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研究思路与框架

虽然历朝历代在王朝统治的中后期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皇帝”，但是明代“问题皇帝”所占比重之大——占皇帝总数的四分之三，统治时间之长——几乎占据大明王朝四分之三的历史，密集程度之高——集中在中后期，表现形式之复杂多样——荒诞、怪异、叛逆、怠政、嗜酒、纵欲、寄情木匠手工等，使他们的群体性特征极为鲜明。明代“问题皇帝”的生成，有其深刻的时代意蕴，是生存环境、社会环境、政治环境和制度环境等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笔者拟突破传统政治史、制度史和纪传人物研究的局限，在社会史视角的关照下，从制度、人物与社会的多重关系出发，探讨明代“问题皇帝”产生的原因、生成的土壤和机理以及对社会造成的直接、间接影响，探讨皇帝与社会复杂的互动关系，用动态的眼光客观解读皇帝。

本书主要分为三大部分：

（一）明代皇帝的群体性特征及“问题皇帝”之表征

明代皇帝呈现出政治低能化、行为个性化与平民化趋向。其所作所为与传统文化、社会期待的皇帝角色规范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中后期“问题皇帝”频繁出现。明代“问题皇帝”角色失范表现在诸多方面：他们无视自己的政治首脑职责，荒政、怠政现象突出；懈怠“敬天”法祖的宗教祭祀职责，经常遣人代行，视祭祀为儿戏；沉溺于物质享受，无视国君的职责，只享受权利，忽视义务。

（二）明代“问题皇帝”生成的原因与环境

从生存发展环境而言，父皇的个人偏好、诸弟的觊觎野心、生母的软弱无力使得嗣君在继位之前生存环境险恶，册立困难重重，废立危机时时压在心头，经年累月处于高压恐惧状态，缺乏父爱母爱，心灵饱受摧残，在很大程度上出现心理畸形、心理疾病，人格不健全。旨在培养、提高皇帝或太子治国能力和君德修养的皇室教育制度多以失败告终。他们的正规学习几乎都未完成，故其君德修养和政务处理能力都很弱，不堪治国重任。

从社会环境而言，“仁宣之治”使得明朝经济实力大幅度上升，呈现国强民富、歌舞升平的盛世景观。社会流动加剧，商品经济发达，城市化进程加速，多元社会结构特征日益显著。市民文学繁荣，心学传播导致异端思想盛行，在社会掀起“狂飙”解放潮流。人们的日常生活、思想观念发生深刻变化，重商主义、拜金主义、纵欲主义、及时行乐思潮盛行，举国上下浸淫其中，皇帝概莫能外。

从政治环境而言，宰相制度的废黜使得明代皇帝最重要的纠错机制、辅佐力量消亡。代行机构——内阁权限缺乏法理的保证，与宦官集团分掌权力。高度发达的文官制度成为双刃剑，在帮助不称职的皇帝维持正常统治秩序的同时，也为皇帝提供偷懒的机会和退回内朝的空间。完整详备的祖训祖制和空前强化的“法祖”意识，作为对皇帝最重要的软约束机制，不仅未能约束皇帝的行为，反而激起他们的逆反心理，使之越发背离角色规范，在荒君纵君之路上越滑越远。

从制度环境而言，明代虽然建立最为完备的司法机构和监察机制，但这些机构是皇帝大权独揽下的权力制衡、监察机制，根本不对凌驾其上的皇帝进行监督或约束，使皇权的外在约束机制形同虚设。嫡长子皇位继承制度伴随着嫡子的缺席，产生激烈的皇位竞争。皇帝对太子的敌意、不信任或排斥心理引发太子册立危机，加上皇帝的普遍短寿早夭，影响皇位的继承和对帝国的控制力。

此外，在统治集团内部，皇帝、文官与宦官关系非常微妙。明代中后期皇帝与官员的合作无法顺利进行。正直官员对皇帝要求过于严格，导致君臣关系紧张，恶性循环；而以示弱博得皇帝好感的官员却纵容、助长了皇帝恶行。与此相对应，宦官挖空心思获取皇帝信任，竭力施展对皇帝的诱导力，使之亲近宦官集团，素质较低的宦官对皇帝的负面影响力与日俱增。文官在与宦官的皇帝争夺战中屡屡败北。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背离君道的价值观逐渐在宫中占据主导地位。皇帝在日益萎靡放纵、醉生梦死、及时行乐的空气中沦陷，一一成为“问题皇帝”。

（三）明代“问题皇帝”对国家与社会的影响

皇帝虽然身在九重深宫，但是，对整个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皇帝对官僚系统与政府行政效率的影响直接决定了王朝的命运，天下兴亡可以说维系在皇帝一人身上。“问题皇帝”不履行职责，长期消极怠工。政府官员群龙无首，拖沓散漫、因循守旧，不肯尽心办事，使得政府部门行政效率低下。他们家国不分，本末倒置，加深社会危机与矛盾冲突。

明代“问题皇帝”完全凭个人好恶奖惩官员，任性使气，使得官员纷纷走上异途：或噤若寒蝉、消极怠事，或阿谀献媚、变更士节，或告老还乡、隐居山林。整个官场“居间”习气牢不可破，朋党之争加剧。东林党与阉党之争更是导致明朝灭亡的一大因素。整个统治阶层彻底分化，各怀异心。上层统治者腐化、崩溃，无药可救。流风被及士林，士人或纷纷归隐山林，或及时行乐、行为荒诞。

“问题皇帝”对社会大众造成的影响集中在生活习俗、文学艺术、社会思潮等方面。“问题皇帝”在宫中肆无忌惮，宣淫导奢，将明中叶以来的奢侈淫乱僭越之风推向新的高潮。民间“求新”、“求异”风潮与当朝皇帝的个人喜好有密切关联。皇帝对戏曲小说的喜好直接影响民间文学艺术的繁盛。民间瓷器服饰等直接与皇帝个人风格、社会背景相映成趣。皇帝对社会舆论、思潮采取的态度直接影响它们在民间的发展。皇帝不仅发挥着国家最高首脑的象征性作用，更通过行政手段或民众迷信崇拜心理发挥着明星效应，影响着社会风潮。他们虽隐居九重深宫，影响力却波及宇内。上至朝廷命官，下至庶民百姓，或大或小都受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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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梁启超：《新史学·中国之旧史》，岳簏书社1998年版。

[2] 明代十六帝分别为太祖朱元璋、惠帝朱允炆、成祖朱棣、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英宗朱祁镇、景帝朱祁钰、宪宗朱见深、孝宗朱佑樘、武宗朱厚照、世宗朱厚熜、穆宗朱载垕、神宗朱翊钧、光宗朱常洛、熹宗朱由校和思宗朱由检。

[3] 诸如《明史》、《明实录》、《宝训》、《明会典》、《明会要》、《明通鉴》、《明鉴》、《明史纪事本末》、《国朝纪录汇编》、《皇明诏令》、《皇明大训》、《皇明史概》、《皇明世法录》等。

[4]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卷2《原君》，《黄宗羲全集》（一），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5]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卷4《学校》，《黄宗羲全集》（一），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6] 顾炎武：《日知录》卷13《正始》，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7] 谭嗣同：《仁学·自叙》，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8] 邹容：《革命军》，中华书局1971年版。

[9] 吴晗：《朱元璋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

[10] 吴晗：《朱元璋传》（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晁中辰：《明成祖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樊树志：《万历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崇祯传》（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1] 吕景琳：《洪武皇帝大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毛佩琦：《永乐皇帝大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赵中男：《宣德皇帝大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赵毅、罗冬阳：《正统皇帝大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郭厚安：《弘治皇帝大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李洵：《正德皇帝大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林延清：《嘉靖皇帝大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曹国庆：《万历皇帝大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林金树、高寿仙：《天启皇帝大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张德信、谭天星：《崇祯皇帝大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12] 郭良玉：《朱元璋外传》（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陈梧桐：《朱元璋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修晓波、田澍：《明太祖——朱元璋》（学苑出版社1997年版）；商传：《永乐皇帝》（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何宝善：《嘉靖皇帝朱厚熜》（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年版）；许大龄、王天有：《明朝十六帝》（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版）。

[13] 樊树志：《万历传》，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29页。

[14] 同上书，第13、14页。

[15] 林延清：《嘉靖皇帝大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39页。

[16] 林金树、高寿仙：《天启皇帝大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17] 李洵：《正德皇帝大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18] 万历的懒惰乃是极度苦闷的象征，张居正不让他练字，申时行不让他练兵，群臣不让他立宠妃的儿子为太子，千方百计将之束缚在祖训制度规范中。他在免去自己参加典礼的麻烦的同时，却在用一些更为无聊的方法消磨时光，只是活着的祖宗。明明是一个喜欢活动而又精力充沛的人，但又无法做出积极的创造。参见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99页。

[19]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页。

[20] 林金树、高寿仙：《天启皇帝大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21] 赵中男：《论朱瞻基的历史地位》，《北方论丛》2004年第4期。

[22] 赵中男：《宣德皇帝大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23] 郭厚安：《弘治皇帝大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24] 此类文章非常多，可以参见姜晓萍《朱元璋法律意识二重性心理探析》，《史学集刊》1996年第2期；朱玉婷《朱元璋法律思想探析》，《济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王世谊、丁守卫《朱元璋“重典治国”思想探析》，《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等等。

[25] 刘潇潇：《朱元璋“重典治国”思想的合理性及历史借鉴》，《常德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

[26] 徐晓庄：《试析朱元璋法律实践的矛盾性》，《史学月刊》1996年第4期。

[27] 张生：《略论朱元璋犯罪预防思想》，《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28] 例如，赵映林：《朱元璋整饬吏教训》，《文史杂志》1992年第6期；王世谊：《朱元璋“重典治国”思想探析》，《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赵天宝：《论朱元璋“重典治贪吏”及启示》，《兰州学刊》2007年第6期；王明坤：《浅论朱元璋重惩贪赃罪之严厉性及效果》，《法制与社会》2007年第11期。王起奎：《朱元璋治吏禁贪及其启示》，《政工学刊》1994年第1期；李风华：《简论朱元璋廉政方面的政制设计与明代政治兴衰之关联》，《湖南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张兆凯：《朱元璋重典惩贪得失新论》，《求索》2002年第4期；薛国中：《朱元璋的廉政建设——教育、监察、惩奖》，《武汉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等。

[29] 何成：《朱元璋反贪及其启示》，《理论学刊》2001年第11期。

[30] 吴思：《朱元璋的新官堕落定律》，《领导文萃》1999年第11期；向洋：《朱元璋和他的“官员腐败定律”》，《四川监察》2002年第2期。

[31] 关汉华：《朱元璋与明代国家监控体制的奠立》，《江汉论坛》2004年第3期。

[32] 薛国中：《朱元璋的廉政建设——教育、监察、惩奖》，《武汉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33] 例如，战继发：《朱元璋兴学立教的社会功能探析》，《北方论丛》1997年第3期；万明：《朱元璋的教育思想与明初的教育发展》，《安徽史学》1994年第4期；沈友：《朱元璋注重培养选拔优秀年轻人才》，《中国行政管理》1995年第10期；宋强刚：《朱元璋的养士、用士与明代之士风》，《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2—3期；马社香：《从朱元璋家风谈起》，《党政干部论坛》1998年第8期；姜凤歧：《试论朱元璋对太子的教育》，《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范沛潍：《朱元璋对诸子的教育和培养》，《史学月刊》1995年第6期；等等。

[34] 万明：《朱元璋的教育思想与明初的教育发展》，《安徽史学》1994年第4期。

[35] 宋强刚：《朱元璋的养士、用士与明代之士风》（上、下），《四川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2—3期。

[36] 吴雁南：《朱元璋的历史性成就与心性之学》，《贵州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

[37] 范沛潍：《朱元璋对诸子的教育和培养》，《史学月刊》1995年第6期。

[38] 田澍：《洪武祖制与嘉靖前期革新》，《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5期；《嘉靖前期改革条件的生成——明代改革新思维》，《西北师大学报》1999年第1期；李梦芝：《论弘治帝的历史地位》，《史学月刊》1997年第2期；林延清：《论明世宗打击和裁抑宦官》，《史学集刊》1994年第4期；尹湘兵：《明世宗与宦官》，《黑龙江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等。

[39] 赵庆伟：《略论朱元璋文化性格的形成》，《中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何纪宪：《朱元璋猜忌性格及其危害》，《贵州文史丛刊》1994年第5期；吕景琳：《朱元璋的生活历程和性格心理的变迁》，《东岳论丛》1995年第6期。

[40] 何纪宪：《朱元璋猜忌性格及其危害》，《贵州文史丛刊》1994年第5期。

[41] 吕景琳：《朱元璋的生活历程和性格心理的变迁》，《东岳论丛》1995年第6期。

[42] 赵庆伟：《略论朱元璋文化性格的形成》，《中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43] 樊树志：《帝王心理：明神宗的个案》，《学术月刊》1995年第5期；张德信：《略论崇祯帝性格的形成》，《史学集刊》1994年第2期；韦庆远：《明清史新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44] 朱星：《中国皇帝评论》，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0年版。

[45] 周良霄：《皇帝与皇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46] 吴晗、费孝通：《皇权与绅权》，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47] 科大卫：《皇帝与祖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48] 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49] 张分田：《中国帝王观念——社会普遍意识中的“尊君—罪君”文化范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0] 葛荃：《权力宰制理性——士人、传统政治文化与中国社会》，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51] 秦海轩、卢路：《中国皇帝制度》，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

[52] 张分田：《中国帝王观念——社会普遍意识中的“尊君—罪君”文化范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69、5、11页。

[53] 李渡：《明代皇权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54] ［美］拉尔夫·林顿：《文化人类学——人格的文化背景》，蔡勇美译，（台北）三信出版印行1975年版。

[55] 时蓉华：《社会心理学大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2页。

[56]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页。

[57] 时蓉华：《社会心理学大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2页；朱智贤主编：《心理学大词典》，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49页。

[58] 《诗经·小雅·北山》。

[59] 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0页。

[60] 赵秀臣：《议论议论皇帝》，《中国审计》2003年第8期。

[61] 向斯：《漫话皇帝的寿命》，《紫禁城》1998年第3期。

[62] ［美］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54、55页。

[63] 时蓉华：《社会心理学大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2页。

[64] 同上；朱智贤主编：《心理学大词典》，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48、349页；贺刚：《真我假我——角色心理》，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版，第43页。

[65] ［美］戴维·波普洛：《社会学》，李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0页。

[66]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第二部《帝国与国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558、562页。

[67] 张分田：《中国帝王观念——社会普遍意识中的“尊君—罪君”文化范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6页。

[68] 《荀子·正论》。

[69]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9《匡衡疏》。

[70] 皇帝的角色规范必须考虑君与天、君与道、君与国、君与民、君与臣、君与法、君与德、君与谏等因素的关系，必须对上帝、天道负责，体察、恪守道义，遵守圣道、王制，以天下、国家、社稷为重，节制欲望、任用贤能、关爱民众，恪守礼法、主持正义、办事公道，平均天下。

[71] 英国学者莱芒·道逊在《中华帝国的文明》中指出，中国皇帝重点扮演宗教总祭司与政务最高决策者两大角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荷兰学者希尔认为，“中国的统治者——君主的主要职能是宗教和道德领袖，统治家族族长、主帅及最高政治权威”（希尔：《明代景泰年间中国帝制之透视》，吴建华译，《湛江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

[72] 严家其：《首脑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页。

[73] 《明太祖宝训》卷4《仁政》。

[74] 同上。

[75] 赵贞吉：《三畿九弊三势疏》，《明经世文编》卷254，中华书局1962年版。

[76]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