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互联网新时代对文化管理的挑战
随着宽带传输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和移动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推动互联网进入跨越式发展的新时代。互联网与移动通信技术已成为改变世界和对人类生活影响最为深远的力量，移动互联网、电子商务和网络社交化成为网络经济增长主动力。互联网新时代以互联化、数字化、虚拟化、智能化为主要特征，其信息技术创新深度融合、广泛应用和快速变化。因此，文化管理机构尤当高度重视和研究互联网新时代的信息技术发展趋势，及其对人类生活方式的深刻影响。当然，这也包括对组织文化的建构、共识与践行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具有革命性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也可以说，我国社会文化管理的问题，既与我国社会价值变迁轨迹密切相关，又与我国国民文化道德教育状况紧密相连，更与互联网新时代对社会文化管理的挑战，以及我国对此深刻认知和科学应对的策略及其效果高度相关。
（一）互联网新时代对社会文化管理的重大影响
概括性地讲，互联网新时代对人类生活有三大重大改变：
第一，智慧地球概念的产生与互联网几乎可以满足人们各类需求。互联网、物联网、RFID射频识别、模式识别及分析、数字化等一系列技术的创新突破和融合应用，产生了智慧地球概念，使人类具备了对物品、社会活动、行为习惯等物质和非物质产物进行更透彻的感知度量、更全面的互联互通、更深入的智能洞察的能力，人类交互方式、信息及资源共享、生产生活组织形式等均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更智慧、更精准、更高效、更灵活、更便捷。因此，人类通过互联网搜索新闻、购物、娱乐、游戏、交流、阅读等，几乎可以满足所有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人类已经无法离开互联网进行工作和生活。尤其是“宅”一族、网络新生代对互联网的依赖更重，对他们来说，互联网已经像空气、食物和水一样成为生活必需品。
第二，移动互联与自然用户界面的出现，使人类进入了一个碎片化的“微时代”。人们通过移动互联方式可享受到的各类服务日益丰富，对日常事务处理的替代率大幅度提高，其普及程度极为广泛；而自然用户界面的出现还将使信息新技术的运用普及到老人、儿童乃至全人类。在这个碎片化的“微时代”，人们的时间和行为被爆炸的信息和加快的生活节奏解构成细小片段，微博、微电影等“微文化”流行。与此同时，在地铁、卫生间等度过的曾被传统经济忽略的垃圾时间成为网商时代的黄金时间，因为人们会选择这些零散的生命段落进行各类微活动。大量的“微需求”催生新的商业机会，“无聊经济”（如偷菜游戏）正在迅速成长。深入研究人们的行为新趋势，利用好零碎时间，满足快餐化消费需求（亦包括人们的精神与文化的需求）已成为各行业都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第三，社交网络、半熟社会的兴起与普通大众的话语权的确立。社交网络是借助移动互联技术的创新和广泛应用衍生出的技术和人类行为创新融合的发展趋势，这就使人类沟通交往及获取信息的渠道正在向微信、微博、Facebook等虚拟化、网络化的新兴模式拓展和延伸，不同人群的组织分布方式、信息传播方式等均受到深刻影响。由此带来网络社交化趋势明显，半熟社会的兴起又促进了网络社区的繁荣。现代社会疏离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无法消减人类对交流的渴望。尤其是80后一代的独生子女现在已成为社会的主力军，他们由于缺乏兄弟姐妹，基于血缘的相互支持关系在减弱，而网络社区则提供了新的沟通场所，拓展了社交范围。因此，以情趣、价值观、事业为纽带的半熟人之间的弱关系正在取代熟人之间的强关系；用户从单纯的网络内容浏览者，转变为网络内容的贡献者、传播者、分享者，并借助其发布的内容潜移默化地形成对网络上其他用户的影响。这一变化，快速瓦解了传统的主要受少数精英人物影响的消费模式，显著增强了普通大众的话语权。
由此可见，互联网新时代的主流文化统摄性思维，要研究与找到社会主流文化传播切入网络社交化和半熟社会的方式。根据“碎片化时代”就是一天两百次低头看微信并占去人们30%时间——以人均3小时/日的阅读时间保守推测，数亿人每年有1000小时左右的阅读量，再按高校每32课时两学分的课程进行换算，相当于每个“微民”以自己的兴趣偏好，在一年当中进修了30多门课程，其本质就是“微民”的广义文化市场总份额。因此，拓展主流文化在“微民”微信平台上的“市场份额”，事关大局，刻不容缓。要深入研究互联网新时代“埋头一族”的行为新趋势，采取多管齐下的手段，在“无聊经济”迅速成长的过程中，满足人们正能量统摄下的、快餐化的文化与精神的消费需求，这无疑已成为社会文化工作者所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二）互联网新时代社会主流文化的统摄性策略
在互联网新时代，谁若忽视互联网的存在，谁若忽视它对人类生活的革命性改变和深远影响，谁若不融入这一人类生活的新平台，谁就将远离人类世界而去。有鉴于此，在互联网新时代，社会主流文化统摄性引导应当遵循四大策略并把握一大工具，这对我国当代社会价值与道德重塑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1. 社会主流文化统摄性引导的四大策略
第一，社会主流文化的统摄性引导，应当树立“线上”文化市场的管理思维，使“线下”文化产品向“线上”迁移。探讨主流文化的在线传播与新信息技术条件的新培育方式，迫在眉睫且势在必行。主流文化的共识过程同样是一种集各种管理理论于一体，理性的与非理性的管理相融合的综合管理过程。正如消费心理学中消费者购买行为模式是“消费需要与消费动机在消费认知、消费学习、消费情感、消费个性等内在因素，以及家庭影响、参照群体、社会环境等外在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最后达成消费行动”的道理一样。如果我们把文化培育和传播看作一个由社会、组织的“文化营销”和国民、员工的“文化购买”的过程，那么促使国民、员工达成对主流文化产品的“购买行为”，既有内在因素，又有外在因素。内在因素包括员工的文化需要与动机、文化认知、文化情感、文化个性等；外在因素包括社会、组织施以文化“行为学习”的强化、文化参照群体的示范和文化氛围的熏陶等。由于互联网产业已成为经济中最具创新精神的、最活跃的领域，引领着时代的进步，网络就像当年的蒸汽机和电力一样，已成为一种生产力引擎，渗透到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越来越多的“线下”行为持续向“线上”迁移。因此，随着人类社会虚拟化程度不断加深，国家、社会、组织与企业的文化产品与文化营销切不可仍然处于“线下”行为与产品阶段，而应当向“线上”迁移，并成为“线上文化产品”。
第二，社会主流文化的统摄性引导，应当以“创意文化”和“注意力文化”取代“说教文化”。在互联网新时代，“创意经济”表现为加速、频繁、持续的创新，新商业模式层出不穷，使企业对自身的客户服务模式、销售营销模式、产品开发模式、支付模式、运营操作模式等不断进行创新突破。因而，我们的文化管理也应有“创意文化”的思维与方法去拓宽主流文化的“线上文化市场”。在用户体验至上的消费者主权“屏时代”，网络文化也被称作“注意力文化”，“体验文化”将取代“说教文化”。信息爆炸使得人们的时间成为稀缺资源，受众的注意力能够集中的时间非常有限，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吸引用户的眼球并“黏住”用户，已成为正能量网络文化传播最关注的问题。要润物细无声地进行主流文化的熏陶，还应当在数据挖掘与了解社会文化行为和趋势的基础上，增强其体验性和吸引力。
第三，社会主流文化的统摄性引导，应具有相对包容性，因势利导“普通大众的话语权”。在互联网新时代，在长尾、利基、碎片化市场与大规模定制的新商业模式下，商业和文化的未来不在热门产品，取而代之的是个性化的生产、创造和消费。因此，文化管理也必须进一步细分市场，文化的生产方式也要富于弹性与灵活性，转向以文化受众为中心的，以小批量、个性化为特征的大规模定制模式。我国网站内容供应商的产品也要提供用户自定义功能，允许其自定义一个自己感兴趣的个性化页面。从社会文化管理策略上讲，拓展主流文化的“线上文化市场”，还应当具有主流核心理念统摄下的弹性与灵活性。
第四，社会主流文化的统摄性引导，应当以官方与民间“竞合”的管理思维，把握“开放、众包、自下而上”的网络文化特征，借助大众智慧进行文化的协作生产，构建以主流文化为主导的社会文化生态系统。要正视网络社交化和半熟人社会的文化“话语权的普通民众化”的现实，网络使去中心化的世界更加扁平和多元，用户体验和口碑越来越重要。面对“话语权的普通民众化”，我国应找到恰当的思维方法，有包容性地因势利导“普通大众的话语权”，其原则就是鼓励并支持一切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思想道德，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建设，一切有利于追求真善美、弘扬正气的思想道德，一切有利于履行公民权利与义务、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道德的原则（张建宁）。与此同时，要把握“开放、众包、自下而上”的网络文化特征，借助大众的智慧进行自下而上的协作生产，以最大限度调动外部文化资源，突破文化原有的成长极限。对此，我国应当从计划经济的“管制性思维”中跳出来，适应“开放、众包、自下而上”的文化发展的现实情况，官方与民间要有“竞合”管理思维，从而构建良好的社会与组织的文化生态系统。
2. 社会主流文化统摄性引导的工具价值观整合思维
社会主流文化统摄性引导四大策略的有效应用，有赖于把握好工具价值观的整合思维与方法。工具价值观思维作为一种实践理性，具有整合功能，它能够将“一种信息被系统地吸纳到文化主体终极价值观的思维结构中去并对之加以改造，亦即文化主体思维框架对外部信息具有结构性的统摄作用，能够对外部信息定向结构性的同化”。工具价值观思维对外部信息的整合方法是指：在互联网新时代，沿着社会主流文化的终极性核心价值理念的战略价值判断，以工具价值观思维对微信、微博、QQ空间的外部信息进行“定向结构性的同化”整合，以此整合出正能量的价值理念，作为主流文化的终极价值理念的生动、形象、趣味、哲理式的工具价值理念，从而有效地引导开放与众包的网络文化，借助大众智慧进行文化产品的协作生产，达成对社会主流文化统摄下的文化再传播。
（1）运用工具价值观思维整合出互联网的正能量文化。正能量是一种健康乐观、积极向上的动力和情感，正能量文化理念具有互联网新时代网络文化的三大特征：它是集网络内容浏览者、贡献者、传播者、分享者于一体的普通大众话语权；是借助大众智慧进行开放、众包、自下而上的协作生产方式；它来源于“以客户为中心、小批量、个性化为特征的大规模定制”的碎片化市场，具有主流核心理念统摄下的弹性与灵活性。
其实，在各行各业的组织文化建设中，我们并不缺乏那些终极性的、口号式的崇高价值理念，关键是对终极性核心价值理念缺乏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工具价值理念的延展与阐释。如果说我们对互联网新时代普通大众话语权平台以“开放、众包、自下而上的协作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大量信息内容，经过工具价值观思维加以整合，那么就会起到丰富社会、组织文化的终极性价值理念的内涵，促进人们对主流文化的共识，从而构建起良好的文化生态系统。
（2）运用工具价值观思维丰富组织文化的“语言媒介”。德国海伦教授认为，所谓象征是指“各种有意义的符号”，它们除了表面的意义之外，还能传递复杂的思想内容。企业常用的象征，既有很具体的实物形式的象征（如物质报酬、产品、标识等），也有十分抽象的表现形式的象征（如神话、传说、口号等），两者之间还有许多过渡形式。象征是企业文化的重要媒介，它有利于企业内部形成关于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的共同认识，其中的纯语言象征和象征性行动尤其重要。对于语言象征而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它能够使同一文化圈的个人之间的紧密关系得到发展和巩固，能够把有些难以领会的内容转化为共同的知识。“一种企业特有的共同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的建立，首先是通过使用在企业内部特有的、与其外部环境所用语言不同的语言”。而语言和强文化企业的关系是辩证的：“一种强的企业文化一方面会造成思想交流和语言的减少，企业特有的专门用语越多，这种情况就越明显，所谓专门用语概括了许多人们公认的不言而喻的情况；另一方面，也能提高思想交流的频率，从而导致组织内部的有效理解。”由此可见，提高社会与组织文化的共识程度，需要对社会与组织文化的语言媒介进行管理，以促进人们对社会与组织主流文化达成共识。借助网络的大众智慧去丰富社会与组织文化的“语言媒介”，不失为互联网新时代社会文化统摄性战略管理措施之一。
互联网新时代的开放平台作为众包的一种形式，可借助大众的智慧进行自下而上的文化协作生产，以最大限度调动外部文化资源，突破文化原有的成长极限。纵观网上的微信、QQ与微博的内容，以讲典型故事和典型人物的经历来阐明一个文化道理的段子为数颇丰，只要我们的文化工作者善于搜集这些“文化话语权普通民众化”的信息，并沿着社会、组织文化的终极性核心理念的战略价值判断，以工具价值观思维结构化与定向化地整合这些内容，本着官方与民间的“竞合思维”，共同培育良好的文化生态系统，便可促进人们对社会与组织主流文化共识的达成。
（三）社会主义公民核心价值观落地中介的思考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概括出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别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提出了反映现阶段全国人民“最大公约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相对于已推行了十多年的“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道德观教育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具有“最大公约数”的特点，而“最大公约数”的本质就是核心价值理念所具有的普适性。
运用价值观二分性原理，观察我国“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公民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公民核心价值观属于终极（结果性）价值观，属于一种道德性的价值规范。要达成全民对社会主义公民核心价值观的全民文化共识与全民文化践行，则是一项庞大的、系统的社会文化建设工程。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落地中介：工具价值观思维
从文化学理论意义上讲，促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的全民整体认同与自觉加以践行，仅有“最大公约数”的、文字干练的、社会主义公民的“八字”终极核心价值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对于达成13亿之众的人民的整体文化共识和全民文化践行是远远不够的。如前所述，尤其是对80后、90后、00后的新生代来说更是如此：网络信息的多维化，使教育者很难再按照“一张嘴、一支笔、一本书”的传统模式对当代学生进行思想道德修养的培养，从而对传统的具有知识垄断地位的教育者的权威提出了挑战。
面对此情此景，运用工具价值观思维去生动、形象、趣味、哲理式地演绎出终极价值理念的种种道理，是达成社会文化共识必不可少的途径。社会文化管理的本质是“管得有理”，在整个文化培育过程中，跨越全员整体文化共识门槛的难度最大，要解决理念先进和行为落后的社会文化实践问题，最重要就是提高文化管理的共识力。而文化共识的情境强化艺术的实现手段就是工具价值观思维。工具价值观是一种化繁为简、化抽象为生动的文化转换式教育训导和促使员工文化共识的重要方法与演绎手段，对于“简洁而干练”的社会主义公民“八字”终极核心价值观来说，达成整体的文化共识和全民的文化践行，就深深地依赖于工具价值观思维方式与方法，从而使我们的终极核心价值理念体系具有丰富多彩、生动活泼、易学易懂、方便践行的解释性内涵。比如，如果说爱国是终极的社会主义公民核心价值观，那么如何爱国就需要找到相应的工具价值观，去对爱国的具体内涵加以生动、丰富的扩展，以促成广大公民践行爱国文化并使之落地。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运用工具价值观思维，演绎出号召民众“理性爱国”“岗位上爱国”“做好本职即爱国”等一系列工具性爱国理念，从而丰富社会主义公民核心价值观的民众化践行模式。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落地中介：职场经济理性
职场经济理性的建构是以正确认知组织文化建构的哲学命题为基础，以科学而普适的经济学价值理念并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作为解释组织深层特质的内涵，由此概括出的职场做人做事的六大价值理念。其文化管理目标是：对利己行为的尊重与引导，对利他行为权重的激励与提升，对机会主义倾向的抑制与转化。因此，职场经济理性是能够满足“员工成长、客户满意、组织发展”等多种约束条件下组织文化选择的“均衡解”。
第一，组织本质的哲学思考与职业伦理的价值指引。从社会哲学、政治哲学和法律哲学中最重要的共同范畴——权利与功利、权利与权力、个人自由与社群等视角来解答“组织是什么”的问题，可以说，组织存在于权利与功利、权利与权力、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
不难看出，在职场上各类企业事业组织中的员工也需要在权利与功利，权利与权力、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进行复杂的权衡与博弈。而指导人们正确地权衡与博弈的核心价值观，除了要以“友善”这一社会主义公民核心价值观——全民终极价值观引导之外，还需要相应的工具价值观对终极价值观加以演绎与扩展，以促使全民终极价值观的有效落地。在职场中，“友善”最恰当的工具价值观就是经济学的合作理性，它能够更有效地指导员工在职业合作的重复博弈过程中做出正确选择。
第二，职业伦理——职场经济理性在解决现代社会文化问题的中介作用。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把现代社会各种危机的产生原因归结为集体意识和社会规范的丧失，亦即现代社会是劳动分工高度发达的社会，各个职业活动领域都有自己独特的性质和内容，需要用特殊的职业伦理来加以规范。而国家以及社会全体层次上的共同意识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来为这些特殊的职业活动领域分别制定不同的具体行为规范。这种工作只能由一些特殊的群体——法人团体（职业群体）来进行。因此，就现代社会而言，各种法人团体（职业群体）以及职业群体层次上的集体意识和行为规范（职业伦理和职业规范）的建设，对消除社会的失范状态、重建社会秩序、解决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具有更为关键的意义。通过国家、个人和职业团体之间的相互辅助和相互制约，可以促成一种“道德个人主义”状态的现实，从而从根本上不断消除现代社会的弊端和问题，使之走向完善。
这就是涂尔干关于现代社会文化问题解决方案的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义公民核心价值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类似于社会文化宪法，而职场价值理性类似于社会文化宪法的文化子法；宪法一般只规定立法原则，并不代替普通立法。职业价值理性就是对社会文化“母法”原则与精神的扩展性与操作性的演绎，对于解决现代社会文化问题有着不可小视的中介作用，也是促进社会主义公民核心价值观的文化落地的中介。
[1]刘亚洲. 中国：一部改善从恶的历史. http://www.aisixiang.com/data/8018.html.
[2] 中日美英《小学生守则》对比. http://wenku.baidu.com/view/c9a86d8d700abb68a882fb19.html？from=se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