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文化交融与文学繁荣

唐代国势强盛，文化上也呈现出兼容并包的博大气象。在思想方面，唐人尊崇儒学，兼融百家，儒、释、道三教的融合，对文学尤其有深刻的影响。如李白可以在诗中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杜甫世代奉儒，也可以在酒后高唱“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醉时歌》）。在多民族文化、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唐代也呈现出开放的格局，书法、绘画、音乐、舞蹈各艺术门类都呈现出旺盛的创造力，与文学创作之间形成多方面的、深入的交流，为文学的繁荣奠定深厚的基础。

佛教在唐代有很大发展，统治者大力提倡，对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唐代文人普遍研习佛理，熟悉佛典，礼敬佛法，不少人甚至受戒为佛弟子。盛唐大诗人王维习佛甚深，被后人称为“诗佛”，中唐古文家梁肃是天台宗的义学大师，白居易晚年居香山寺为居士，苦吟诗人贾岛早年为和尚。此外，唐朝还有许多僧人精于诗艺，如中唐的灵澈、皎然，唐末齐己、贯休等，都是很有成就的诗僧。《全唐诗》收诗僧113人，诗作2783首。唐代佛教宗派林立，义学发达，对唐代文人的文艺思想、社会人生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例如，唐代诗学思想中的“诗境”论，就与佛教对“境”的认识密切相关，王维对禅宗思想，柳宗元对天台教义，都有很深的领悟。在文学的题材和体裁方面，诗歌多有以禅理入诗者，在佛教影响下出现变文这样新的文学体裁，佛典譬喻与寓言文学的发展也有密切联系。佛典翻译丰富了汉语词汇，对文学语言产生直接影响。

道教在唐代也获得极大发展，不少道士长于文学，如司马承祯、吴筠都很爱好文学，与文人多有交往。许多文人倾慕道教，有人更有直接的入道经历，如李白、李商隐、顾况、曹唐等。道教的长生追求、神仙思想，顺应了唐人超越现实、追求自由的精神，而且成为唐代文学想象的丰富宝库。道教的想象世界，道教中的仙人故事如麻姑献寿、弄玉升天、令威化鹤、王质烂柯、曼倩偷桃等，都成为唐代文学创作中反复表现的题材、意象。

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民族融合的高潮。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198）。尽管在观念上，他并不可能彻底泯灭夷夏之别，但在实践中，他所采取的一些民族政策，的确在促进民族和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唐朝境内生活的汉族和其他民族，相互融入，他们的族属上也经常改变，呈现出互动互补的民族关系。民族交往的加深，极大地推进了文化的融合。唐代文化的繁荣，正是与它广泛吸取各民族文化的影响有直接关系。

唐代的中外交流十分发达，在天文历法、医药、音乐及服饰饮食等生活习俗方面，唐帝国广泛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唐代都城长安，作为一个国际化的都市，最集中地体现了唐代吸收外来文明的成就。对此，向达先生《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有过详尽的描绘。在唐代，类似长安这样五方杂处的都市，还有南方的广州，江南的扬州，西北的敦煌。唐代的广州港，中外商船云集，居住着许多外国人，成为一个国际性港口城市。随着隋朝开凿大运河，扬州成为连接内地与海外的交通要道，其重要的交通枢纽地位迅速崛起，以至于有“扬一益二”之称。西北的敦煌，地处中原与西域交通的咽喉之地，往来商贾、使节聚集，在丝绸之路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公元366年，乐尊和尚在敦煌三危山对面的鸣沙山上开凿了第一个石窟之后，后世僧侣佛徒陆续在此开凿窟龛，至今仍可见到492个。1900年在藏经洞中发现了包括西域各种文字的写经、文书和文物四万多件，充分反映了当时的敦煌文化交融荟萃的盛况，而在闻名于世的敦煌壁画中，人们也可以看到来自西方艺术的影响。

开放的时代风气，积极促进了文学艺术的交流与发展。唐代的音乐和舞蹈，广泛吸收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影响。如唐代初年的九部乐和十部乐，都有四种外来乐舞。唐代有许多著名的艺人和宫廷乐师来自中亚，如琵琶名手曹善才、曹纲来自位于今中亚撒马尔汗北方的曹国，“舞胡”安叱利来自安国。唐代教坊中吸收了一些中亚、印度以及更远地区的乐舞，如《柘枝》来自石国，即今中亚塔什干，《婆罗门》出于印度，《拂林》出于东罗马帝国或其东方属国。著名的《霓裳羽衣曲》的乐曲，就是唐玄宗在汉族传统清商乐的基础上，吸收印度的《婆罗门》曲和龟兹等地的音乐素材而形成。公孙大娘所擅长的《剑器舞》，又叫《剑器浑脱舞》，是用波斯“泼寒胡戏”中的《浑脱舞》与中国传统的剑舞糅合而成的舞蹈。唐代最受中原人民欢迎的是来自西域的《胡旋》《胡腾》《柘枝》等舞蹈。《胡旋》舞快速旋转，舞蹈情绪十分热烈。《柘枝》舞的舞者身穿窄袖罗袍，腰间系紫色的带子，脚穿锦靴，头戴卷檐舞帽，帽子上缀有铃铛，舞姿既婀娜又不失刚健，富有中亚情调。诗人章孝标形容《柘枝》舞者：“亚身踏节鸾形转，背向羞人凤影娇。”（《柘枝》）当时擅长表演柘枝舞的舞女称为柘枝妓，中唐时的关盼盼是其中的代表。诗歌与音乐有着密切的关系，唐代诗文对充满胡风的乐舞有丰富的表现，《全唐诗》涉及乐舞的作品很多，如诗人元稹歌咏《胡腾》舞有诗云：“蓬断霜根羊角疾，竿戴朱盘火轮炫。骊珠迸珥逐飞星，虹晕轻巾掣流电……万过其谁辨始终，四座安能分背面。”（《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胡旋女》）这些乐舞丰富了唐诗的表现内容。在吸收外来音乐影响下形成的唐代燕乐，还直接促进了词的产生。

唐代书法、绘画、雕塑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唐代的书法以楷书成就最为突出，初唐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等，师法二王，以楷书著名，称为“初唐四家”。唐代中期的颜真卿（709—785）和晚期的柳公权（778—865）是最有名的楷书大家，人称“颜柳”。颜真卿的楷书气势雄伟、结体端庄，开创了书法的新格局。柳公权的楷书，结构精严，遒媚劲健。唐代的行书是继魏晋以后的又一高峰，前面提到的楷书大家，在行书上也很有造诣。草书名家则有孙过庭、张旭、怀素等。孙过庭功力深厚，他的书法结体坚实而饶有雅趣。张旭的草书奇幻多变，创造了“狂草”。怀素运笔连绵，结体奇逸，挥洒有度。唐代画坛群星灿烂，气象万千，在中国绘画史上写下了最辉煌的一页。初唐阎立本的人物画显示了很高的水平。盛唐时代的吴道子被誉为“百代画圣”。盛唐的张萱以及中唐的周昉则擅长描绘贵族仕女。山水画在唐朝发展成独立的画科，李思训、李昭道父子以山水画著称，他们的山水画与隋代展子虔的一样，都以青绿敷色，被称为“青绿山水”。花鸟画在唐代也发展成独立的画种。著名的画家有薛稷等，画风细致富丽。还有一批以画牛、马等动物知名的画家，如曹霸、韩干、韩滉等。唐代则是莫高窟宗教壁画的全盛时期，今存唐窟200余个，其壁画主要描绘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变相，气势恢宏、情绪欢快，所描绘的佛、菩萨、天王、力士、飞天都更加世俗化，体态婀娜，神态动人，体现了极高的艺术水平。书法与绘画的高度成就，对文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唐人创作了大量歌咏、评论书画的诗歌作品，画论、书论与诗论交相辉映。唐人的咏画、题画诗在《全唐诗》中收录数百首，像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刻画曹霸的绘画艺术出神入化，脍炙人口。王维在绘画方面有极高的才华，其诗歌对绘画艺术有很多借鉴，苏轼称赞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东坡题跋》卷下《书摩诘蓝田烟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