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李隆国的著作《从罗马帝国到神圣的罗马帝国——3—9世纪的欧洲政治与政治观念》即将面世，他精雕细刻，花费了长久的时间和艰苦的努力，终于完成这一工作。我很高兴为此书的出版写几句话，向广大读者和同行介绍。

本书的主题，是论述从西罗马帝国灭亡到查理曼帝国消解的这一时间段的政治史，时间大约从3世纪到9世纪，论证帝国“名与实”在西部的持久性。但它包含了三方面的内容，一是这段时间的政治史，二是有关这些政治历史内容的史学史考察，三是有关史料的介绍辨析。显示作者学力深厚，思绪细密。我对中古史料方面所知不多，所以只就史学史和政治史这两者做一些评析。

罗马帝国的灭亡是西方学界的一大主题，著作汗牛充栋，新见迭出，争论不休。作者将这些学说分为衰亡论和转型论两大派系，每一派的代表人物、代表著作都做了三方面的分析，第一，结合作者生活、写作的时代，论述著作的背景，以及和其他相关著作的因果关系；第二，从当时的社会思想体系出发，论证作者观点的成因和是非；第三则考索作者的观点、论述是否正确，加以采信或扬弃。

衰亡论从罗马帝国晚期即已开始，大史学家塔西佗虽然生逢盛世，但是他认为当时拉丁史学已经衰落，史学的衰落，反映的是自由的衰落。原来元老院对政治问题进行辩论，需要高超的演讲术的时代已然过去，元首制统治下缺乏自由，只需要阿谀奉承。塔西佗是对专制不满而论定当时为衰世。3世纪危机后，罗马帝国走向衰亡，410年西哥特人攻陷罗马城，对整个西欧世界是一大震撼，许多史家都对这一事件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基督教隐修士杰罗姆对《圣经》中的“但以理书”作注，但以理梦见大人像，头是黄金的，胸膛和臂膀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杰罗姆说这代表了那时习惯上说的四大帝国，即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依顺序是金、银、铜、铁时代；而他所处的罗马帝国已经是半铁半泥时代，走向衰亡，但基督会再次降临，人类获得救赎。希波主教奥古斯丁则用“两城论”来回答410年事件，他说尘世之城罗马并不重要，人生的目标是要通过爱上帝、爱邻人，走向上帝之城。12世纪史学家弗赖兴主教奥托则认为，尘世上的帝国不过是上帝实现其目标的工具，王朝兴亡没有多少值得关注，那只不过是末日审判、基督再次降临的前奏。

到了文艺复兴时代，史学家抛弃了基督教史学的宗教观念，用理性来解释古代的历史，使罗马帝国衰亡论进一步发展。著名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风俗论》中，从内因与外因两方面分析罗马帝国的灭亡：“历朝皇帝软弱无能，大臣官宦党同伐异，旧宗教对新宗教的仇恨，基督教的血腥内讧，神学论争取代了军事操练，颓唐怠慢取代了勇猛精神，成群僧侣代替了农夫和士兵，所有这一切，招致了蛮族入侵。”[1]内部的争吵不休使得蛮族瓜分了欧洲和非洲。最后，是18世纪的英国史学家爱德华·吉本，用他的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建立了罗马帝国衰亡模式，这部皇皇巨著既是罗马帝国衰亡的历史，也是罗马城衰亡的历史。该书虽然先后指出了几十种导致罗马衰亡的因素，但是主要因素为三种。第一种是罗马作家信奉的自由丧失导致衰亡。即自由催生德行，专制带来奴役，从而使得德行丧失，国家衰亡。第二种和第三种则主要来自当时盛行的启蒙运动观念，即理性与文明。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启蒙史家相信人类历史是理性战胜迷信，文明战胜野蛮的双重变奏。而吉本则反其道而用之，将基督教的胜利视为迷信战胜理性，认为蛮族入侵意味着野蛮战胜文明。基督教和蛮族的胜利导致罗马帝国衰亡。因此，总体上讲，罗马帝国衰亡史实质上就是自由丧失、理性湮灭和野蛮肆虐的结果。

李隆国用更多的篇幅介绍了“罗马帝国转型”的史学史内容。19世纪，兴起了罗马帝国转型的研究。首倡者可以说是奥地利史家道普什，他在其《欧洲文明的社会经济基础》一书中，指出日耳曼人并不野蛮，他们早已吸收罗马文化，以渗透的方式进入罗马，没有造成巨大破坏，中古早期罗马文化仍然保留，经济发达，商业繁荣。他是日耳曼派和罗马派的争论中的罗马派，主要指出罗马文明在中古早期的存在。比利时史家亨利·皮朗认为，罗马文化和经济在中世纪早期依然存在，地中海贸易依然繁荣。是后来阿拉伯人占领了北非和西班牙，切断了地中海东部和西部的贸易往来，8世纪之后，西欧就衰落下去了。他的名言是：“没有穆罕默德，查理曼也是无法想象的。”皮朗将视野扩大，认为罗马帝国史包括了东罗马（拜占庭）帝国史和阿拉伯帝国史，为转型说奠定了基础。

1960年代，以林恩·怀特为首的一批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学者开始在继承皮朗的基础上超越皮朗。他们认为，皮朗有许多具体的真知灼见，但是，他的观点与罗马帝国衰亡模式的创建者吉本一样，具有强烈的“西欧中心论”色彩，仅仅将视角局限于西欧，从而将中世纪早期视为衰落时期。但如果一方面将地理上的视野横向放宽，将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帝国都视为古代地中海文明的继承者，另一方面从社会层面上将视野向下拓展，关注普通民众和日常经济生活，历史的面貌就大为不同了。为此他们提出了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口号——“罗马世界转型”。他们正确地指出，“衰亡”模式忽略了社会经济史的下层，也就是千百万农夫和手艺人的生活，而社会变迁却必须在生产工具和技术的变化中才能最终得到实现。“自下往上看”使得以政府灭亡论历史分期的观点，变得有些不合时宜。

琼斯写成三大卷的《晚期罗马帝国史》，用扎实的史料证明晚期帝国仍然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反对族群生成理论的郭法特，则强调日耳曼人进入罗马帝国，是帝国政府有意识地采取的策略，并没有造成破坏，罗马传统没有中断。1971年，彼得·布朗发表了《古代晚期世界：150—750》。这部书作为通俗读物，流传甚广，极大地推动了英语学界对古代晚期的兴趣。彼得·布朗的视野离开了蛮族和北方，回到了南部的地中海世界。他的研究对象转向了基督教会，而且是基督徒的心态。他也不将东部和西部截然分割，而是突破这种政治框架，以行省为单位，将这些不同地方出身的神学家视为处在一种统一的基督教文化之下。因此，从3世纪至7世纪是一个文化上特别激动人心的、极具创造力的时代，即“古代晚期”。由于彼得·布朗的贡献，他也被英语学界称为“古代晚期之父”。彼得·布朗还写了其他一些著作，和志同道合者推进“古代晚期”学说的成立。他进一步研究了帝国西部的历史，认为西部帝国的历史不再是衰亡的历史，而是一个为现代欧洲奠基的新时代。在古代晚期，蛮族根据实际需要利用基督教，逐渐地创造出对自身过去的新认同，在这种历史进程中，西欧独特的基督教想象世界也由此得到形塑。古代晚期是发展出“加洛林文艺复兴”的潜在铺路时代。通过古代基督教世界转型为中古基督教世界，古代晚期前接古典文化，后接“加洛林文艺复兴”，不仅使得古代世界自然而然地转型为现代世界，而且这种转型是一种创造性活动。所以，整个罗马世界都在不断地转型，适应形势，开创未来，为现代欧洲奠基。古代晚期说虽然在现代西方史学界十分兴旺，声势浩大，也有不少反对者。对它的批判主要有两点，一是过分强调延续而忽视变迁，二是过分集中于宗教文化，忽视政治、经济制度。

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罗马帝国衰亡方面的观点，李隆国也做了介绍。苏联史家主张，罗马帝国灭亡代表了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这一转变是由被压迫者的革命运动实现的。2006年，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魏可汉则集合各种物质文化方面的证据，对这一过渡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他认为随着罗马帝国的政治衰退，统一的税收和贸易网络逐渐消失，开启了地方化时代，发展出十个不同的经济区域。大体说来，在罗马帝国东部，跨地区的联系残存较多；而在西北部地区，则消失得最为彻底。东部的贵族倾向于在城市定居，得以大体保留其财富；而西部的贵族则转向农村，从而相对贫穷化。但是随着地主阶级直接经营地产的兴趣转淡，农民的状况得到改善，村社形成，农民生产方式登上历史舞台。即他认为中世纪早期是农民生产方式的时期。

当然，本书的主要成就，是将查理曼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联系起来，建立了他自己对这一时期政治历史的解释模式。作者对构成相关问题的每个重要节点，首先在史料上做几乎穷尽的搜罗，排比考订，辨别真伪，用其真者；其次对各史家之解释，也详加论证，比较善否，择善而从。应该说结论是十分可靠的。

法兰克国家的兴起当然要从它的第一个国王克洛维说起，李隆国对围绕着克洛维的史料详细剖析，指出都尔主教格雷戈里的《法兰克人史》所述克洛维因为改宗正统基督教而战胜敌人之说不可信。克洛维处于多元信仰向正统基督教一元信仰过渡的时期，他善于联合不同的力量，瓦解分化对手，以开放的态度，结成统一战线，逐一消灭对手，是克洛维在宗教因素之外能够成功的个人性格因素。而在统一高卢之后，在妻子的建议之下，采用统一的宗教政策，或许有助于他巩固统一的成果。

加洛林王朝的兴起，关键人物是矮子丕平。李隆国否定了过去丕平751年废除墨洛温王朝的懒王，自己当了加洛林王朝国王之说法。通过对一系列史料的详细考释，指出丕平是在家族内部争夺宫相的激烈斗争中，逐渐获得封建主的支持，打败了自己的兄弟。之后罗马教宗为了应付伦巴第人的袭扰，需要得到丕平的帮助，所以最后在754年支持丕平称王，并同时膏立其妻子和儿子查理曼、卡洛曼为王。

关于查理曼称帝事件的研究，是本书的核心内容之一，李隆国在此做了全新的阐释。他批判了御用学者艾因哈德的“不情愿”说，从各种史料和史学解释的梳理中，指出在查理曼武功达到极盛、占领了过去西部罗马帝国之全部地域时，他当然是愿意称帝的。后来教宗利奥被内部人士袭击，逃到查理曼那里求援，两人或者是他们的代表，肯定进行了谈判，谈判的内容没有记载，但是简单说来，就是正如希瑟所言，“你帮我当皇帝，我就帮你重新坐上教宗宝座”[2]。然后查理曼派兵护送他回归，利奥进行了一系列准备，为他加冕称帝。更为重要的是，李隆国将这一事件，置于地中海史的背景中，集合法兰克、东罗马、教宗三者的关系全面研究，指出三者间力量的博弈。查理曼是从教宗手里接受的帝号，虽然受到罗马城里人的欢呼（“神圣的奥古斯都、罗马人的皇帝”），但是对基督教皇帝，教宗有无权力授予帝号，教会方面认为理所当然，拜占庭就不这么认为了。从查士丁尼以来，皇帝一贯是将教会人士和其属下官员一样看待，对他们发号施令。罗马教廷虽然远在罗马，君士坦丁堡有点鞭长莫及，但其地位基本上也和其他主教座相同。这时东方发生了圣像破坏运动，和西部教廷产生了教义分歧，于是罗马教宗转向与法兰克结盟，这是为查理曼加冕的深层次原因。更有甚者，拜占庭的国力日渐衰落，罗马教宗在蛮族国家混战的局面中，逐渐发展成为政治实体，先是有丕平献土，取得意大利中部土地的管辖权，后更伪造《君士坦丁赠礼》文书，要求西部帝国的全部管辖权。不过它实际上没有武力支持，所以和查理曼的关系是“我为你祈祷，你负责保护”。查理曼认为，他的帝号还是要得到拜占庭方面的承认，因为正式的帝国是在拜占庭那里。双方经过长久的试探、谈判，终于在812年，查理曼的帝号得到拜占庭方面的认可。他的“合法性焦虑”得以解除。813年，查理曼立自己的儿子路易为共治皇帝，就不要教宗的参加，就如拿破仑当皇帝时，从教宗手中拿过皇冠为自己戴上一样。

李隆国更大的创造性，就是将神圣罗马帝国的概念贯穿到欧洲早期政治史中。他指出，拜占庭帝国也是神圣罗马帝国，表现为皇帝自称为sacra respublica。查士丁尼在其《民法大全》中，十分强调信仰的重要性，皇帝实际上掌握宗教信仰的决定权，教宗、牧首，都得听命于他。之后建立的查理曼帝国，也基督教化为神圣罗马帝国。查理曼把全国划分为21个大主教区，建立了什一税制度，使基督教后来发展成为西欧最大的地主。他用军队保护教会，用教会的模式保证帝国的统一性。他要求帝国内主教、牧师严守《圣经》的训导，法官公正审判，士兵维护教会，穷人受到优待。即在上帝的国家中，一切必须遵循上帝的意志。814年查理曼去世，继承者虔诚者路易更进一步推行帝国的神圣化，召开各种宗教会议，融合教俗两界于一体，表示他立国的方针就是敬畏上帝，保护穷人，号召统治阶级要躬行节俭。他更引入教会的忏悔制度作为治国工具，使帝国的神圣性进一步加强。所以，中古早期的政治史，就是由古代的罗马帝国向神圣罗马帝国转变的历史，也就是欧洲政治基督教化的历程。

所谓帝国，在中古早期必须具有罗马性。控制了罗马城，方能当皇帝。可是随着教宗力量的上升和政治化，罗马城演变为圣彼得的国。罗马教宗不仅在宗教上代表罗马帝国，而且在法理上也代表罗马帝国，使帝国的罗马性和神圣性合二而一。帝国历史的演变，就是其神圣性的加强。当然，教宗和皇帝终究不是完全合一的，教宗势力的上升也遭到帝国的反击，后来演变成为教权与王权的长期斗争。

李隆国也研究了加洛林帝国的世俗性，指出他们依然实行分国制度，引起父子、兄弟之间战争不断。加洛林帝国是一个蛮族建立的帝国，在虔诚者路易统治时期，继承了查理曼的各种制度，政治制度仍然比较落后，官僚机构不发达，文书制度还在建立中，巡察钦差制度是他依靠的主要统治手段，庞大的巡察钦差队伍巡弋全国各地，处理司法纠纷是他们的主要职责。虔诚者路易应该是中古时期第一位控制货币发行的西方君王。他取消了众多城市的铸币特权，只保留了一座。此外，在接待外交特使的驿站建设和维持并保护外交使节的安全、税卡的设置和管理、桥梁的维修、九一税和什一税，以及行军途中的司法争讼等方面，虔诚者路易都做了具体的规定。所以李隆国既研究了罗马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这一“名”的历史，也研究了法兰克王朝这一“实”的历史，将古代晚期和中古早期的“名”与“实”的历史，完整地呈现出来，对这一阶段的历史做出了自己的新解释，可以说是很大的创新。

李隆国自1994年进入北京大学以来，一直刻苦努力，专注于学问之道，不计较个人得失。通过在国内和国外的学习，他掌握了艰深的西欧中古史研究的各方面知识，熟悉有关的语言、文字，已经升堂入室，进入其研究领域，可以和域外专家学者辩道问难，一较高下。这部专著，就是他的成绩的一次汇报。也希望成为他向上攀登的新起点。

我的序言介绍，说了不少好话，似乎有点“举贤不避亲”的味道。当然，该书也有不足之处，就是他在史料考释上花费太多，难免芜杂，期待以后有所注意。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马克垚
2020年12月

[1]伏尔泰：《风俗论》（上册），梁守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217页。

[2]彼得·希瑟：《罗马的复辟：帝国陨落之后的欧洲》，马百亮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年，第2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