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人际协作的共同体

以学科为核心，构成一个生态群落，自成一个微型社会，知识型人才、患者及社会利益相关者在其中相互联系、实现协同、达成目标、共享价值。具体而言，学科演进是社会进步的缩影，面向全民健康，全方位协同是学科践行健康使命的必要途径，人际协作是学科成长的必然要求。在医学活动中，以人际协作为动力机制，学科共同体成员汇聚在一起、接力生命，构筑成一条无形的“价值链”。而学科，从学科建制、学科实践、学科动能、学科影响四维度，为这一动力机制发挥效能创造条件。

一、人际协作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在高度分工的现代社会中，人们的专业化程度日益提高，而解决问题的能力范围逐渐变窄，正因为如此，人际协作成为必然，分工与协作有机联系。面向人民生命健康，需要全社会各领域、各机构、各层级密切协同，以及人与环境、自然和谐共处，全方位促进人民健康。作为落实健康政策的基本功能单位，学科以知识为内核，其演进呈现交叉融合趋势，对人际协作提出新要求，其协作范围已经超越医疗机构的有形院墙，与现代社会分工紧密联系。

(一) 社会分工催生人际协作

社会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往往生产力水平越高，分工越精细，从而导致社会关系及人的活动范围、活动能力越来越固化和细化，人们在生产中形成的经验、知识、技术、认知等也越来越集中和深入，这意味着人们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专业化是分工的产物，如果把某个尽管很狭小的领域钻研到极致，那么所达到的专业化程度或许代表这个领域当下的最高水平。

分工越精细，专业化程度越高，对合作的需求越强烈。实践中，用单一方案解决单一问题的情况少之又少，人们面对的往往是复杂问题，需要多元思维、多重视角、多个环节地制订方案。医学领域尤其如此，越是疑难疾病或罕见病，往往越不是一个学科或某个大夫能独立解决的，而是需要多学科团队或多领域专家分工合作、密切协同。

在这种协同关系中，不同分工角色的人都是实践活动的主体之一。人作为主体开展的实践，既有改造自然的生产实践，又有以此为基础开展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社会实践。后者是一种“人类机能”，是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和活动方式，是社会生产和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因素，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社会交往活动过程 (李殿富和郭乡村， 2001) 。

人际协作是不同主体之间平等对话与合作的关系，是相互理解、彼此尊重、达成共识的过程，是共赴目标、相互成就、持续发展的生态。人际协作在医学实践中展现得尤为淋漓尽致。医院是高度部门化与专业化的知识密集型组织，呈现高度专业化分工，各专业知识型人才之间的人际交往频繁。要想实现医疗照护功能的良性发挥，必须依靠各部门、各专业的密切协同；不仅如此，人才和患者之间同样需要协同，双方共同投入对疾病的认识和诊疗活动，通过平等互动达成对疾病的共识、对彼此的理解。

在更大的视野上，行业和国家需要建立并维持一种促进整个医学实践不同机构与不同群体之间价值共谋和利益共享的机制，实现不同机构与群体在人际协作中的平衡和互动，既维持并促进不同圈层之间的均衡和往来，同时又为整个系统的稳定和未来发展指引方向，实现整体最优。因此，社会分工和人际协作在以学科为核心的体系中体现出多层级、过程性以及系统化协同演进的治理需求。

案例1-1

某大型三甲医院帮扶团队采取MDT (多学科诊疗) 模式，探索总结出一种新的帮扶模式——院内MDT、医院间MDT及跨区域MDT，使帮扶医院的医疗综合救治能力、医生的医疗理念及技能水平均有明显提高，赢得了当地医务工作者及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和信任。

在每次院内MDT模式执行过程中，参与医生不仅可以提高医疗技术和能力，而且与同行交流沟通、归纳总结的综合素养有所提高。

医院间MDT模式牵涉县域内各医院多科室，参与人员分散，各医院的理念存在差异，对同一疾病的认知也存在差异，治疗方式方法多样。所以，医院间MDT由县卫生健康局牵头，县域内各医院 (包括乡镇卫生院医务人员及村医) 均可参加。

跨区域MDT模式不但能为患者制订更加精准的治疗方案，而且基层医生可以从中获取医学前沿知识。在这种诊疗模式下，患者在基层就能获得优质的医疗资源，基层医院也可以有效改善服务能力不足的现状。长期坚持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诊疗水平能够得到质的提升。

资料来源：陈安等 (2023)。

术业有专攻，每个医务人员都有自己的专业盲区及短板。随着医学分工日益细化，对医学人才的合作交流需求不断增加。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该三甲医院帮扶团队不仅在技术上对基层医院给予支持，更引入先进的医学理念，通过MDT模式将不同层级的医院、不同学科领域的人才聚合到一起，增进人才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在传授新医疗技术的同时传播新理念，在造福患者的同时推动人才成长。

(二) 人民健康呼唤人际协作

健康是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人民健康是人民福祉之本、强国建设之基。人民健康是全面的健康，包括三层逻辑内涵：一是不仅指身体的健康，还包括心情、精神和社会交往的健康；二是群体的健康，指全社会的健康；三是人与自然的健康共存。这三层逻辑内涵相互关联，并最终落脚于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换言之，人际关系的健康是健康的应有之义。

从个体来看，良好的人际关系有助于身心健康。患者不仅因疾病而感到生理上的痛苦，往往还容易感到“被厌弃”的失落，对人生失去自信，从而影响其对疾病治疗的配合度。慢性病病因复杂、病程较长、难以治愈，逐渐成为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的最大威胁。因此，患者的医疗照护需求往往不只是生理或身体上的疾病治疗，还需要重建其对健康和生活的信心，重塑其人际关系格局。

人民健康还包括生活环境的健康。生活环境是人们生活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总和。人际协作不仅包含人与人的和谐共处，还包含人与环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不能忘却自然界的整体稳定与和谐美好；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是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要内容。人类想要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就应该立足于对多元生命的关切、物种多样性的保护，就不应该对自然界的非人动植物视而不见 (周国文，2020) 。

人际协作是人民健康的必然内涵，人民健康是人际协作的基本价值前提和终极目标，人类追寻健康的脚步应当始终是同频共振的，在共同对抗疾病、共同探索生命的过程中，全人类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

案例1-2

“互联网+MDT”模式的居家康复护理平台，针对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出院后康复护理薄弱点，以互联网平台为依托，设计多学科协作护理平台，旨在提高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居家康复效果。相较于常规居家护理方式，该平台能充分发挥互联网跨越时间、空间的优势，充分整合康复和护理学科资源，使用专业化平台为患者制订全面、精准的康复护理方案，并依据康复护理方案为患者提供远程线上的护理指导和线下的上门护理服务，为居家尤其是失能的患者提供便捷、动态、全面的健康指导，提高患者的康复依从性。该模式还具有服务复用性及共享性的特点，能突破时间、空间的限制，缓解医疗资源紧张局面，显著降低医疗成本，促进疾病健康教育良性循环。

资料来源：马玲等 (2023)。

居家老年患者是推进全面健康政策中需要重点关注的人群。在减少患者再入院次数、缩短患者康复时间、提升患者生活质量方面，多学科人才的合作必不可少。案例中护理学科、康复学科人才的合作为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居家康复护理提供专业指导；事实上，这个过程还离不开互联网技术人才的支持，社区及医院管理者的资源调配；等等。

(三) 学科演进要求人际协作

人类前进的步伐不停歇，知识随之不断更新迭代，推动学科持续演进。围绕知识的迭代、学科的演进，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内在地牵引着人们向新知识汇聚，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学科领域甚至区域间流动。知识经济时代，这种汇聚和流动日益显著。相比于物质要素，学科中的人才要素具有更高的灵活性、主动性和目标性，人才的流动、配置、循环十分广泛。而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及虚拟现实等新技术的迅猛发展，进一步突破了人才流动的物理限制，改变了人际交往、人际合作组织管理模式，丰富了人才流动形式，推动了人才的跨组织流动。一方面，组织内部人才管理的不确定性迅速提高，人力资源管理的边界正在快速变得模糊；另一方面，新的人际合作的组织管理模式快速涌现，更加扁平型、网络化和自组织的管理模式不断出现，冲击着原有的人才管理模式。

这种趋势既推动了人际协作，又对人际协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其一是人才自身。学科不断向交叉融合演进，必然对复合型、交叉型、创新型人才产生需求。这就要求人才在掌握专业能力的基础上，具备开放的胸怀、开阔的思路，勇于走出“舒适圈”，主动参与跨界对话，在与他人的交流合作中实现自身知识的整合、迁移、创造。

其二是人才管理者。学科融合、人才交流势不可挡。越是知识密集型组织的人才管理者，越要深刻把握知识型人才的成长规律，为其协同、交流创造宽松的条件，避免因传统守旧的观念、僵化的组织架构而阻滞人际协作的客观需求。

二、人际协作的价值旨归

人际协作最终走向哪里？在为患者提供专业照护服务的复杂过程中，各个学科的知识型人才之间、人才与患者之间需要密切协同：医务人员与患者之间密切协同，共探健康密码，实现双方的社会价值；不同岗位的医务人员之间密切协同，照护患者健康，传递医学温度；医疗机构内的知识型人才与机构外的知识型人才跨界合作、火花碰撞，实现更多的“相遇可能性”；等等。在这些实践中，医务人员自身获得持续成长，实现个体的社会价值。

(一) 在人际协作中实现个体的社会价值

人的价值是一种创造性的价值。人是个体的人，同时是社会的人。人的价值包括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其中，人的社会价值是指个人的创造活动对社会需要的满足和对社会的贡献。爱因斯坦曾说，只有献身于社会，人才能发现那实际上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人的社会价值的实现是人追求的主要价值目标。人的社会价值必然要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实现。在与他人的交往中，主动了解、共情并实现其需求，人的社会价值得到体现。

医疗活动中最主要的人际关系就是医患关系。长期以来医患关系紧张备受关注，其根源在于对医患关系的认识偏倚或沟通不足。不论是日常对话还是工作语境，医务人员常说患者来医院“就诊”，患者常说去医院“就医”。一句习以为常的话，可以折射出当下医患关系的一个侧面。患者到医院看病，不仅是物理空间的转移，还反映出医患关系的主从倾向：患者罹患疾病后，其身体健康处于失衡状态，心理状态也往往受到影响，将自己置于“需要被照顾”的弱势地位；对疾病的了解甚少，更加重了患者内心的不安和焦虑，同时也加剧了医患之间信息的落差；随着现代医学技术的进步，疾病诊疗过程大多需要检查、检验，这些无法在患者的生活环境中实现，也“迫使”患者不得不离开熟悉的生活环境来到相对陌生的医疗环境。现实中极个别医务人员或医疗机构的不当甚至不法行为，则为本就错位的医患关系施加了一重离心力。以上种种原因交织，医患关系逐渐由共同应对疾病的价值盟友转向各有分别的利益主体。

从阐释学“主体间性”的认识论视角来看，医患关系是医务人员与患者共同参与探索疾病意义的“主体间性”的关系。患者不仅患有疾病，还以自己体验的方式阐释着疾病。医患在沟通中互为文本、互相解读，达成对疾病的“共识”。通过这种沟通，医务人员加深了对各种疾病的认识，拓宽了视野，增进了对健康的理解；与此同时，患者对自己的身体增加了科学的认知，增强了对健康的信心，在更理性的情境下重建自己的生活。换言之，和谐的医患关系是要在医务人员与患者之间实现“人际协作”，本质上是医务人员与患者之间基于信任的生命托付，由共情出发，通过分享信息、应对风险，最后抵达共生、共荣的新型平等合作关系，共同对抗疾病、探索生命的奥义。这种人际协作关系的本质是情感—道德—价值共同体的缔结，医患双方特别是医务人员在这种缔结中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

案例1-3

加速康复外科 ( 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 ERAS) 的核心理念是通过多学科团队协作，采取一系列具有循证医学证据、创新优化的围手术期措施，以削弱患者生理与心理的创伤应激，进而促进患者快速康复。除了多学科的医学团队，ERAS的另一个主体是患者及其家属。但是调查数据显示，在临床工作中，医患沟通效率仍然较低，沟通效果有待进一步提高。在这个过程中，医患沟通需要将患者当作一个社会人来看待，医生将晦涩难懂的医学知识形象地表达出来，便于患者理解。而临床大多数沟通都是由初级或中级职称医生完成的，存在沟通技巧缺乏、沟通能力不足的问题。再者，医患之间的信任度不高也加剧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同时，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见表1-1)，医务人员对医患协同重要性的认知不足是ERAS实施和推广的一个阻碍因素。对医务人员的培训内容主要集中在临床相关知识和ERAS实施指南方面，缺乏对质量控制以及ERAS病种个性化方案的制订、标准化流程的培训，导致管理者及临床医务人员对医患协同的重要性和内涵认识不足。

在医务人员对医患协同认知的单因素分析中，医务人员对医患协同必要性的认知程度和对医患协同概念的知晓程度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见表1-2)。

不只是案例中的ERAS诊疗，任何一项诊疗活动都离不开医患之间的密切协同。医患双方对他们之间协同的认知和重视程度，很大程度地影响着诊疗活动的效率和效果。

(二) 在人际协作中传递医学的人性温情

医疗照护实践是一种复杂的专业活动。从患者踏入医院开始，医生、护士、医技人员、研究人员、管理人员等不同岗位的医务人员在不同环节相互接力，协同完成照护患者的任务。每个医务人员都离不开他人，都是照护患者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践行照护患者的使命中，不同环节的医务人员各司其职、密切协同，发挥自己的专业所长，在“照护患者生命与健康”这个共同的价值目标下，接续生命、传递温度。从SARS到新冠疫情，从印度尼西亚海啸到汶川地震，人类应对每一次健康挑战都是这种协同的鲜明写照。

在这样的人际协作场景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竞争走向协同。医务人员或直接或间接地与患者发生关系，他们都是医疗照护实践的主体，并且各主体之间，即医医关系、医护关系、医药关系、医管关系、医技关系、医研关系甚至患患关系也存在“主体间性”，投射到医患关系之中，深刻地影响着医疗照护实践。

案例1-4

在肝癌围手术期准备中，术前综合评估是一个多学科参与的过程。例如，术前邀请营养科、麻醉科等多学科会诊评估患者的营养状况、全身系统能否耐受外科治疗，是手术顺利实施的首要因素。

此外，国内外多项回顾性研究显示，肝癌围手术期免疫/放射/肝动脉化疗等治疗与单纯手术治疗相比，可降低肿瘤的术后复发率，提高患者总体生存率，且不影响手术的安全性。这就需要肿瘤内科、介入科、核医学科、病理科等多学科专家团队共同讨论，明确是否存在高危复发因素及患者是否获益，进而决定是否参与早期治疗。

在手术方案的制订中，关于是选择腹腔镜还是开腹手术，影像科专家的参与十分必要。

而术中精细化操作是保证肝脏手术成功并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关键，不仅要求外科医师具备高超的手术能力，还要求其术前同麻醉科医师充分沟通，只有外科医师和麻醉科医师在术中协同合作，才能提高手术的安全性。

此外，对于肿瘤不可切除的中晚期肝癌患者，结合介入科、核医学科、肿瘤科、肝病科等学科专家意见，根据消融术、经肝动脉插管化疗栓塞 ( TA-CE)、肝动脉灌注化疗 ( HAIC) 、局部精准放疗、系统免疫及靶向治疗的特点，制订适合患者的最佳综合转化治疗方案，最大限度地控制肿瘤进展，从而延长患者的生存期。

资料来源：滕金豪等 (2023)。

在每一个患者就诊的全过程，医院各个部门、各个学科需要各司其职、协同配合，任何一个环节都必不可少，还需要相关领域的人才发挥各自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作用，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实现生命的接力。

(三) 在人际协作中实现个体的价值成长

在知识密集型组织中，知识型人才的需求层次通常较高，往往更注重自身价值的实现，更热衷于有挑战性、创造性的任务，并尽力追求完美的结果，渴望通过这一过程充分展现个人才智，实现自我价值。人的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并不是割裂的，在社会活动中，在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个人得到发展，自我价值得以实现。作为个体的人，不只是追求社会价值的实现；其在实现社会价值的过程中，期望获得自我实现、自我肯定，实现个体价值。

闭门造车往往难以实现知识的增益，在人与人的交流和合作中，思想与智慧互相碰撞，激发出新的思想和智慧。所谓的头脑风暴 ( Brain-storming),是指通过无限制的自由联想和讨论产生新观念或激发新思维。换言之，人际协作并不只是人的单向对外输出，而是交互传输，使参与协同的每个个体的眼界得以拓宽、知识不断增益、思想更加丰富。当个体感受到个体价值得以实现后，将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协同合作。这种良性循环将塑造人与人之间新型的生态。

三、人际协作实现于学科

在学科治理实践中，人际协作如何实现？学科建制明确人的分工，为人际协作奠定基础；学科实践为人际协作提供广阔的平台；人才队伍作为学科动能，是人际协作的主要活动形式；学科影响则进一步拓宽人际协作的边界，实现对外赋能。

(一) 学科建制奠定协同的基础

定位不明、岗位责任不清，学科将寸步难行。在学科规划的指引下，通过搭建学科体系、设置人员岗位，如同借助经纬度确定方位那样，为学科成员明确定位、分工与职责，成为学科成员协同的重要前提。

在医学活动中，分工不仅是协同的前提，更是确保医疗质量与安全的关键。一台手术往往需要麻醉医师、主刀医师、一助医师、二助医师、三助医师、巡回护士、洗手护士等协同完成，每一个岗位的人员分工明确、职责清晰，每一项操作都必须严格遵循医疗规范。特别是在患者抢救过程中，有研究者提出实施分工定位抢救模式：在白班抢救及人力充足时，4名护士分别站于患者的“头、左、右、脚”四个位置，医生则站于患者右侧头部，方便病情观察，决定诊疗措施，这是四人定位抢救法；在人力略微紧张时，3名护士分别站于患者的“头、腰、脚”三个位置，这是三人定位抢救法；而在夜间抢救及人力紧张时，2名护士分别站于患者的“左、右”两侧，相互配合，这是两人定位抢救法。越是在紧急的时刻，明确分工职责越重要。护理人员只有明确知悉自己的任务与职责，才能确保抢救时忙而不乱，保持头脑清醒，做到流畅衔接、紧张有序，从而提高整个抢救工作的效率 (吴春香等，2016)。采取分工定位抢救配合是抢救成功的关键所在，能使抢救工作急而有序；护理人员的站位、职责的相对固定，让护士知道自己在抢救时应该做什么、站在哪里、担任什么角色。抢救时护士的分工越明确、流程越优化，抢救越高效，抢救成功率就越高 (张梦娜，2022) 。

(二) 学科实践提供协同的平台

医学领域内，没有哪个实践活动靠单打独斗就可以完成。随着疾病谱发生重大变化，医学活动越来越需要多学科、多团队的协同；而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多样化健康需求，也让学科实践承担多重使命及任务。换言之，医学实践的复杂性和人民群众需求的多样性对人际协作提出了要求，也为人际协作提供了发生的可能。以无痛胃肠镜为例。相比于传统的胃肠镜，无痛胃肠镜需要麻醉科医师和消化科医师紧密协作：当消化科医师专注于查看镜下患者胃肠道情况时，麻醉科医师必须严密观察患者的意识状态，确保精准把握麻醉剂给药情况，同时还要根据消化科医师的节奏，精确判断何时停止麻醉剂给药。

不仅医学的临床实践如此，医学的教学和科研活动同样为人际协作提供了条件。临床研究是以疾病的病因、诊断、治疗、预后和预防为主要研究内容，以患者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医疗服务机构为主要研究基地，由多学科人员共同参与组织实施的科学研究活动。临床研究的开展，集合了临床研究人员、临床医师、基础研究人员、药学人员、患者、企业等多方的协同，特别是离不开与基础研究的紧密协同。随着对临床研究日益重视，人们也日益认识到临床研究和基础研究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当前较普遍的现象是：疾病谱的变化导致对多学科的合作要求提高，在临床实践中，老年病、慢性病防治需要多因素模型、多学科合作；基础研究与临床问题解决之间的脱节，面临投入大、产出少、循证证据不足等问题；同时，临床研究产生大量数据和样本，需要对数据进行呈现、挖掘、解析。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密切衔接，首先以临床数据为基础，以临床问题为切入点，通过对基础医学的研究，达到临床转化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临床医学人才和基础医学人才协同，通过科学研究发现疾病的病因和机制，鉴别和了解特殊的疾病生理作用、生物标记物或路径，利用已了解的知识系统发现并开发新的诊断、治疗方法及产品，将新的诊断及治疗手段变成常规的标准治疗。这个过程不只是各领域知识型人才的参与，它还促使患者向参与型患者转变，让患者通过随访系统、患者端App (手机软件) 、患者自评模块、患者就诊档案等多种形式，主动参与出院后的随访 (张岚，2023) 。

案例1-5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分会肺栓塞与肺血管病学组、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肺栓塞与肺血管病工作委员会组织国内呼吸与危重症医学、心血管病学、风湿病学、影像学、基础医学、循证医学等领域的多学科专家通力协作，历时三年制定了《中国肺动脉高压诊断与治疗指南 ( 2021版) 》，指南发表之际，专家也呼吁加强肺动脉高压 ( Pulmonary Hypertension, PH) 领域的多学科协作，推进我国PH标准化体系建设。

当前，多学科协作为PH患者带来福音：新的检查方法提升了对PH相关病因的早期识别、诊断与鉴别诊断水平；针对动脉性肺动脉高压 ( PAH) 的创新药物研发呈上升态势，PH早期干预及有效的靶向药物治疗可望阻止或逆转疾病进展；外科手术 (如肺移植或肺动脉血栓内膜剥脱手术) 或介入技术(如球囊肺动脉成形术) 的应用使部分PAH或CTEPH (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 有望得到彻底治愈，患者预后明显改善。

未来，多学科协同推进PH规范化诊治体系建设是临床医疗面临的重要任务；同时，多学科专家还应团结、带动、推动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公益组织、患者及家属等力量，通力协作，共同面对和应对PH带来的挑战。

资料来源：翟振国等 (2021)。

一方面，任何医学研究都是来自照护患者的实践需求，在医学实践中，医学人才不断发现新的问题，激发其探索未知领域的好奇心，也聚集起志同道合者自发地组织起来，同向发力；另一方面，不论是基础研究还是临床研究，不论是临床实践还是教学、科研活动，任何医学研究的成果都需要服务于照护患者的实践。

(三) 学科动能营造协同的氛围

在学科建制框架内，优秀的人才凝聚在一起，共同努力实现学科发展目标。人际协作是知识型人才的理想交往方式，有利于营造平等对话、真诚交流、共同进步的良好组织氛围，助推学科进步。

案例1-6

高大夫是F医院心内科的权威专家，在高血压、冠心病、心律失常和心衰等疾病诊治方面有很好的口碑，并且科研、教学方面成果丰硕。但由于高大夫性格内向、不善言辞、不善于沟通交流，加上他时常带着批判性思维看待身边的人和事，鲜与同事合作，久而久之在同事心中形成了“较真” “呆板” “固执”的“另类”形象。每当考虑是否将其“转正”时，医院管理者难免担忧：科室关系处理不好怎能当好科主任？

管理理论之母玛丽·帕克·福莱特 ( Mary Parker Follett) 曾说：管理就是指挥他人完成任务的艺术。从“技术专家”到“管理专家”，通常需要面对三大挑战：一是从自己把事做好，转向指挥他人把事做好；二是从把人用好，转向把团队培养好；三是从在明确的目标下完成任务，转向在不确定的环境下找到出路。实践证明，“开放包容，协同共生”，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有助于团队效能的提高和个人的成长。组织只有在人际协作中提供充分的沟通与有效的引导，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成员的积极性。

(四) 学科影响拓宽协同的边界

学科影响力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在专业领域的话语权。一个有影响力的学科，能够为学科成员提供更多的机会，参与学科间的交流与合作，使学科有更多的机会对外赋能。例如，医联体围绕区域内有影响力的三级综合医院进行建设，让三级综合医院与基层医疗机构协同合作，在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优化医联体内资源流转与配置方面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