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解体后十年文学的危机：文学的去中心化与自由的双重效应

20世纪90年代初，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疾速改变，以致许多人都认为所发生的一切是一场灾难。按照文学评论家娜·伊万诺娃的理解，这种改变是从改革开始持续了六年的文学“内战”的结果。支持民主的知识分子在这场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但胜利的价值却是文学在社会生活中领先地位的丧失。文学在以前的俄罗斯是“我们的一切”——是舞台，是哲学，是社会学，是心理学。文学作为党的喉舌和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在社会生活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作家享有极高的威望和待遇。作家与政治关系紧密，常常出现一部作品引起全国讨论的局面。现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也不再处于社会需求的中心，不再是俄罗斯文化的同义语，甚至出现了“文学已经死亡”的论调。

文学在失去社会中心地位的同时，也因摆脱了附加在它身上的太多使命而获得了空前的自由。正如涅姆泽尔所说：“今天的俄罗斯文学完全在一个新的概念中存在——那就是自由。”^[3]自由给作家的思想意识、文学观念乃至物质生活状态都带来极大的分化。当代俄罗斯一部分人坚守文学的社会使命，依然认可作家的预言家、“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角色，另一部分人则提出抛弃文学的“教育”与“训诫”功能、还原其精致的美学游戏的论调，认为作家仅仅是工艺师。一部分人如鱼得水，从以前的作品被禁、生活难以为继到如今的作品被国内外频频发表和出版，稿费、版税大大提高，另一部分人却对现状非常不满，无法适应社会，甚至出现了解体之初两位大作家——康德拉季耶夫和德鲁宁娜自杀的惨况。

从积极的方面讲，自由使文学生活活跃起来。作家摆脱了思想的束缚，创作观念、内容和风格都日趋丰富，出版和发表作品的形式也变得更加多样化：除了官方已有的出版社、杂志社以外，出现了很多私营报刊、出版社，如《独立报》、瓦格利乌斯出版社等。新设立的一些文学奖，如由英国人出资设立、后来赞助商几易其手的布克小说奖，德国人出资的普希金文学奖，俄罗斯《独立报》设立的反布克奖，俄罗斯当代文学研究院设立的格里高利耶夫奖等，增进了不同美学流派之间的对话，使作家获得社会广泛的认可和尊重，并且帮助作家一定程度地解决经济上面临的困难。

另外，经历了最初的动荡之后，历史上形成的两大派别——传统派和自由派对历史与现实的看法都在改变，在某些方面具有相似的认识，于是二者之间的关系也趋于缓和，其所属作家的作品也不再只刊登在属于本派系的报刊上。一些作家明确提出自己不属于任何派别。年轻作家奥列格·帕夫洛夫道出了新一代的心声：“艺术中有真正的秩序。”

但是，在解体后的俄罗斯文坛上，各种流派纷繁嘈杂，无数事件此起彼伏，文学创作沉渣泛起，文学现象复杂莫测。作家们坦言，文学没有了书刊检查机关的审查，同时也失去了良心的监督。市场成为影响当今文学发展的重要因素。高雅文学受到冷遇，通俗文学大行其道。总结这十年的文学状况时，以阿拉·拉蒂宁娜和加尔科夫斯基为代表的悲观派认为俄罗斯文学正在经历着危机，文学的衰落已经成为事实。拉蒂宁娜在2001年底发表文章《文学的黄昏》。在俄语中，黄昏、昏暗也有没落、萧条的意思，因此文章标题充分说明了作者的观点。悲观派用以佐证观点的事实是：1.文学刊物订量锐减。所谓厚文学杂志^[4]的订阅量从1989—1990年的千百万份下降到现在的百分之一。据全俄统计中心一份社会调查显示，有34%的俄罗斯人从来不随身带书（男女比例一样，其中15%的人受过高等教育）。在66%的阅读者中59%的人只喜欢消遣读物（其中41%受过高等教育）。无怪乎加尔科夫斯基在《无尽头的死胡同》中哀叹：“文学作为神话、作为一种思考世界和掌握世界的方式正在消失。”2.许多评论家认为十年中没有出现一部精品，没有出现一个大家。拉蒂宁娜认为这十年中没有一部长篇小说能使人坚信它应该留在文学史上。对比19世纪以来每十年至少出现一部精品的状况，她不由得感叹：在过去政治审查、期刊检查的年代有多少堵墙需要越过啊，可是如今没有这些了，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天才的匮乏。她甚至引用俄国哲学家瓦西里·罗赞诺夫的话评价这个时代：“自由可以把《战争与和平》出版得更漂亮，但自由永远也写不出一部《战争与和平》。”^[5]

其实，“俄罗斯文学已经死亡”这样的说法在文学史上并非第一次出现。即使是在从普希金到契诃夫这样的文学黄金时代，仍然有许多大作家、评论家对俄罗斯文学表示过不满，进行过讽刺。1834年，别林斯基在他的系列文章《文学的幻想》中，尽管先是列举了一长串伟大的俄国作家名单，但之后还是长叹一声：“我们没有文学。”^[6]那时作家和评论家虽然各有不同的文学主张，却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就是：“文学的匮乏，文学的缺席。”所以，评论家们疾呼“俄罗斯文学已经死亡”，是他们在回顾辉煌的过去，面对解体之初文学创作界、评论界以及读者群一段低迷彷徨时期发出的感叹。他们提出的看法部分地反映了文学创作、出版、阅读等方面存在的很多问题。创作上，最使评论家和作家担忧的问题是：文学失去现实感，失去人民性。作家瓦尔拉莫夫认为，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不仅同那个时代一样伟大，而且比时代更加丰富和深刻，就是因为它为时代忧虑和苦闷，将时代扛在肩上。也正因为此，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才能成为世界经典。的确，古往今来，凡是能够长久流传、堪称经典的作品，都是那些感受到时代的脉搏、塑造了新的人物同时又能用永恒的尺度来衡量这些人物的作品。优秀艺术研究家奥列格·谢苗诺夫也谈到，真正的艺术家没有人民是活不下去的，他渴求人民，融于人民，他应当让人民听到自己的声音。现在的读者如果不是想在作品中找到“怎么办”和“谁之罪”这样的问题的答案，那么他们至少也想知道舒克申提出的“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他们在当今的作品中什么也看不到。作家们要么描写一己的心理感受，要么编造离奇古怪的文本。伊琳娜·罗德尼扬斯卡娅感叹道，（文学）失去了对生活这个第一“文本”的兴趣，对其显而易见的表面的兴趣，对其神秘深处的兴趣。既然如此，读者也就失去了对今日文学的兴趣，只好用过去的经典充实自己的书架。

另外，作家、评论家们对读者的素质也深感遗憾，说现在的读者表现出不应该有的样子，宁肯去读侦探小说，或者躲在因特网的某个角落里谈论臆想出来的东西，也不肯去碰厚文学杂志。对此，伏·萨哈罗夫指出：“应当像别林斯基时代那样，教育和争取那些绝望的、被所有人欺骗的、被赶到角落里的、沦为赤贫的读者。将会有这样的读者。”这令人想起当年纳博科夫说的一段话：应当去培养真正的读者，让他重新去相信文学，使文学成为其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许多评论家对后现代主义持否定态度，认为像后现代主义这样的时髦文学、时尚文学充斥着市场，索罗金、阿库宁等人的书在印刷品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他们的名字在各种文学奖项中拥有令人尊敬的地位，他们不仅时髦，而且成为时尚的倡导者，甚至是思想的统治者。但这种时髦文学绝不是真正伟大的民族文学。奥·谢苗诺夫在表达对21世纪的希望时，认为“传统终会回来”，“21世纪的艺术将与古典艺术相像”，“当后现代主义带着讽刺和反驳走向终结的时候，就会转到另一个方向”。

与上述悲观论调相反，还有一些人对这十年的文学持乐观和肯定的态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著名文学评论家安德烈·涅姆泽尔和俄罗斯作家协会主席瓦西里·加尼切夫。涅姆泽尔在《精彩的十年》这篇文章中首先说明了一个大家经常忽视的真理，那就是坏文学总是比好文学多。他认为，知道了这个令人悲哀的事实，我们就会承认，90年代俄罗斯文学没有死亡，而且也不准备死亡。他指出，我们不能逃避那些消极的方面，因为它们不仅存在，而且在整个文学界都表现明显，影响读者看到现实的价值，影响作家的工作。但是实质不在于此。因为一个自由的人应当强于环境。他充分肯定俄罗斯所处的自由的环境，认为正是这种环境不再服从于一时的政治需求，使作家的工作不用顾忌任何时髦的体系和什么团体的价值，而真正成为自由的创作。加尼切夫认为，经历了1989—1994年的茫然时期后，作家们已经开始恢复传统文学的创作，以新的面貌出现在新的时期。他预言俄罗斯文学的困难时期已经过去，一定会大放光彩。

的确，在不绝于耳的“当代文学已经死亡”的论调声中，俄罗斯作家经历几多磨难和考验，终于以其深厚的文学传统、不变的追求和不懈的创作实践为俄罗斯文学带来了生机。在此期间文学创作队伍发生了很大变化。解体前就比较有名的作家，一部分逐渐淡出文坛，一部分在解体之前或之初就不幸辞世，如女诗人德鲁宁娜和以《萨什卡》闻名的小说家康德拉季耶夫，侨民文学作家多夫拉托夫等；有的在参与了新俄罗斯文学的一段进程后离去，比如文坛宿将列昂诺夫在发表长篇巨著《金字塔》后以九十五岁高龄去世，奥库扎瓦和谢尔盖耶夫在获得布克奖后三四年间去世，布罗茨基、西尼亚夫斯基等在国外相继去世；还有相当一部分作家坚持创作，影响力不减当年，如索尔仁尼琴、邦达列夫、阿斯塔菲耶夫、叶基莫夫等。一批在20世纪80年代不太得志的作家解体后进入创作的丰收期，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声誉，比如“四十岁一代”作家中的马卡宁、普罗哈诺夫等佳作频出，马卡宁甚至被誉为“当代文学活着的经典”；女作家彼特鲁舍夫斯卡娅、乌利茨卡娅等引领“女性文学”的风潮；“三十岁一代”作家托尔斯塔娅、叶·波波夫等成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主力军；一批地下文学的先锋代表不仅正式进入当代文坛，而且如索罗金、佩列文等被公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领军人物。同时一批中青年作家开始逐步显露出自己的才华并进入创作的旺盛期，如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瓦尔拉莫夫、70年代出生的帕夫洛夫等。

这些作家的创作主题丰富多样，风格千姿百态。在主题上，有政治小说：索尔仁尼琴的“两部分小说”（由两个章节构成、有两个主人公的短篇小说）对苏联社会进行重新思考，邦达列夫的政论性极强的小说《百慕大三角》对1993年十月“白宫事件”进行反思，巴克兰诺夫的《于是来了趁火打劫者》对1991年的“八一九事件”进行了具体描述并发表对戈尔巴乔夫的看法。有“乡村散文”：叶基莫夫的《皮诺切特》反映了农村在集体农庄面临崩溃时出现的问题，拉斯普京的《邻居之间》反映了苏联解体农村面临的种种问题，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和对民族性的深入思索。有战争小说：阿斯塔菲耶夫在《该诅咒的和被处死的》等小说中表现出对卫国战争、对布尔什维克的重新思索，马卡宁的《高加索俘虏》对战争中的人性进行考察。在美学上，解体之初，“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被迅速抛弃，现实主义被讽刺为“古老而又善良”的落后方法。后现代主义思潮席卷整个文坛，索罗金、佩列文等公认的后现代主义作家受到读者和传媒的热烈追捧，一些颇具后现代特色的作品，如哈里托诺夫的《命运线，或米洛舍维奇的小箱子》、马卡宁的《铺着呢布，中央放着长颈玻璃瓶的桌子》等接连获得文学奖项。到90年代中后期，后现代主义在经过短暂的热潮后迅速降温，现实主义开始回归。很多作家和批评家旗帜鲜明地提出“新现实主义”的口号，一些年青作家如沙尔古诺夫等甚至否定虚构，以近乎白描的手法直接记录自己的生活。由此，俄罗斯文学经历了一段萧条冷落、低迷彷徨的时期后，终于走上了繁荣发展的道路。

评论家玛丽娜·阿巴舍娃夸赞1999年是“一个不错的文学时期”，她说：“过去一年（指1999年——引者注）的状况令人肯定：病人（指俄罗斯文学——引者注）康复了，坚定地站了起来，并且给人以希望。”^[7]她觉得这一年就像夏天的午后，阳光洒在碧绿的树叶上，空气清新，一切都在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