着文学本身应该具有的艺术魅力的作品才能称得上是具有生态伦理意识的作品。新时期儿童文学中的生态伦理意识可以说是对儿童特质的维护与回归，是以儿童的自然天性为出发点，承认儿童天性中爱玩、爱闹、与自然天然相通的特点，通过为儿童营造更加良好的童年生态环境，让他们回到自然中去，回到自然赋予的鲜活的状态中去，帮助儿童建立有利于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自然观，培养他们热爱和尊重每一种生命的价值取向。

所以，通过对于新时期儿童观的定位、新时期儿童文学中的生态伦理意识概念的阐述，本书研究对象的范围和概念也逐渐明晰，主要是选取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那些能够从儿童的自然天性和生命特征出发，以构建和完善儿童的生态人格为前提，关注现代化进程中儿童生态变化和自然生态变化，表现儿童整体性的自然观、价值观，正确呈现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作品。这些作品表达了作者对儿童、对自然的终极关怀，对人类命运的思考，是专门为儿童创作的适合儿童阅读欣赏的文学。

二 论题的产生

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和经济的迅猛发展，人类对自然的认知和利用程度也不断深入，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也在不断提高，自然却逐渐沦为人类的工具和征服的对象。现代社会的发展以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为基本特征，工具理性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愈加膨胀，随着现代化浪潮的普及，自然被还原为机械装置和满足人类需要的资源库，人们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制造出的各种现代工具来征服和控制自然。现代世界忽视了自然的整体性和人类生命的整体性，把对利益的追逐作为唯一的出发点，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变成了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整个现代文明建立在了人类统治自然的基础上。然而，这样的基础并不是牢固的，随着人类与自然的长期对峙，人类不得不开始承受自然的一次次报复。我们可以看到：森林面积不断减少，大气污染严重，水污染严重，动植物灭绝速度在加快，北极冰川融化速度也在加快，生态危机导致经济发展与能源、资源、环境、生态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一次次的雾霾天气给人类带来了紧迫的危机感，敲响了保护生态环境的警钟。自然生态危机同时带给人类的，还有对人类精神世界潜移默化的影响，现代文明为了提高效率，无限制地把人性进行简化、单一化，尤其是把人性归结于工具理性和物质欲望，使人产生异化、无根的感觉。如果说能源危机与生态危机预示着人类生命外在支撑系统的崩溃之危险，那么信念崩颓、欲望泛滥、唯利是图等表征出的精神危机则预示人类生命内在支撑系统的自我瓦解。在这种现实境遇下，儿童的成长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他们疏离自然，感受不到自然的气息，感官在退化，生存空间在压缩，科技和理性主义正在扭曲他们的价值观、消费观。

恩格斯早在19世纪下半叶就指出：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3]

于是，随着全球性的环境危机的进一步加剧，特别是世界上无论哪一个国家和地区，都遭到大自然的无情“报复”时，人们开始怀疑，人类中心主义是否能够为环境保护提供足够的道德保障。人类在未来要选择怎样的道路生存：是继续人类中心主义般的傲慢、自大，还是应该选择谦逊地、简朴地、内在丰富地生存于地球上与所有生命共同生存、协调发展，这些都已经成为急需解决和面对的问题。从生态危机的角度来审视现代文明，我们可以知道：现代文明最致命的欠缺就在于对大自然整体性的忽视，以及对人的生命整体性的忽视。这就需要人们重新审视正在进行的发展模式，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改变传统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建立起尊重自然，保护生命共同体的生态伦理意识，采用除法律之外的伦理的力量并发挥禁止和激励的功能，寻找一条既能保证社会发展，又能维护生态良性循环的全新发展道路。作为当代生态危机和环境革命的产物，生态伦理是自然界发展演变到人类历史阶段伴随着工业科学技术发展的不完善而爆发的人类理性观念的一场思想革命。从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出版的科普图书《寂静的春天》开始，就敲响了人类将因破坏环境而受到大自然惩罚的警钟。大地伦理学、生态整体主义、生物中心主义等生态伦理理论得到迅猛发展，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签署的《人类环境宣言》、1987年联合国世界与环境发展委员会发表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里约环境和发展宣言》中也都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讨论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倡导人们在自然中的适度发展、增强保护生态环境的自觉性，激发保护生态环境的道德责任感，因为“只有当人认为所有生命，包括对人的生命和一切生物的生命都是神圣的时候，他才是伦理的”[4]。进入当代中国的西方生态伦理思潮，在中国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大背景下，迅速与中国传统思想密切结合，蓬勃兴起。

环境的危机直接导致了人类生存的危机、精神的危机和社会生态系统的危机，而当生态问题日益成为人类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时，文学、艺术等上层领域必然要给予关注和反应。文学作为人类把握客观世界的特殊方式，一开始便被赋予反映和表现自然的内容。中国的文学思想中自古就有“天人合一”传统，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一直贯穿始终，进入当代，作家们对现代化进程中日益显现的生态危机进行了深刻的观察，他们直接切入到中国当下的现实问题，以强烈的忧患意识，记录下可怕的生态危机，不断发出正义的呼喊。随着生态文学在国内迅速发展，王蒙等一些知名作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组织并发起了以宣传生态环境保护为宗旨的环境文学研究会，并于1992年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环境文学刊物《绿叶》。接着，国内的生态文学刊物就迅速增多。而作品创作从徐刚的《伐木者，醒来！》到贾平凹的《怀念狼》再到风靡一时的姜戎的《狼图腾》等，作家以生态意识为引导，揭示了生态危机，反思生态失衡的原因，同时积极倡导生态的人文关怀，自觉地颠覆极端功利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等主流意识形态，我国的生态文学是伴随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而产生并取得迅猛发展的，它的繁荣证明了人在危机中自我拯救的力量开始苏醒。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至今，随着西方生态伦理思想自身的不断完善，以及生态伦理思想被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一些生态文学作家的生态视角也更加开阔，他们在揭示生态危机的基础上，开始思考整个生态文明的进程，并上升到伦理学的高度，他们的创作不再停留在关注和叙述自然环境的污染、人对自然的破坏的层面，而是深入文化层面探询人类中心主义、科技发达下的工具理性、无限膨胀的消费欲望对生态环境的掠夺，并从生态整体利益的角度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带有浓重的忧患意识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三十多年来，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聚集在生态文学的大旗下，以关注生态环境、建设诗意栖息家园为己任进行创作，这些作品“是人类减轻和防止生态灾难的迫切要求在文学领域里的必然表现，也是作家和学者对地球以及所有地球生命之命运的深深忧虑在创作和研究领域里的必然反映。文学家和文学研究者强烈的自然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促使了生态文学及其研究的繁荣”[5]。

愈演愈烈的生态灾难危及整个自然和人类存在，儿童文学作为整个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变化与整个文学的发展环境密切相连，但是作为文学中最鲜活、最有生命力的儿童文学，如何直面如此严重并且还在不断恶化的生态现实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随着“儿童本位”观的确立，儿童文学作家们逐渐将儿童本身的情感表达和成长特征作为书写重点，他们不仅看到了世界性的生态危机，而且看到了在极为关注生态危机中儿童的生存环境和精神状态变化，看到儿童与自然疏离后对自然的情感在功利主义和理性主义、科学精神影响下发生的扭曲和异化，面对这样的生存环境，儿童文学作家们必须用一种发展性的眼光来审视儿童文学的创作走向，本着对儿童、对人类、对社会负责的态度，儿童文学向少年儿童积极传递生态环保意识、人类自审意识、绿色文化意识。新时期儿童文学的书写视野得到了充分的拓展，其关注对象由人的生活、人的社会延伸到了大自然广阔而丰富多彩的世界，延伸到了多个物种、生灵的生存家园。大自然探险文学、少年环境文学、生命状态文学、动物题材文学等儿童文学界不断打出的旗号中，大多与生态环保、地球家园相联系，刘先平、黑鹤、吴然、沈石溪、乔传藻、饶远等一大批活跃在当代的儿童文学作家在绿色散文、童话等创作方面奉献了大量优秀作品。《生命状态文学丛书》《少年环境文学丛书》《中国最新动物小说丛书》等此类主题的儿童文学作品被各大出版集团大量出版、印刷，为生态伦理意识在儿童文学的生成与发展创造了条件。

以往儿童文学对生态环境的关注主要是出于对儿童精神世界最接近自然生命源头与最欣赏动、植物世界的感性引导，但自改革开放以来，儿童文学对生态环境的关注显然已经与整个环境文学一样完全是基于强烈的生存意识、自审意识及对自然和生命建立敬畏的理性认识。[6]

随着生态伦理论研究的深入，儿童文学作家们在作品中对于生态伦理思想的展现也不断成熟与完善，他们逐渐开始以审美的方式呈现自然的完美运转规律和生命之间神秘的联系，用整体的生态伦理意识引导儿童心目中朴素的、自发的情感走向，引导儿童突破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将整个生态系统的利益作为终极尺度，以特有的文化价值深入地研究和思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罗尔斯顿说：

一个人，只有当他获得了关于自然的观念时，他的教育才算完成；一种伦理学，只有当它对动物、植物、大地和生态系统给予了某种恰当的尊重时，它才是完整的。[7]

生态伦理使人与自然的关系被赋予了真正的道德意义和道德价值，作为人类生命最初的存在形式，重新建立儿童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在生态伦理思想的指导下构建起的儿童良好的个性和素质，必将有利于他们的每一步成长以及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和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儿童对于自然的亲近是天生的，要保持这种珍贵的情感并不断完善，就必然选择生态伦理思想作为“一种人生观、世界观，是新时期所必需的一种人生态度”[8]。可以说，儿童文学“儿童本位”的儿童观的确立为生态伦理思想进入儿童文学创造了条件，而生态伦理观也是儿童文学发展中的必然选择，生态伦理在儿童文学中的发展，也让我们看到了人类走出现代性困境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