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苏联解体前文学的分化：回归文学、暴露文学和地下文学

1985年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文学在整个改革进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又深受改革影响而迅速变化。在“民主化”、“公开性”、“多元化”的指引下，许多政治投机分子带着建立不同于苏联共产党的政党的目的，以文学为武器制造各种舆论宣传。他们把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描写为专制的、独裁的、不人道的社会制度，以便让人民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张。于是，压制人性、大规模镇压、大清洗、种族灭绝等一系列罪名被文学家、政治家加在了苏联、苏共和斯大林的身上，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对苏联共产党产生仇恨。文学生活在空前活跃的同时，也危机四伏、纷争不断，旷日持久的关于国家应该选择何种道路的两派斗争在文学领域开始形成。

俄国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形成了两种对立的文化思潮：“斯拉夫派”和“西方派”。在意识形态受到严格控制的苏联时期这种争论趋于弱化和隐蔽，现在由于公开性政策的刺激而逐渐激烈化和表面化。作家、作品、文学刊物都因为立场的不同而出现了清晰的分化。一方是不满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批判斯大林和苏联极权统治、把目标指向西方自由价值体系的“自由派”，旗下的刊物有：《星火》、《文学报》、《旗》、《新世界》、《十月》、《青春》、《文学评论》等；另一方是与西方自由思想坚决斗争的“传统派”，其中既有信任国家及其机构、维护现有意识形态体系的力量，也有捍卫民族精神、崇尚俄罗斯辉煌历史、主张走本民族道路的力量，旗下刊物有：《文学的俄罗斯报》、《青年近卫军》、《我们的同时代人》、《莫斯科》等。两派在国家未来发展道路、苏联历史及如何评价斯大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等问题上展开争论，斗争不断尖锐化，最后导致苏联作家协会分裂。

这一时期文学发表的热点是“回归文学”，主要包括三种作品：第一种是过去因为各种政治原因被禁、现在由于政治环境的宽松得以面世的20世纪经典作品，包括古米廖夫的诗歌、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思想》、扎米亚京的《我们》、布尔加科夫的《狗心》、普拉东诺夫的《基坑》和《切文古尔》、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等；第二种是创作于“解冻”时期却未得到发表的作品，包括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和《一切都在流动》、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孩子》、杜金采夫的《穿白衣的人们》、安德烈·比托夫的《普希金之家》等；第三种就是侨民文学的第三次浪潮，包括布罗茨基、阿克肖诺夫的作品，也有弗拉基莫夫、沃伊诺维奇以及索科洛夫、利蒙诺夫的作品，等等。这些作品题材及思想倾向各不相同，艺术形式上风格多样，但是在特殊的年代都被看作反对专制制度的文学典范。

由于“回归文学”热潮的冲击，也由于很多作家积极投身到政治运动中去，所以改革时期的文学创作稍显冷清与平淡，不过也显示出了某种分化：一种就是基本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传统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社会内涵与意义占主导地位的作品，大多带有鲜明的“暴露性”和“政论性”。另一种就是远离主流意识形态，在艺术形式上大胆探索的地下文学。

改革初年的三部作品——拉斯普京的《火灾》（1985年）、阿斯塔菲耶夫的《令人悲哀的侦探故事》（1986年）、艾特玛托夫的《断头台》（1986年），反映了苏联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阴暗面，具有极强的暴露和批判色彩。《火灾》通过一个小村子发生的一场大火表现了一群无赖在面临灾难时的种种行为，他们心中对土地、对房屋已无任何神圣感，对人的生命、对国家财产是那么冷漠无情，而这些表象的背后是国家经济体制存在的严重问题。作品选择一个林业村作为描写对象，暗含着对大自然与人的道德面貌之关系的思考：只有敬畏自然、保护自然，才能拥有自己安身立命的家，才能使人们的道德根基稳固坚实；火灾喻示着大自然对人们的警醒，是对人们珍视现实的生存家园和内心的灵魂守候的呼喊。《令人悲哀的侦探故事》中通过一个民警讲述的各种犯罪故事，像揭开疮疤一样展示出生活中的各种丑陋现象，对苏联现状的强烈不满，淋漓尽致，甚至颇具自然主义色彩的写作风格，预示着作家在苏联解体后创作倾向的转变。《断头台》通过发生在一个遥远草原上的故事揭示了人性的贪婪自私，人在缺乏信仰状态下对自然的肆意妄为，暴露了各种社会弊端及不为人知的黑暗（比如贩毒）。三部作品带有不同程度的政论色彩，犹如三枚重磅炸弹，一经发表就引起广泛的热议。小说中所展现的令人触目惊心的社会现实，所描写的道德沦丧、精神堕落的新一代青年形象，所提出的振聋发聩的社会出路问题，如警钟一般敲响人们的心灵。这三部小说是改革年代最具标志性的文学作品。

与这些强烈关注政治及普通民众生活、主要运用写实手法的作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一条文学发展的线索。80年代末，《乌拉尔》等几家文学杂志陆续推出专刊，完整地介绍所谓的地下文学，即与现实主义风格完全不同的先锋派或后现代主义作品。一些批评家如丘普里宁、爱泼斯坦等发表文章，强调为俄罗斯读者所不熟悉的、不属于传统文学范畴的另一种文学的存在，从而使一批地下文学作者——维涅季科特·叶罗菲耶夫、索科洛夫、普里戈夫等浮出水面，承认了先锋派和后现代主义美学属于当前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事实。1990年7月维克托·叶罗菲耶夫的文章《为苏联文学送葬》是后一种文学登上文坛的正式宣告，也是两种文学长久较量的开端；它引出的是何为文学创作根本出发点这一问题的斗争，也是自由派与传统派在文学领域斗争的焦点之所在。文中把苏联文学分成三种：官方文学、自由文学和“乡村文学”，预言这三种流派都将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一起成为过去，因为它们都与之不可分割，就像与苏联文学出版社不可分割一样。取而代之的将是一种战胜了以狭隘的社会性观点看待世界、把美学任务放在首位、对寻找臭名昭著的“真理”不感兴趣的“新文学”。这里的“新文学”实际上指的就是从20世纪初年盛行的现代主义传统逐步演变到后现代主义的这样一条文学发展脉络。文章在评论界引起两场重要讨论：一场是关于“60年代人”^[2]的争论，矛头指向宣扬文学的社会功用、以文学来大声疾呼被“禁止”的真理的老一代作家，谴责他们意识形态美学的调和性和文学品味上的保守主义；另一场讨论是关于后现代主义在当代文学中的地位问题，旨在为反对文学的教育功能、以寻找更加广阔的美学而非社会学意识为指向的年青一代作家争取权利和空间。两场争论结合在一起，重新确立了自由派和传统派两大阵营的所属作家和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