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普适创新 惠风和畅

《老子》曰：“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它给人们以启示：远大行程是从脚下第一步开始的。古谚道：“行百里者半九十。”它给人们以警示：事情善始尤应善终。

在增城，有一句话人们耳熟能详：“打通‘最后一公里’”——它指为民办实事要善始善终，尤形象比喻农村普惠金融要解决终端问题、惠及千家万户百姓。

增城普惠金融着力“打通‘最后一公里’”，其模式与价值之一是体现在“百千万”的增值建构格局与大数据的深刻内涵上。

1 起步，思考着目标。“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与“打通‘最后一公里’”相辅相成，放眼未来而步伐坚定，目标明确而善始善终。

这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一个名不经传的地方。

2014年2月7日上午，增城中新镇大田村，广州市首家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社——广州市增城福享资金互助合作社在这里隆重举行开业揭牌仪式。时任广州市市长陈建华、副市长欧阳卫民出席仪式并致辞，“福享”这个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的农民代表和广州市、增城区各方领导、金融家们聚集一堂，见证增城乃至广州一个并不普通的时刻，并由此形成一个经典。

作为广州的一市之长，陈建华郑重指出：广州市增城福享资金互助合作社挂牌开业，这是广州第一家农村金融机构，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个好的开端。他强调，农村的现代化必须有金融服务现代化的支撑，而创新发展社区金融和农村金融，广州一定能够在金融中心建设方面再次引领风气之先，为深化改革探出创新之路。

揭开铺掩在白底黑字木牌上的红绸，增城福享资金互助合作社董事长、农民企业家关福如，与迎面相对、一起揭牌的欧阳卫民副市长相视而笑，两人满心的喜悦溢于言表，那份充溢理解、信任与炽热之情交织在一起灿如菊花，他们内心那份默契更是澎湃流淌。

关福如清楚地记得，一年半前，在应邀出席欧阳卫民副市长在广州召集的有关农村金融创新座谈会中，第一次明确清晰地了解了普惠金融这一新事物。在欧阳卫民来增城专程调研，特别是履新兼任增城市委书记后，又与自己这位普通农民企业家多次相见，或就普惠金融工作座谈，或专程来公司一起畅谈农村金融创新的方方面面。在听说自己下海30多年经历制造业、商贸经营等多行业并已积聚起丰厚基业后，想重返农业，尤其想组织本村农民提升农业种植，开发有机农业产品时，这位从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司长位置前来广州任职的经济学博士立即给予充分肯定。半年下来，便有了今日这一挂牌成立、开张大喜的时刻，作为增城普惠金融的创新成果闪亮登场。

普惠金融大幕拉开，增值之城的惊喜迭出：这惊喜对增城朱村街丹邱村村民赵永东来说，是个难忘的时刻：丹邱村有了ATM机。

在金融服务站工作人员的协助下，老赵从ATM机里取出了100元。除此之外，他还办理了水电费缴纳业务。老赵之所以难忘，是这个ATM机就在离他家不到300米的地方，这种走出门眨眼工夫就能在ATM机上取到钱的事，过去是要搭上摩托车跑七公里去镇上那台唯一的ATM机前才能做到的。一旦人多，取100元排队一上午也是常有的事，更别说要缴清几种家用资费。“从七公里到了家门口，这最后一段路通了，一张卡方便了，很爽咯。”老赵用增城式的普通话开心说道。

就在增城福享资金互助合作社挂牌开业不到两个月，按照增城市委市政府有关普惠金融的部署，朱村街与浦发银行广州支行沟通联系，开始筹建农村金融服务站。好事送到家门口，实惠到了眼前，短短时间，朱村镇在丹邱村、龙岗村、山田村、横塱村等行政村建起了金融服务站示范点：千里之行，一步步迈向前方。

“增城市是广州市东部的副中心，经济发展潜力巨大，农村金融供需矛盾突出。把‘普惠金融’引入行政村，就是要让当地农民真正享受到‘不出村、无风险、高效率’的现代金融服务。我们要积极探索创新农村金融服务新模式，着力解决金融领域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欧阳卫民说。

“行百里者半九十”。一个事情愈接近成功愈困难，愈要认真对待，要善始善终。“打通‘最后一公里’”，是意志更是结果，是态度更需要行动。农村普惠金融，把实惠落实到百姓日常生活，以利益驱动清障，以共享促进发展，让普惠成为当代中国农村经济转型、“互联网＋”时代解决“三农”问题的创新路径，是农村改革的新希望，也将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2014年4月22日，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农村金融服务经验交流电视电话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做出重要批示：“‘三农’工作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强金融对‘三农’的支持，对于强化粮食安全保障、建设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具有重要意义。”“涉农金融机构要树立普惠金融理念，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下‘沉’经营重心，不脱农、多惠农，不断提升农村金融服务能力和水平。”2015年3月5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又明确指出：大力发展普惠金融，让所有市场主体都能分享金融服务的雨露甘霖。

金融服务，雨露甘霖。普惠金融，适时雨，泽农霖。

雨露滋养禾苗壮。中国农村，多少年多少代，与贫穷、与钱少相关，大自然的雨露甘霖滋养了禾苗，却未能彻底改变农村的相对贫困局面。雨露甘霖，显然还有更多层的含义；普惠金融，深蕴更多的文明内涵。打通农村普惠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呈现着雨露滋养禾苗壮这一“雨露甘霖”丰富而深刻的文明意味。

“好雨知时节”。2014年6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金融改革完善金融市场体系的意见》发布，明确要求进一步深化农村金融改革，提高金融服务“三农”水平。

目标明确，着力而行。2013年11月，增城市正式获批建设省级农村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从增城实际和自己推进增城普惠金融的感悟，欧阳卫民在2014年1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解决农村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他在文章中通过增城“明确建设理念”“优化路径建设”“拓展服务功能”达到“实现多方共赢”的做法，感慨表达：“近年来，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积极探索创新农村金融服务模式，大力建设农村金融服务站，着力解决金融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受到群众欢迎。”

“群众欢迎，就是我们工作的着力点。”谈到这几年增城普惠金融工作的发展，增城区区长陈勇深有感触地表示，对如今不断取得进展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他认为：金融服务站要全力支持“三农”，为村民提供存款、贷款、支付、汇总、咨询、培训全方位功能服务。

增值之城，在广东珠江三角洲崛起；增值之路，在广州增城延伸。

2 创建百家农村金融服务站，闪亮增城增值的星罗棋布。百家，是落脚点，是大格局。

金融的活力与意义在于增值。农村金融服务，落脚于农村，普惠于农民，正是对李克强总理强调的“不脱农、多惠农”精神的具体落实与推进。

农村金融的发展水平决定着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与活力。过去人们常说的中国存在的“城乡差别”，金融服务薄弱是这一“差别”中突出的表现。由于农村基础建设相对滞后，金融服务在农村众多地方甚至还是空白，作为广州大城市边远的郊区，增城一样有着这样的空白之处。紧抓建设广东省农村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机遇，2014年3月3日，《增城市农村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工作方案》发布。在该方案的“总体目标”中，增城市委市政府明确指出：“坚持统筹协调、先行先试、形成特色的原则，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机制改革，设立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到2015年构建多层次、广覆盖、功能丰富、运行安全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支持，创建广东省农村金融改革创新实验区。”

围绕总体目标，增城市委市政府很快做出“农村金融需求引导农村金融供给”的整体部署，专门出台《关于鼓励和引导农村金融服务站建设的意见》，引导金融机构在全市有条件的行政村设立农村金融服务站，以建“百家农村金融服务站”开创农村金融服务结构性创新局面突破口的方案迅即施行。

“要通过‘政府引导、银行主导、村里支持’的模式，在行政村设立农村金融服务站，2017年底前实现全市建成100个农村金融服务站，实现农村地区金融服务全覆盖。”在有关会议上，欧阳卫民这样坚定表示。

闻风而动。增城发展改革与物价局根据市委市政府的部署，一边迅速调集人员深入各行政村调研了解情况，一边很快召集全市银行金融机构组织筹划具体行动计划，全面实施。第一步，按照全覆盖原则，根据人口分布及经济发展等实际情况，做好农村金融服务站布局规划。同时，市发展改革与物价局还制定完善银行金融机构参与的激励机制，如将农村各种补助款项、村集体征地拆迁款项发放等业务交由在当地设立农村金融服务站的金融机构代理，引导企业、村民、村集体到当地农村金融服务站办理存款业务。

观念引领行动。增城农村金融服务站在树观念、打基础中稳步前行。作为整体布局的“百家金融服务站”，在政府的引导下，在增城农村有条不紊地铺开。

“一个农村金融服务站，既要开展基本业务，又要为发展打下良好基础，我们设定从一开始，就对全市农村金融服务站紧抓‘七个一’的标准和基本要求建设。”广州农商银行增城市主要负责人在接受采访中这样思路清晰地告诉笔者。这“七个一”就是：一间房子、一台存取款一体机、一台电视、一台计算机、一个拉卡拉、一个理财POS机、一名金融知识普及宣传员。清晰的思路与明确的要求，推动增城农村金融服务站建设大步迈进。

按照银行主导原则，增城农村金融服务站不仅要由银行自主建设、自主运营、自主管理，同时还要通过协调，由村级组织帮助落实农村金融服务站的建设点，主动维护经营场所安全，并充分发挥人缘和地缘优势，协助银行金融机构开展“信用村”“信用户”的建设和评定，优化农村金融服务信用环境。

金融作为经济活动，是社会发展和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需要相应的思想引导与金融规则规范。

增城农村金融服务站在有效整合村镇银行、自助银行、社区银行的功能时，在填补银行金融机构的服务“真空”时，做到把金融服务延伸到农民家门口，农民可以方便地享受存取款、汇兑结算、投资理财、贷款等各项服务，更把“诚信”宣传教育与树立榜样引导有机结合起来，开创性地解决金融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

第一，增城普惠金融实践表明，按照“七个一”标准和要求，每个站点首期仅需投入40万元建设资金，每年运营维护成本（包括人工开支）不到20万元，服务范围可以覆盖周边几个村、近万人口，成本远低于传统农村服务网点，降低了建设运营成本，为银行金融机构实现商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提高了银行金融机构的积极性。第二，金融服务站通过信用村建设，对农户进行信用评级，推广“农户+征信+信贷”模式，营造“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良好氛围；通过“村民贷”等低成本服务产品，向符合条件的村民提供无抵押贷款，可以有效解决农民贷款门槛高的难题，使“三农”贷款渠道更加畅通。第三，入驻银行通过捐建公园、学校、道路，采购村民农副产品，结对帮扶困难户等途径，改善村容村貌，增加农民收入，提高村民生活质量，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实现与当地互助互利、共同发展。

2014年10月29日，增城中新镇农村金融服务站揭牌仪式在该镇安良村盛大举行。广州市委常委、增城市委书记欧阳卫民和华夏银行广州分行副行长杨伟参加揭牌仪式，更引得附近乡村300多名村民拍手称快。这一增城践行普惠金融、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重大成果，还包含着这些增值机会的大数据：中新镇农村普惠金融服务迅速发展，已有4家银行机构、1家农村互助合作社开设8个经营网点，农村金融服务覆盖至22个村，金融服务街区初步形成，农民群众足不出村就能办理存款、取款、贷款、水电费托收、社保医保等金融业务。杨伟还兴奋地介绍：华夏银行增城支行2013年6月在增城农村金融服务站点开业以来，最高存款超50亿元，总资产超100亿元，服务村民1万多户家庭，近4万名村民，开立个人账户也达到1万户。

作为重点放在农村、坚定服务农民的广州农商银行增城支行有着独特的行动路线与目标，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他们率先建设起增城中小企业服务中心，设立长风支行，为广大中小微企业提供一站式金融服务。同时，他们分别在派潭镇七境村、湴汾村、正果镇和平村、兰溪村、畲族村、中新镇福和联安村、南池团村、新围村、双塘村等较偏远村落设立了9个助农取款服务点，布放了9台受理终端机。2015年，每月平均交易笔数77笔，月平均交易金额26270元，有效地解决了农村居民资金运用的问题。同时，该行在相关站点配置验钞机9台、保险箱9个，为助农取款服务提供了充分的基础设施支持。更有意思的是，这些村镇建立的网点，在为当地村民提供金融服务的同时，也成为农民学习金融知识的大课堂、好场所。

增城银行金融机构在建设农村金融服务站点工作中各显其能。以“面向‘三农’、服务城乡”为使命的农业银行增城支行，及时成立“‘三农’服务团队”，着力拓宽农村金融建设渠道，现在已建成中新镇官塘、安良、乌石三个农村金融服务站，同时与朱村、仙村、派潭等村镇政府联系，为扩大金融服务站做好充分前期准备。增城支行行长林刚在接受笔者采访时介绍：支行已制订增城普惠金融未来三年规划，通过建立“两个网络、一个平台”模式，实现“一村一站”模式，实现所有行政村普惠金融全覆盖。

增值，面对千家万户才是真正普惠。普惠，农村中小微企业都能分享，才是真正“最后一公里”问题的解决。在增城，普惠金融有着这样的思路，有着这样的措施，有着这样的眼界，有着这样的胸怀。

在当下中国经济转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的历史时期，如何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普遍问题，这是普惠金融需要面对的瓶颈。依据增城实际，为推进不同产业经济转型发展，特别是增城新塘镇颇具规模与影响的牛仔服装产业转型升级需要，在广州市政府的支持下，2014年4月，增城市在新塘镇规划建设广州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区，及时联合成立了广州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助推中小微企业融资，形成合理的管理团队及盈利模式，进而更好地融资发展。

2015年8月，广州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园区正式开园。在近1年的准备及试运行期间，园区已进驻企业305家，营业210家，其中金融机构34家，金融配套服务机构18家。金融机构累计服务企业3639家次，其中6家银行和3家小额贷款公司累计发放贷款47.9亿元；园区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经营顾问机构累计服务企业3070家次，为企业挽回超过600万元的损失，共推荐5家企业到股权交易中心挂牌。

增城普惠金融，增值对象在拓展，增值指数在攀升。

在这拓展与攀升中，又一个凝聚各方力量和形成合力的机构诞生。2014年10月29日“增城普惠金融促进会”成立。这是增城市委、市政府根据欧阳卫民书记的倡议，由市发改物价局牵头，会同人民银行增城支行，对接联系有关金融机构成立的。促进会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为普惠金融广泛发挥促进作用。

“促进会凝聚普惠金融普惠正能量，以‘众筹’思维全面开展工作。”增城普惠金融促进会秘书长刘立新在接受笔者采访时，不由得习惯地扶扶波圈迭显的眼镜，以“网络＋”时代的新词汇形象地向笔者表述道。促进会成立近一年来，在各有关金融机构和正、副会长单位的努力下，根据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众筹各方正能量，全面开展普惠金融创新服务，在深入贯彻“三农”政策、建设金融服务站、结对帮扶等一系列工作中取得突出进展。

推进、迈进、促进；进行、进步、进取。增城普惠金融合力高唱进行曲，全盘布局进行中。

3 由“百”而“千”至“万”，体现着增城增值之路的延伸与开放，展示出普惠金融从星罗棋布迈向万紫千红。增值，成为增城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

2015年国庆长假，增城城乡，游人如织，遍地欢声笑语。多年来精心培育、保护、提升的增城优美生态环境，如今备受人们喜爱，那遍布全市城乡的上千个特色鲜明、如花似锦的公园，引得人们沉醉其中，休闲、观赏、健身，流连忘返，更有尽情消费。这千余个公园，大小各异，兼具公益性、开放性，人们啧啧称赞之时，不禁发问：增城是如何变成公园之乡的？这星罗棋布的公园又在怎样为增城增值？如何给这同样星罗棋布的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锦上添花？

2014年6月，增城市政府审议通过《增城市“千园计划”工作方案》。根据方案，在2015年底前，增城将在全市辖区范围内建设1000个1000平方米以上公益性、开放性的花园、公园，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申请参与建设活动。

有创意的是，这一方案提出园区建设规模必须在1000平方米以上。1000~5000平方米（含5000平方米）可命名为“花园”；5000平方米以上可命名为“公园”。园区应配备200米以上的绿道（园道）、休息台椅、避雨长廊（亭）、分类垃圾箱等基础设施，条件允许的可设置健身体育器材、照明、公厕等服务设施。

方案还提出，任何单位或个人可因地制宜申请参与“千园计划”建设，允许建设单位和个人对所建园区进行命名。“千园计划”建设管护资金由各建设和管理单位自行筹集解决。有关部门设立“千园计划”专项资金，将上级拨付、社会捐助、政府安排等资金进行集中管理，并对已建成并验收达标的园区进行奖励。

“千园计划”，依托增城良好的生态环境，着眼大力提升全市生态格局，按照“政府引导、部门互助、多方投入、群众参与”的模式，利用街心街角、农村闲置用地等可利用、发挥之处，出门见绿，触眼看花，鼎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为增城增值闯新路。

增城“千园计划”建设管护模式分两种：一是谁建设、谁申请、谁享用、谁管护，最终形成“各界参与、多方办园”的良好局面；二是谁建设、谁命名。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申请参与“千园计划”建设活动，积极推行捐建捐养、抚育管护的形式，可由建设单位和个人对所建园区等进行命名。提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传统美德或增城历史文化、人物等进行命名。增城市林业和园林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对已验收合格的新建园区采取授牌或刻碑等形式予以确认。

在推进“千园计划”建设的过程中，增城市注重将公园、花园建设与消灭卫生死角工作相结合，将居民门前屋后、村前村后一些空地卫生垃圾、卫生死角改造成方便群众休闲娱乐的公园、花园。此外，结合“千园计划”，增城市还制订了《2014－2016年增城市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工作方案》，计划用3年的时间在各镇（街）增建一批公益性、开放性体育场地设施，即每个自然村建有一间乒乓球室或室外配置一张乒乓球台，每个行政村建有一片篮球场，各街镇建有5片以上足球场、4片以上网球场，推动体育设施向基层村（居）、社区全覆盖，更好地满足群众文化体育需求。

无疑，“千园计划”面向千家万户，惠及普通百姓。既以营造绿水青山提升生态环境，又以增值引领打造金山银山；既宜居当下生活，更宜于留与子孙后代。

增城“千园计划”，又一次在普惠上创新举，进一步为百姓谋福祉。

这普惠之举，引得四面八方嗅觉灵敏的新闻记者接踵而至，一些细心的记者，甚至一个个地数出增城全区已建成园区共1004个，新增和革新绿化面积达2358万平方米，惠及增城69.5万人。深入采访的记者还实地发现：永宁街郭村将原来的鱼塘荒地改建成了中心公园，利用后龙山建设成郭村后龙山公园，大大改善了郭村的村容村貌，优化生活环境和休闲空间，增加亲近自然的活动场所。在石滩镇下围村，新建成的清水湖公园及侯王庙公园成为村民散步娱乐的好去处。每到傍晚时分，三五成群的村民或散步或健身，一派和谐幸福的景象。

幸福在漫溢，景象在升华，于是，便有了今年国庆这游人如织、引来休闲度假者如潮的“黄金周”：白花花的银子来了，黄灿灿的增值实现了。

来旅游、来休闲、来度假，人们吃得如何？住得怎样？“万家旅舍”虚位以待。

“万家旅舍”是增城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全力推动的又一个普惠计划与行动：全市乡村百姓家家建客栈、办旅舍，与“千园计划”配套，把增值落到实处。对“万家旅舍”的基本要求，欧阳卫民书记甚至更具体建议达到“一二三”的初级目标：每家旅舍能提供客人一间干净的房，两张舒适的床，吃上三顿可口的饭。当然，最后自然还有明确的目的：每位客人留下几百元的消费。

从“百千万”到“一二三”，是数字的变化，更是“打通‘最后一公里’”的真实写照。增城普惠，脚踏实地，全面开花。

“万家旅舍”，在增城农村真正体现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深切含义，为普惠到家抒写生动的注脚。

4 这是增城普惠的又一个“一百”：在全市建设100个以上民主议事村，推动农村基层建立民主法治、科学合理的议事制度。普惠民心，普惠未来。

2014年11月下旬，增城市委常委会审议并通过了《增城市农村基层民主议事方案》。按照该方案，增城将在3年内分“三步走”，建设100个以上民主议事村，全面推进农村基层民主议事决策模式，推动农村基层建立民主法治、科学合理的议事制度，按照程序进行民主议事决策，做好决策和执行结果的及时公开。

又一个“一百”。然而，这一个“一百”是从“这一个”引发的，这一个叫“下围村”，“这一个”产生了增值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增城有着良好的基础，也面临艰巨的创新局面。增城市委书记欧阳卫民上任伊始，便经常会披阅群众来信。这些来信绝大多数与土地政策、征地拆迁补偿、村务公开、村干部的问题有关。他将这些来信进行仔细分析、研究，发现了其共同的问题是：很多决策不公开、问题处理不透明，与没有民主商议密切相关。众多来信中，石滩镇下围村的乱象颇为典型，成为实行村委会选举之后出现的普遍问题：自治没有真正落实到全体村民的自治，村干部个别人说了算，少数人说了算，村民自治变成了村官独治。

来自农村的欧阳卫民清楚地知道，村民自治的关键是基层民主。民主的关键不仅在选举上，还在于决策、监督和日常的管理上。

下围村具体情况到底如何呢？欧阳卫民来到了下围村调研发现，作为增城的一个小村，下围村与东莞石龙镇和石碣镇隔江相望，与惠州石湾镇接壤，村域面积约4平方公里，全村约600户，2100多人。表面看上去与别的村并无二致，却是广东省有名的上访村、问题村：由于一些村干部处事不公，村民形成派系，纷争持续了近20年，导致全村经济发展缓慢、社会环境不断恶化。从1999年以来，村里每一次换届选举，都要出动上百警力来维持秩序。

下围村98%的村民都姓郭，同宗同族。然而，1992年开始征地拆迁埋下了20年内斗不止、派系分裂的种子。1992年的南方，正处在大开发、大建设的热潮中。就在那时，增城市以建设经济开发区为名，向下围村征收1277亩土地，这几乎占了全村集体土地的一半。征地补偿给全村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也引发了尖锐的矛盾。

“当时征地补偿款总额约9000多万元，每人应分到6万至7万，而最后村民们拿到手的却只有4500元左右，大部分征地补偿款不知去向。而与此形成反差的是，老支书和村‘两委’班子及其亲友迅速富起来，有人开上了奔驰、凌志车。所以说，当时的村‘两委’班子和在位20多年的老支书是一条心，他们对集体财产的处置缺乏透明度，也不公正。”曾担任过两届村委会主任的郭金莲无奈地说道。

然而，征地补偿款的事情还没能厘清，涉及几百户居民的宅基地分配问题，将矛盾彻底激化了。下围村在做宅基地分配工作时，由村支书、村干部以及他们的亲戚先挑，把一些马路边、十字路口处的好地段全给占了，引发了村民们更大的不满。村民们的意见遭到无视，于是从小闹到大闹，开始组织整村人示威游行。这样渐渐地开始形成两派，约2000人的村子，1000人对1000人，既得利益的一派和“反清复明”（即利益受损）的一派相互对立，利益矛盾升级为“敌我矛盾”式的内斗。只要对方赞成的，另一方就反对；反之亦然。久而久之，双方变成了为了反对而反对的恶性循环，斗得不可开交。

1999年，广东省统一实行第一届村民委员会选举，在下围村“反清复明”派的代表获胜，并组成了村委会班子，而以老支书为代表的一派则组成了党支部。时任增城市委书记、现任广州市农业局局长的汤锦华记得很清楚，当时下围村比较典型的是，党支部的党员都是老党员比较多，村委那边则党员较少。党支部不愿意发展村委的人入党，拿着党票不放，怕他们入党之后又抢支部书记当。而村委会这边是村民直选的，把控经济大权。他们则不给党支部发放活动经费。所以，这个时候村“两委”派系严重，矛盾非常尖锐。

2000年3月，汤锦华带着工作组进入下围村，试图化解尖锐的矛盾。一是将当时违纪违法的事情依法依规进行查处，对下围村的集体财产进行核查，并将当了20年村党支部书记的“老支书”移送司法处理，后因贪污和挪用公款被判刑；二是培育新的有能力的村干部；三是要通过发展来解决历史问题，帮助下围村发展经济，解决一些群众或民生困难，比如修路、完善学校基础设施等，让群众看到温暖。而下围村是否能够就此化解积怨，开启新局面呢？

回忆起多年前的往事，2005年由村民直选出来的第三任村主任郭汝灶不堪回首，担任第三任村党支部书记的郭水满更是苦笑着回忆说道：村委会选出来的第二天就马上召开村民代表会议，想就村委会里这届要聘任会计、出纳人员以及工资待遇等问题定下来，但是会开了三天，都没有开成。第一天开会，反对派知道会场的位置，他们就组织一两百名老人、小孩冲进会场，那些老太太往地上一躺，大吵大闹，劝也劝不动，碰又不敢碰。出于无奈，村委会第二天找了其他会场，但还是同样遭到了反对派的冲击。就这样，连续三天会都没有开成。后来，郭汝灶在无奈之下，租了两辆大巴车，把几十名村民代表拉到附近的惠州博罗，租了间酒店会议室，才把第一届村民代表大会开成。“自家的村民代表大会还要跑到外地去租场地开，说出去真是让人笑掉大牙！”他说道。

2008年，下围村换届，郭汝灶决定不再参选。“不论谁当选，另一派都群起而攻之；不论决策正确与否，另一派都一概抵制，甚至捣蛋。一坐下来就是打架，想做的事情一件都没法做。”郭汝灶长叹了一口气说道。

20年过去了，两大阵营势均力敌，内斗一直没有停止。之前规划的经济开发区也因各种问题没有发展起来，而下围村在大开发、大建设的热潮中盲目兴建的楼房也因缺乏管理，渐渐变成了烂尾楼；仅有的几块预留地则长期被闲置；村里违章建筑、小五金、小化工作坊遍地开花；散乱的养猪场有几百家，生猪围城、猪场围村、水塘变成了臭水沟……每当下围村人看到周边村庄的迅速崛起都会叹息不已。

穷则思变，乱则思治。

下围村“潜伏”着思变、思治的思潮，“潜伏”着思变、思治的人们，更期待着变与治的引领与支持。

“市委市政府支持村里变、希望村里走向大治。”深入调研座谈后，欧阳卫民坚定地对石滩镇长党委班子和村里敢作敢为、能做能为的人坚定地说道。

一个叫郭庆东的年轻人勇敢地站了出来。年轻人的想法与市委书记的思路不谋而合。

2014年1月15日，下围村开始了第六届村委会班子的换届选举。在过去，村里两派的候选人得票若能超过半数，就算是相当难得的胜利了。但是，这一次转变奇迹般地发生了，85%以上的村民却将自己手中的选票投给了他——36岁的郭庆东。

郭庆东，从小在下围村长大，15岁那年他离开下围村去东莞闯荡，很少卷入村内利害冲突。村里人都说郭庆东在东莞生意做得颇为成功，但是只有郭庆东自己知道，这些年他想要回到家乡的念头越来越强烈。“我就是想化解我们村的矛盾，我也懂得我们村的矛盾在哪里。因为我是中立的一派，我跟每家每户没有仇恨，他们都会愿意听我说话。我是以85%的选票当选的，这个选票不是反映我有多厉害，而是反映村民已经厌倦了20多年的派系斗争，厌倦了村民的不和谐，想找一个人真正能够带领他们致富，真正能够改善村民现在的状况。”采访中，郭庆东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坦然地说。

2014年2月15日，新当选的村委会主任郭庆东在村委会大楼门前放了一大串鞭炮，走马上任了。而经验丰富的老支书郭水满在镇党委支持下获得连任。这“一老一少”的核心组合构成了下围村变革突围的内驱动力。

石滩镇党委书记潘小航老马识途，专门来找郭庆东聊天，问道：“你上任之后准备怎么做？”郭庆东说：“发展经济，保稳定。”“光靠这个可不行，要知道‘盲点’是什么？”郭庆东心里当然清楚下围村的“盲点”是什么，第一就是财务不公开，村民不认可；第二就是对物业出租村干部独权专政；第三就是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潘小航继续追问：“你愿不愿意放权？”为了参选，对《村民委员会自治法》烂熟于胸的郭庆东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可以”。因为他心里知道必须放权，尤其是在下围村，把权力“还给”村民代表大会，才能真正实现村民自治。

对于郭庆东的这个决定，跟他同龄的村民们并不感到奇怪。事实上，在年青一代下围村人的眼中，对“民主自治”已经有了与上一辈人完全不同的理解。

“《村民委员会自治法》里写得很明确，最高权力是来自村民代表大会。所以说这是一个法律问题，郭庆东只是一个村里面的法人代表，愿不愿意放权并不是他说了算。村里任何一件事都要依照法律程序去决定公共事项。”下围村村民代表郭锡灿说。

郭庆东在当选后的第一次村民代表大会就放出一记响炮——将村里的财务公开，将自己的财务情况公开。“这可是下围村20年来头一次。”郭庆东坦率地说。下围村过去的派系内斗都是由“利益”二字引起的，其中关键又在于村干部权力太大，村委会政务、财务不公开、不透明，因此总是有村民质疑。这次将村里和个人的财务公开，无疑是一次里程碑式的转变。“当时村民们拿着尺子对着财务公开的表一条一条看，一条一条地审议。这件事之后，村委会的公信力就慢慢地重新树立了起来。”郭庆东说。

新的村‘两委’班子为下围村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也在朝着“还权于民”的指导思想走。可是要将“还权”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这对于朴实无华的农民来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时，大学读法律专业的潘小航带着一班人，拿出了一套全新的民主议事制度草案，决定先在下围村试点。其中，细致地规定了开会的每一个步骤，希望借此培养下围村村民平等议事的能力。

“这个做法好。”当欧阳卫民书记了解到这些后，立即予以肯定，并对村民民主议事制度草案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的意见，“大家的事情大家办，有争议、有矛盾的事情按照大多数人的意志办，事事商量、件件表决，应该成为各级领导干部化解基层矛盾的有效方法。”

先后七次深入下围村进行现场调研，具体指导议事机制和议事平台的建设，欧阳卫民带着增城四套班子领导一次次来到下围村，倾注心血。这一切为石滩镇和下围村进行“民主商议，一事一议”村民自治提供了强大的组织保障和思想动力。

下围村民主议事制度针对整个村民代表大会的会前、会中、会后，还有它的议事平台，都做了相应的制度设计和安排。在会前，建立村民代表大会议题的提前公示制度。村民们可以通过村务公开栏、村广播、村微信平台等一些平台提前公示的三天，进行全民大讨论。公示期间，村“两委”干部和村民代表要按照“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要求，主动深入群众，广泛征集广大村民和党员同志对议题的意见和建议，零距离听取村民的呼声，做到全民知情、全民参与、全民监督；同时，村民还可以通过微信问政平台对商议事项进行讨论和发表意见。这个制度设计，确保了表决能够真正代表大多数村民的意志，有效防止了村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

下围村还装修了一间300多平方米的大阶梯会议室，清晰地分为主持人席、代表席、列席席、旁听席，还专门设置了一个发言席：正前方摆着两台用来演示幻灯片的大屏幕电视，正后方则张贴着《石滩镇下围村村民代表议事制度》。整个会场透着庄重、严肃。而对于会议中间的制度安排，潘小航提出要通过微信平台实时转播、现场录音录像存档，以及村民代表轮流五分钟发言和三分钟补充发言等制度，既让参会人员充分表达意见、建议和诉求，更使参会人员对商议事项的表决结果心悦诚服，会后不会因会议过程而“言而未尽”或者“翻脸不认账”。为形成良好的会风，村民代表会议制度还制定了严格的会议纪律处罚制度：村民代表议事时违规，将视情节轻重被黄牌或红牌警告。“参加村民代表会议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首先就要对民主有一种敬畏之心，只有这样你才会去完善它、爱护它、培养它。”在一次现场调研后，欧阳卫民又一次提醒道。

“打通‘最后一公里’”在下围村得到又一次富有特殊意义的体现。

下围村的民主议事细节和制度，得到了全体村民的尊重。在第二次村民代表大会上，郭庆东代表村委会向大会提交了“三角塘出租事宜”的议题，详细陈述了出租三角塘的计划并提交租赁合同。村民代表上台发言、陈述观点并表决，而会议的全过程对村民公开，最后在69名代表中，1人反对，其余赞同。在村民代表大会通过之后，三角塘的招租公告被放在了广东省农村三资交易的官方平台上。根据广东省实行的《农村村组集体资产购置租赁资源性资产发包及租赁》的有关规定，标的在三万元以上的都必须到所在乡镇履行招投标程序，公开竞标。投标的结果和租赁合同也都在网上公开。而资金收入行为一经发生，必须在3日之内解缴到镇财政专户，由镇监督及代管。按照这种办法，闲置了多年的三角塘顺利出租，年租金为30多万元。“沉睡了20年的土地终于醒了。现在对下围村而言，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郭庆东感慨道。

新机制带来了新文明，促进了新发展，实施了村民自治新模式的下围村，实现了华丽转身，人民群众也因为民主与法治获得了最大的福利。据统计，自2014年1月新“两委”班子上任后，下围村共召开村民代表会议20次，对41个议题进行民主商议，表决通过事项40项，否决事项1项。截至目前，共有35项表决通过的事项得到落实办理。当年的“上访村”，现在实现了“零上访”；当年的“问题村”，现在成为“村民自治模范村”，以往的负面形象逐渐消失。推行“民主商议，一事一议”村民自治后，面积达2万多平方米、闲置达20年的东江酒店、海龙商贸城等项目经集体收回和重新出租，每年可为村集体经济增加50多万元的租金收入。根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全年下围村村集体收入由原来的300多万元增加到700多万元，预计在2015年将超过1000万元。

普惠，在下围村焕发新局面；增值，在下围村产生新动力。

经过一年的艰苦努力，下围村修建了公园、广场和休闲平台36500平方米，增加了绿化面积25550平方米，清理了臭水塘、臭水涌，安装了覆盖全村的治安视频系统和有限广播系统，建立了镇挂片领导、挂村干部、村“两委”干部、环卫保洁员、村民家庭“五位一体”的环卫保洁网络化目标管理队伍，组建了“两违（违法建设、违法用地）”村民自治巡查管理队伍，于2014年8月奇迹般地成功被评为第九批广州市文明示范村。

根据增城市委部署，下围村的民主议事制度将逐步在全市进行推广。增城市委组织部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市已建成准备验收的村民议事厅共32个，到2015年底前，将完成建成100个以上的村民议事厅。

“一百”，百花齐放春满园；“一百”，百尺竿头更进步。

“一百”，增值百姓；“一百”，增值增城。

“一百”，普惠民心；“一百”，普惠未来。

普适创新，惠风和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