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明代皇帝的趋向性特征
明代十六帝是历代王朝中享有民间称谓和自号最多的皇帝:“平民天子”——太祖,“太平天子”、“蟋蟀皇帝”——宣宗,“幼冲天子”——英宗,“中兴天子”——孝宗,“风流天子”——武宗,“新天子圣人”——世宗,“令主”——穆宗,“木匠皇帝”——熹宗,“独夫”——思宗;此外,武宗自号“锦堂老人”、“威武大将军”、“太师镇国公”、“大庆法王”、“西天觉道圆明自在大定慧佛”,世宗自号“天池钓叟”、“真人帝君”、“尧斋”,穆宗自号“舜斋”,神宗自号“禹斋”。通过这五花八门的称谓,可以感受到明代皇帝迥异于其他王朝皇帝的特质气息和群体性特征。
一 政治低能化
(一)皇帝大多能力低下,缺乏主见,依靠内阁与宦官治理国家
马基雅维里有句名言,“君主应当同时效法狐狸与狮子。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2]皇帝作为最高行政长官,必须具有治理天下、统驭万民的能力。这就需要皇帝具备两个基本素养:
其一,选官之能。皇帝的臣属不仅人数甚多,且人性复杂。管子具体分出了法、饰、侵、谄、愚、乱、奸臣七类对君主不利的臣僚[3];荀子更细分出了态、篡、谄、顺、功、忠、谏、辅、圣臣九种臣僚[4];唐人赵蕤则将臣僚分正邪两种各六类,即所谓的“六正”(圣、大、忠、智、贞、直臣)“六邪”(具、谀、奸、谗、贼、亡国臣)。[5]这就要求人君必须具备知人善任、辨别人才、重任贤能、驱除奸佞、杜绝谗邪的能力。
其二,驭臣之道,君临之术。皇帝需以八柄(爵、禄、予、置、生、夺、废、诛)、四位(文、武、威、德)、七术(众端参观、必罚明威、信赏尽能、一听责下、疑诏诡使、挟知而问、倒言反事)、察六微(权借在下、利异外借、托于类似、利害有反、参疑内争、敌国废置)、两手(刑、德)等作为驾驭国家机器、驱役全国臣民的手段。利用人趋利避害的本能,依赖刑、赏二柄,刑以戒之,赏以劝之,诱之以利,施之以法,才能操官僚生死荣辱于手中,从而驾驭整个官僚机器,使百官垂拱,政由己出。
但事实上,明代皇帝大多没有这种治理政务和驾驭群臣的能力。他们在奏章上的批注不是“已阅”,就是“知道了”,或“依例准行”,或“着阁臣讨论”。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指导性意见。“中兴之主”孝宗在执政前期处理政务时,将诸司题奏递给徐溥、谢迁、刘健、李东阳四大臣一起商议,“溥等拟批答,上览,或更定二三字,或删去一二句,应手疾书,略无疑滞”。[6]可惜,这种局面在孝宗统治中后期再也难见。此后各帝极少有人能够娴熟处理政务,胜任工作。即使享有“令主”美誉的穆宗对军政要务也是一问三不知,在庙堂上的表现仅仅是“拱手缄默”,完全依靠大臣。这些皇帝自然无法驾驭群臣,处治国务,君临天下。[7]
此外,资质、能力平庸的明代多数皇帝对繁忙的政务也缺乏足够的热情,贪图享受,缺乏远大抱负和理想。“到明中叶以后,朝政日益腐败,英宗以下诸帝都是长期不问政事,有的在位四十余年之久,基本上没有上过朝,或者迷恋于修仙得道,或者沉溺于声色犬马。”[8]他们将更多的时间、精力投向自身的物质、精神享受或者价值实现,将政治权力交给他人,完全依靠内阁和宦官进行决策。早在洪熙年间,仁宗就十分依赖阁臣,“仁宣之治”的实现完全离不开“三杨辅政”。此后,景帝统治离不开于谦的支持,神宗、穆宗、光宗更是完全仰仗内阁,否则寸步难行,故神宗放任其他部门官吏缺员不补,却对辅臣申时行、方从哲等再三挽留,极力劝说他们继续出面主持大局。
皇帝在对阁臣委以重任的同时,却又心存疑忌。即使明中叶最虚心纳谏、君臣相处甚欢的孝宗,在张天祥一事中也不觉脱口而出“文臣不可信”[9],足见皇帝对大臣的怀疑、不信任。皇帝以阁臣与宦官并重、阁臣与部臣互相牵制,竭力保持朝中各股势力的平衡,并寻找最适合的代言人。阁臣、宦官为了获取更多权力,纷纷投皇帝所好。皇帝为了满足私欲,将大权交给最能替自己排忧解难的人,结果经常受到蒙蔽。英宗视王振为“翁父”,任其专权,结果导致“土木之变”;宪宗朝宦官汪直把持朝政,竟出现“只知有汪太监,不知有皇帝”的局面;武宗朝刘瑾成为“立皇帝”;世宗时严嵩擅权20年;熹宗时魏忠贤成为“九千岁”,“生祠”遍布全国……这些人权势灼天,阻塞皇帝与外廷交通,排除异己,为非作歹,将明王朝推向败亡崩溃的深渊。明代中后期的皇帝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几乎没有什么作为,或为权阉、或为权臣蒙蔽,经常大权旁落,受制于人。熹宗更是成为魏忠贤操纵下的一个木偶,一个傀儡皇帝!
(二)明代皇帝大多不愿承担政治责任,荒政怠政现象严重
皇帝的核心职责是治理天下,统驭万民。明太祖废黜宰相后,皇帝不再通过百官之首的宰相来统领文武大臣,而是直接与群臣接触,事必躬亲,事务剧增。朱元璋在即位之初就规定皇帝上朝的仪礼制度规范,并在早朝之外另设午朝、晚朝,规定政府各部有185种事件必须面奏,并创下8天收到各衙门奏札1660件,计3391件事的纪录,平均每天要处理200多份报告、400多件事情的最高纪录。他每天披星戴月,寝食难安,政务繁忙,却从中获取权力感和成就感。明太祖为后世子孙树立典范,但他的子孙们并没有效仿,也无力效仿,中后期皇帝面对繁重的政务负担,不仅没有坚持祖训“勤政”条令,反而慵懒昏聩,荒于政务。
后人对明代皇帝批评特别严厉,不仅因为他们无能,更主要是他们太“懒”。当一个好皇帝,君德比才能更重要。如果皇帝本人有能力并且愿意担负治理整个王朝的重任,就可以充分行使皇帝权力。一旦皇帝本人缺乏才能,不能担当重任,只要尽心尽责当好帝国政府名义上的领袖,依靠政府和文武百官的辅佐,维系朝廷的正常运转,也能实现国家大治的目的,仍不失为一个好的统治者。然而,明代中后期皇帝普遍不喜欢政务,能坚持上朝者寥寥可数,疏于政务:宪宗在位23年,仅在成化七年召见大学士;孝宗时阁臣10年才得机会一见皇帝;熹宗在位7年,更是一次也没有召见大臣;而明世宗和神宗更是创下历史上皇帝懒惰荒政的纪录;世宗在位45年,从嘉靖十九年(1540)到二十一年6次视朝,二十一年至四十五年这24年时间里只有3次朝见群臣的记录;神宗在位48年,自张居正去世后日益厌倦政事,不视朝,不御经筵,不亲郊庙,不批答章疏,中外缺官亦不补,只知享受,成为“酒”、“色”、“财”、“气”四毒俱全的皇帝,从万历十八年(1590)以后只因“梃击案”召见过群臣一次,成为“懒王之王”。明朝皇帝既不上朝视事,接见群臣,也不开经筵,与朝臣真正处于长期隔绝状态。正如赵翼总结的,“自成化至天启一百六十七年间,除弘治间数年以外,其余皆帘远堂高,君门万里,上下否隔,朝政日非”。[10]
皇帝消极怠工,政府各部门及其事务势必深受影响。孝宗早年勤于政务,整个统治机构便高效运作,出现“弘治中兴”的盛况。他晚年上朝“渐晚”、“渐疏”,臣子“奏事日止一次,朝参之外不得一望天颜”,皇帝“章奏批答不时断决,或稽留数月,或竟不施行”,结果“事多壅滞,有妨政体”。[11]世宗最初励精图治,以身作则,天不亮就视早朝,带动了那些偷闲懒惰的大臣。君臣勤于政事,关系融洽,“诸边奏报、臣子建言,手批立决,无滞片刻”,政府行政效率很高,“朝下而夕具奏,夕上而朝报可”。但到了中后期“内朝罕复临御,常朝之后人臣无复进见。三殿高,鲜或窥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积”。[12]
二 行为个性化
与前朝皇帝相比,明代十六帝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个性鲜明,集中表现在鲜明的叛逆精神、多元化自我诉求和极端化性格三个方面。
(一)明代皇帝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和强烈的叛逆精神
特立独行的明代皇帝不在少数,其大部分都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尚无直接材料说明明代中期以后的皇帝们直接受到阳明心学的影响,但就其表现而言,他们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具有张扬个性、突出个体行为的意识,具有强烈的叛逆精神,与阳明心学的部分思想较为契合。
阳明心学兴起于正德年间,嘉靖、万历时期风靡于整个社会,但人们对程朱理学的反思与批判早在成化年间就已展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奢侈风潮开始盛行,一方面理学家要求人们“存天理、灭人欲”,追求个体道德观念的升华,坚持操守;另一方面,官员们公然进行钱权交易,徇私舞弊,以权谋私,阳奉阴违。在这种社会现实下,明太祖大力推广的程朱理学教化模式开始松动与瓦解。人们努力挣脱程朱理学的束缚,朝野不少人士深受阳明心学的熏染。在这种氛围下,皇帝或多或少受到影响,武宗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明武宗言行举止无不异于常人,时时处处流露出叛逆的本性。他用荒诞不经的一生来注解自己对于张扬个性、挣脱束缚、追求自我的理解。他向往自由自在的生活,为了寻找适合自己的空间,不惜与传统决裂,与官员对抗,打破陈旧的祖制规范,冲决传统习俗编织的罗网,在叛逆中一路行来。
文官希望武宗能坚持经筵讲学,早朝勤政;恤安人心,享重宗庙;孝养慈闱,敬事苍昊;舍豹房而居大内,远嬖幸而近儒臣;禁宫中贸易,罢皇店生意;还边兵斥番僧;不亲俳优,尽屏义子;停织造罢土木;汰内官禁进奉。[13]武宗偏偏反其道行之,将自己放荡不羁、玩世不恭的性格、作风发挥到极致。不仅喜欢求异,随心所欲,好勇、好货、好土木、好女色、好酒、好佛,而且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肆无忌惮地将所有惊世骇俗的想法付诸实践:修建规模宏大的“豹房”,广置女嬖、优伶、艺妓于其中,收罗钱财存储珍玩;公然违背祖制,调边兵入京,亲自领兵操练;亲与虎豹嬉戏;日与优伶贱役杂处,与三教九流、鸡鸣狗盗之徒为伍,花天酒地、寻欢作乐,独自溜出禁宫,逾夜而返;禁民间杀猪,不许吃猪肉,颁布“禁猪令”……这位风流天子对那些经过精挑细选、才色俱佳的后宫佳丽无动于衷,却在豹房恣行淫乐,宠幸孕妇、艺伎、臣子妻妾,出巡途中抢男霸女,甚至连寡妇、妓女都不放过,千方百计弄到手,完全置传统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等级礼制观念、皇家的威仪尊严于不顾,肆无忌惮地做着连普通老百姓都不会做或者耻于做的事情,缺乏基本的礼义廉耻观念。
武宗堂堂一国之君却不以君主自居,封自己为威武大将军、镇国公,亲自领兵出征,为自己加官晋爵,领取薪俸。从正德十二年(1517)开始,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巡游中度过,留在北京皇宫的日子屈指可数。他这种离经叛道、匪夷所思的行为,从某种层面上正反映了他的一种畸形变态心理,采用最极端的方式来发泄对祖制与传统的不满。在文官与君王的对抗中,武宗凭借自己的勇毅与张狂获得了自我,做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独一无二的自在皇帝,一个完全不顾惜名分、彻底追求狂放的顽劣皇帝,而付出的代价则是被视为最荒诞不经的皇帝,生前身后遭到无数的抨击。
(二)明代皇帝更多的关注个体追求和自我诉求
明代很多皇帝都属于庸主。在“超我”与“本我”中,他们大多注重“本我”的享受,实现自我的价值,并且在表现形式上呈现多元化倾向。具体到政治事务方面,他们荒怠政务、拒绝纳谏、重用奸佞、残害忠良、扰乱民生;在个人生活方面,他们纵情恣欲、淫乱无忌、穷奢极欲、耽迷酒色。在他们统治期间出现了很多问题,国家经济凋敝,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明中叶以降,内忧外患一直缠绕着大明帝国。国家危机四起,终致积重难返。身为一国之主,诸帝面对严峻的形势却又无力回天。在其继位之初的诏令中,我们尚能明显感受到急于建功立业的努力和迫切心情,但到了执政中期便只见无奈与退缩。缺乏雄才大略的皇子皇孙纷纷走上无视问题或逃避现实的道路。宣宗擅长作画,宪宗擅长演戏,武宗喜欢武功,世宗迷信道教,神宗擅长书法,熹宗喜欢木工,他们在自己喜欢的领域花了相当的时间和精力。
以明熹宗为例,他早在执政初年就认清文官只知纷嚣、不肯尽心为国办事、为主解忧的本质,对文官十分失望,但自己又无力扭转、改变王朝的弊政和衰败的状况。于是,悉心经营自己的生活天地。熹宗喜欢做木匠活,喜欢设计房屋,打造家具器物,“好手造漆器、砚床、梳匣之属”,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与天赋,精通此道,“工巧妙丽,出人意表”。[14]时“上好弄油漆,凡所使器具,皆御用监内官监办。进作料,上手为之,成而喜,喜不久而弃,弃而又成,不厌也。倭漆中杂金屑,砂砂粒粒,光色莹然,亦为时所重”。[15]天启年间,匠人制作的床极其笨重,需要十几个人才能移动,用料多,样式也极普通。而熹宗自己设计图样,亲自锯木钉板,一年多工夫便造出一张床来。床板可以折叠,携带移动都很方便,床架上还雕镂有各种花纹,美观大方,为当时的工匠所叹服。正是这种高人一等的技艺、才能,令他得到无比的满足,处理朝政、治理国家等皇帝最重要的职责完全被他抛之脑后。他沉醉于木艺制作与发明,“仙姬翦水散瑶芳,堆象镂狮侍所旁。警跸一声雷影动,亲持玉尺减增量”。[16]日日营作,废寝忘食,夜以继日,“日夕躬自营缮小房雕楼刻,画工师莫及。非亲昵内臣不得见”。他“大事多教属厂臣,手营窄殿秘如神。氍毹恰受三人坐,藻井勾阑色色新”。[17]一件作品往往倾注无数心血,“不爱成器,不惜天物,任暴殄改毁,惟快圣意片时之适”[18],追求尽善尽美。
具有艺术家气质与潜能的熹宗在创作作品时全身心投入,一旦中途被行政事务中断,往往大发雷霆,恼羞成怒。因此,他将朝政全权委托给魏忠贤和其他人处理。每次当识字女官刚刚把奏折上的官职、姓名朗诵完,熹宗就不耐烦地说:“我都知道了,你们用心行去!”[19]魏忠贤正是利用了熹宗全身心投入个人兴趣,对外事不闻不问、沉醉自我小天地的特点,达到独揽大权、把持朝政的目的。魏忠贤擅政,“各衙门章奏俱不用阁票,特用内旨。生杀予夺,惟忠贤与体乾为之。阁臣魏广微,凡有密札达东厂,皆用阁揭贴红签。用小白文印记于上,题曰:‘内阁家报’”。[20]换句话说,魏忠贤的专权是建立在熹宗追求自我价值实现与满足基础之上的。
明代中后期皇帝逃避皇帝职责义务的表现方式、原因各不相同:神宗长年累月不上朝,中外奏折一律留中,完全的无为,彻底的怠政,以此表达他对个人欲望不得实现的愤懑与不平,在与文官集团持久的拉锯战中得过且过,宁可将过剩的精力放在看宫中太监斗鸡上,也不愿如文官所愿保持良好的皇帝形象;穆宗、光宗则将权力交给内阁,完全依赖大臣处理政务,自己沉溺于纸醉金迷的宫廷生活,在莺歌燕舞中游戏人生,放纵情欲,尽情享受,极力发泄自己长期被压抑、扭曲的人性。明朝皇帝自英宗以后一直存在很多问题,他们形式各异的表现与其说是客观形势造就的结果,毋宁说是个体自我选择的结果。
(三)明代皇帝就个体而言,具有鲜明的极端行为倾向
明代十六帝在性格上呈现鲜明的两极化趋向,一端是以明太祖为首,包括成祖、武宗、世宗和思宗在内的强硬一脉,以性格暴躁、残忍好杀著称,偏爱重刑和清洗;另一端是以明惠帝为首,包括仁宗、宪宗、孝宗、穆宗、光宗、熹宗在内的文弱一脉,以宽仁温和见称,性格相对软弱、怯懦。
太祖疑忌之心很重。洪武九年(1376),“天下考校钱谷策书。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系狱中”。历代地方官员向朝廷缴纳钱粮谷物时,为避免途中损耗引起的数额不符,前后舟车劳顿之苦,往往未雨绸缪,带上盖官印的空头单据,保证勘验时文书记载与实际钱粮数目相符,这已经成为惯例、传统。太祖却大发雷霆,“以为欺罔,行省大臣二十余辈,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贰以下榜一百,免死,为军远方”,“丞相、御史大夫皆知其无他罪可恕,莫敢谏。宁海郑士利为书数千言,言数事而于空印事最详。士利遂输作终身,而竟杀生印者”。[21]
江山稳固之后,明太祖就开始大肆残杀功臣良将。洪武十三年(1380)以“谋反”罪将宰相胡惟庸诛杀,李善长、陆仲亨、唐胜宗、费聚等大臣也被杀,明初文臣之首的宋濂也死于流放途中。此次案件前后株连多达3万余人,史称“胡狱”;洪武二十六年(1393)凉国公蓝玉因“谋反”罪被杀,株连死者1.5万余人,史称“蓝狱”。此外,淮安侯华云龙,太史高启,大将廖永忠,朱亮祖,右丞相汪广洋,户部侍郎郭桓,江夏侯周德兴,靖宁侯叶昇,颖国公傅友德,定远侯王弼,宋国公冯胜,监察御史王朴等都因各种“罪名”被处死或赐死。明初开国元老除常遇春、汤和、徐达、沐英等外,大多不得善终。
太祖刚愎自用,听不得别人的劝谏。翰林编修张姓者能直言,“不能容,除为山西蒲州学正。例应进贺。撰表,高庙阅之,识其名。见其表词有曰‘天下有道’,又曰‘万寿无疆’。发怒曰:‘此老还谤我,以疆道二字拟之。’即差人逮来”。[22]洪武年间,不少官员朝衣紫蟒,晚服囚衣。士人“以溷迹无闻为福,以受玷不录为幸。以屯田工役为必获之罪,以鞭挞捶楚为寻常之辱”。[23]尽管太祖重视人才选拔,希望士子能人出山为国效忠,但其猜疑的性格、鞭打的大棒政策,使得士人噤若寒蝉,纷纷退隐,不愿出仕新朝。
成祖在“靖难之役”后登基,立即颁布“奸臣名单”[24],对建文旧臣的打击报复不遗余力,尤其是对方孝儒、黄子澄等名儒重臣及其家族的惩罚,心胸过于狭隘。教坊司等官于右顺门口奏:“有奸恶齐泰的姐并两个外甥媳妇,又有黄子澄妹,四个妇人每一日一夜二十条汉子看守着。年小的都怀身孕,除生子令做小龟子,又有三岁小的女儿。”奉钦依:“由他,不的长到大便是个淫贱材儿。”又奏:“当初黄子澄妻生一个小厮,如今十岁也。又有史家,有铁信家小妮子。”奉钦依:“都由他,钦此。”[25]茅大芳56岁的妻子张氏受牵连被发派到教坊司,病故。教坊司上奏皇帝。成祖颁下谕旨:“着锦衣卫分付上元县,抬去门外着狗吃了。”[26]齐泰、黄子澄等人因政治立场与成祖相左,成祖誓不相容,纵容手下对这些罪臣妻女肆意凌辱,横加迫害,完全没有帝王的风范与气量,行径有失偏颇。
武宗执意南巡,遭到百官反对,便采取大棒政策,廷杖百余名官员。世宗在“大礼议”之争中采用相同手段打击、报复杨廷和集团,不动声色将整个官僚集团权力再分配,采取软硬兼施的手腕,迫使百官屈服于自己的淫威。思宗虽然是明朝中后期难得的有为之君,但他生性猜忌多疑又独断专行,形似谦恭实则刚愎自用,举措失当,内阁六部官员如走马观花,更换频率极高,官员身系牢狱人满为患,再加上对将帅严酷的惩罚,每失一地则不分青红皂白斩杀将帅,结果在战事、政事岌岌可危之时,朝中几无可用之人,国家几无可用之兵,最终丧失了挽救明王朝的机会。
这五位皇帝的共同点是将生杀予夺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时时通过血腥的手段和极端的事件严刑立威,巩固自己的统治。
而惠帝等则表现出完全相反的一面。建文帝与其父一样文弱,书生意气,在叔父燕王起兵造反之际,反将燕王留在京城做人质的几个儿子全部放回去,并派人劝慰安抚,力图说服燕王放弃起兵念头。燕王见到自己的儿子,喜出望外,再也无所顾忌,率领军队造反。战争一开始,建文帝害怕背负杀害叔父的罪名,反复叮嘱将帅不得伤害燕王,束缚众位将帅的手脚,多次错失良机,众将士只能眼睁睁看着燕王垫后,掩护军队离开,却不能追击捕杀。燕王凭借建文帝的这道圣旨多次转危为安,化险为夷,最终扭转战局,取得胜利,而最初占有绝对优势的建文帝反而在“靖难之役”中败北。
宪宗宽容地对待曾经废过自己的景帝君臣,不计前嫌,为于谦平反冤案,恢复名誉。不过,他的柔弱中带着一丝狡黠,当他希望立宠妃万氏为贵妃时,不惜以退位相要挟,迫使皇太后和群臣接受自己的意见。孝宗的仁厚中带有几许懦弱,对害死亲生母亲的万贵妃忍气吞声,对不贤明的父皇从不埋怨,对并不贤惠的张皇后放任其为所欲为。神宗的怯懦在于不敢违逆群臣意见册立爱妃爱子,只好采取长年不上朝的方式以消极怠政做无言的抵抗。光宗的柔弱昏聩在于不仅不打击报复曾经严重威胁他的地位与安全的郑贵妃,反而以谨遵遗命的名义尊崇她,给予她神宗本人都不敢给的皇太后名分。
明代皇帝的两极化特征使他们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两个面相,或过分强硬、血雨腥风令人望而生畏,或过于软弱、令人扼腕叹息。太祖、成祖、世宗、思宗的雄猜怀疑、刚愎自用使得官员朝不保夕,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而穆宗身为九五之尊却畏惧内廷宦官不敢回宫,光宗东宫门可罗雀,真是狼狈至极。明代皇帝性格集中分布在两个极端,成为这一群体最鲜明的特征之一。
三 平民化趋向
明太祖朱元璋是历史上身份最卑贱、身世最坎坷的皇帝,以他为首的明朝诸帝很少表露出君临天下、傲视群雄的优越感,反而流露出卑微战兢的心态。与汉、唐、宋、清君主相比,明代皇帝的文化素质明显偏低,他们的言行举止和观念心态都表现出一定的平民化甚至市民化倾向。
(一)明代皇帝较多接触社会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贫苦,父母兄弟都在瘟疫中丧生。他无以为生,只好出家当和尚。在风云际会的元末农民大起义中,各路英雄豪杰竞相逐鹿中原,朱元璋凭借聪明才智与过人胆识逐渐从群雄中脱颖而出,并最终消灭各种割据势力,一统天下,建立了大明王朝。朱元璋的这种出身与人生经历对他一直有着深远的影响:对百姓疾苦的深刻体会使他坚持民本思想,治国理政带有鲜明的亲民爱民色彩。洪武八年(1375),明太祖命中书省令天下郡县访穷民无告者,月给以衣食,无所依者给以屋舍。
天下一家,民犹一体。有不获其所者,当思所以安养之。昔吾在民间,目击其苦,鳏寡孤独,饥寒困踣之徒常自厌生,恨不即死。如此者宛转于沟壑,可坐而待也。吾乱离遇此,心常恻然,故躬提师旅,誓清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今代天理物已十余年,若天下之民有流离失所者,非惟昧朕之初志,于天之工亦不能尽也。[27]
太祖为拯救天下苍生而“躬提师旅”,志在还民众和平安宁的安身立命之所,因而将百姓冷暖安危时刻牢记心头,不停提醒臣属与自己:“人君视天下犹一家,一家之内一人不安,则事为之废。天下之广,尺寸不宁则君为之忧”。[28]朱元璋这种仁政爱民的诏书、谕旨在《明太祖宝训》中比比皆是。
朕每进一膳即思天下军民之饥,服一衣即思天下军民之安。[29]
凡每岁自春至秋数月尤当深忧。忧常在心,则民安国固。盖所忧者,惟望风雨以时,田禾丰稔,使民得遂其生。
凡天下承平,四方有水旱等灾,当验国之所积,于被灾去处优免税粮。若丰稔之岁,虽无灾伤,又当验国所积,稍有附余,择地瘦民贫处亦优免之,不为常例。[30]
朱元璋表现出了一个心忧民众、关注底层,为百姓疾苦殚精竭虑、终日操劳的贤明君主形象。后人用无比缅怀、崇敬的心情追思、悼念、歌颂这位“平民天子”以及其统治下的黄金岁月,称其治下的民众生活在田园诗般的理想时代。[31]
在爱民的同时,朱元璋特别强调对上下官员的管制:
朕向在民间,常见县官由儒者多迂而废事,由吏者多奸而弄法。蠹政厉民靡所不至,遂致君德不宣,政事日坏。加以凶荒,弱者不能聊生,强者去而为盗,此守令不得其人之故也。[32]
基于这种认识,朱元璋不厌其烦地告诫官员一心向善。他指出,县官与胥吏作为朝廷在社会基层的执法者、实践者,其言行举止直接影响民众对政府的认同与评判,也直接决定政权的稳固与否。元朝迅速败亡,就是胥吏官员玩忽职守、作奸犯科、侵扰残害民众所致。
今县官能为吾拊循百姓,达吾爱养斯民之意,得其欢心,岂不深可嘉尚?且为政以得民心为本,以得民心,则其去也,民岂得不爱而留之?不才者,民疾之如仇雠,惟恐其去之不速,岂肯留也?即此可以知其人之贤否矣。使守令皆能抚民,天下何忧不治?赏而劝之,非滥恩也。[33]
朱元璋为了防止官员贪污腐化、中饱私囊,更是采用严刑峻法来强制约束官吏,“重典治贪”,以期改善吏治。
朱元璋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他的勤政廉政、立法垂范、教育子女,甚至杀戮大臣、严惩贪官等行为不仅是他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心理的反映,也是他平民心理作用的结果。同情怜悯农民憎恨贪官污吏和地主豪强,对他们进行冷酷无情的打击和杀戮。对百姓与对官员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形成了明初社会独具特色的风貌,充满着理想的自给自足小农社会的色彩。朱元璋31年的皇帝生涯,实际上都在塑造他所幻想的理想小农社会,其政治实践活动具有鲜明的平民化色彩。
朱元璋虽然登上了皇位,成为高高在上的帝王,九五至尊,但其内心深处仍有挥之不去的身世阴影。朱元璋在诸多公开场合反复强调朱明王朝乃天命所归的新王朝,这种刻意强调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正是为了掩藏内心深处的自卑感。也正因为有过当丐僧、剃头发的经历,朱元璋特别敏感,忌讳别人说“光”、“秃”等字眼,连类似意思的字也不许用,否则就招来杀身之祸。如人所共知的事例,有人歌颂:“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本来是说朱元璋成为天下世人的榜样。不料朱元璋却认为,这首诗是讽刺他“光”、“贼”(“则”音近“贼”),恼羞成怒,将作者处死。他断章取义,大兴文字狱,造成无数冤案、错案,文人官吏惶惶不可终日。这些史实,恰恰说明了朱元璋的脆弱本质与自卑心理。
太祖还亲手制定祖训规制,将自己这一整套思想观念注入其中,用以教导、规范和约束他的子孙,“敬”、“慎”、“畏”、“戒”、“惧”、“惕”等字在《皇明祖训》与《太祖宝训》中频频出现。他本人具有很浓的小农意识、平民气息,他的后继者也没有表现出太多天皇贵胄的皇族气质。明代皇帝所代表的朱明家族并未在16代人的传承中体现、散发皇家的个人魅力、皇室尊严与气质,特别是中期以降的皇帝,大多拥有庸俗低调的情趣,追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过着把酒言欢、醉生梦死的糜烂生活。他们就像市井小民突然发迹,跻身贵族阶层一样,虽然拥有贵族的身份,但骨子里散发出来的还是小市民暴发户的心态,与其地位、名号所要求的气质、风范相去甚远。有学者研究《金瓶梅》认为,地痞流氓暴发户西门庆实际上就是荒淫无耻、纵欲无度、无法无天的明武宗的缩影。[34]
以藩王身份继位的成祖、景帝、世宗、思宗,继位前都生活在自己的藩邸,对国家、社会的真实状况了解相对较多。如明成祖“在藩邸时,数因田猎过田家,见所食甚粗粝,知其所苦”。[35]当政后深感“民困甚矣”,“夙夜图苏息之,岂肯适一己之情,兴土木之工,重困民力?国之废兴,必在德不在数也”。[36]正因为有切身的体会,明成祖在治理天下的时候,“夙夜念虑未尝忘民。每思饮食衣服百物之奉,皆出民力。民或有寒不得衣,饥不得食,劳不得息。朕何忍独安?”[37]尽可能以爱民为本,“使其衣食给足,无冻馁之患”[38]。此外,他还特别注重君德的积累与修炼,要求皇室中人带头做表率,清心寡欲,与民休息,“每朝退默坐,未尝不思管束此心为切要”。不但自己生活俭朴,食不厚味,衣不着锦,还严禁皇族骄奢淫逸,挥霍浪费,指出“为人君但于宫室车马服食玩好无所增加,则天下自然无事”。[39]
这类皇帝与长年生活在宫中的皇帝有很大的差异。他们多少对社会民情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并表现出一定的社会生活经验。例如崇祯皇帝曾遇一事,“寻常一盒御前陈,动辄支销数百缗”。所幸“上在邸中谙肆值,只教加倍给庖人”。[40]在《崇祯宫词一百八十六首注》中有更详细的记载:“一日,帝谕买元宵来,即粉团也。所司随进一碗,帝问其价,曰‘一贯钱’。帝笑曰:‘朕在藩时,每以三十文买一碗,今算一贯耶。’仍谕准给一贯。所司凛凛者累日。”[41]此事虽小,却可管中窥豹。正因为崇祯皇帝有在藩国亲历民间的经历,有相关的知识储备,才没有被身边的侍从欺蒙。“所司凛凛者累日”充分说明有知识的皇帝对属下的威慑力,收到了以儆效尤的效果。无论是大臣还是侍从宦官,都不敢随意蒙蔽消息、弄虚作假、颠倒黑白。整个崇祯朝文武官员对皇帝都持敬畏态度,不敢懈怠。
宣宗随祖父征战南北、英宗沦为阶下囚的经历,也都使他们得以了解民间情况。宣宗长年跟随成祖在外征战,熟悉军国大务,加上成祖不时点拨,受益匪浅。有这样的人生经历与成祖的教诲,宣宗在君德与统治术上多有进步。英宗被也先留作人质时,深刻体会到民间的疾苦,亲眼目睹边境地区人民饱受战争蹂躏之苦,过着悲惨的生活。回到京城后,又被囚禁南宫7年,过着清贫孤寂的生活,靠钱皇后日夜纺织刺绣换回膳食,维持生计。这些经历让英宗深深为年轻时的草率莽撞悔恨不已。复辟后十分关心百姓疾苦,广施仁政,虚心听取大臣建议,其统治风格、政绩较前期有很大的变化。
有皇位继承危机的皇帝如仁宗、穆宗、光宗,为了扭转局面保住太子之位,博得官员臣民的同情与支持,克制欲望,韬光养晦,关心政务与民生疾苦。他们继位前与民间的直接接触对其执政产生重要影响。他们多少了解民间真实情况,虚心听取大臣建议,广施仁政,懂得爱民之道,减少对百姓的盘剥。例如穆宗“仁俭性成”。登基后“尝思食果饼,询之近侍,俄顷尚膳监及甜食房,各开买办松榛长饧等物,其值数千金以进。上笑曰:‘此饼只需银五钱,便于东长安大街勾阑胡同买一大盒矣,何用多金?’内臣俱缩颈退。盖上在潜邸久,稔知其价也。”[42]这些皇帝对于社会有所了解,因而对社会的骚扰、危害远小于那些缺乏生活实践经验与体悟的皇子皇孙,如宪宗、神宗、熹宗等。
很少有哪个王朝像明代一样,有如此多的皇帝广泛地接触社会。从理论上讲,皇宫之外的生活经历有助于他们了解社会、明利弊得失。然而,接触社会并不一定能够治理好国家,明代历史证明,诸多皇帝接触社会之后的积极效果是,他们将自己的物质追求与享乐更多的是限定在后宫一隅,较少直接扰民。他们关心民间疾苦,广纳大臣建议,宽以待政,在态度上确实令人称道。但遗憾的是,我们并未在国家政务的落实层面上感受到切实的制度与措施上的变化。相反,不少皇帝在接触社会之后,沾染社会习气,平民化的倾向日渐浓厚。
(二)明代皇帝的后妃多为“良家女”
明朝皇帝选妃的一大特色就是后妃家庭背景的非贵族化倾向。太祖在《皇明祖训》中明确规定,“凡天子及亲王后妃宫人等,必须选择良家女子,以礼聘娶,不拘处所,勿受大臣进送,恐有奸计,但是娼妓,不许狎近”。[43]虽然太祖只强调其出身必须是“良家女子”,并没有勋旧贵族与小户人家之别,但在执行过程中,为避免外戚干政,往往倾向于选择那些身份、地位相对不高的家庭的女子,其中还有不少是宫女出身。
成祖在为皇太孙与诸王孙选婚时,谕令礼部“遣官于直隶州府及北京、山东、河南、山西、陕西访求官员、军民及前朝故官之家女子年十一至十七、容德端厚、父母俱全、家法严整者,官给舟车,令其父母送至京听选”。[44]在这道谕令中,皇太孙的正妃来自“官员、军民及前朝故官之家”,至于年龄、家世、个人素养均未作过高要求,堂堂一国之太孙,择偶标准与一般官宦之家择媳标准几无区别。而中选的皇太妃胡氏在正史中未留下多少记载,仅根据她轻易“无过被废”的情况来推测,其在朝中并无外家支持。宣宗的第二任皇后孙氏仅是一个小小永城县主簿的女儿,宣宗的两任皇后家庭背景都非官宦世家、豪门望族。
在太皇太后下达的为英宗选择皇后的懿旨中,皇后与后妃的甄选标准得到更为明确的阐释:
皇后之位必在得贤……尔礼部其榜北京、直隶、南京、凤阳、淮安、徐州、河南、山东、山西、陕西,于大小官员民庶有德之家,用诚简求,务择其父母克修仁义、家法齐肃、女子年十三至十五、容貌端洁、性资纯美、咸中礼度者,有司以礼令其父母送赴京。[45]
中选的孝庄皇后钱氏,“帝悯后族单微,欲侯之,后辄逊谢”。[46]可见,钱皇后母家也属于社会中下层。至于孝宗生母、神宗生母、光宗生母、熹宗生母都是宫女出身,地位卑微,因皇帝临幸而生龙子,才得以在数以千计的宫女中脱颖而出,升为嫔妃。
清人在《明史·外戚恩泽侯表》中对明代后妃和外戚做了精辟的概括,“自文皇后而外,率由儒族单门,入俪宸极。后父初秩不过指挥,侯伯保傅以渐而进”。[47]明代皇后嫔妃母家势力单薄,缺乏显赫的政治背景和强大的经济实力,在《明史·后妃传》所记载的45人中,仅有3人出身显贵。太祖的马皇后父母早卒,郭子兴收养为义女;惠帝的马皇后为光禄少卿马宝之女;成祖的徐皇后为中山王徐达之长女;仁宗的张皇后,其父张麒以女贵,封为彭城伯;宣宗的张皇后,其父永城县主簿;英宗的钱皇后后族卑微;宪宗的吴皇后父以女贵,授予都督同知;孝宗生母纪太后,原本蛮土官女,被俘入宫,担当宫中的女史;万贵妃四岁被选入宫廷,为孙太后宫女;兴献帝的母亲邵太后,因父亲贫困,鬻女于太监,由此入宫;孝宗的张皇后,其父峦以乡供入太学;世宗的陈皇后是大名府元城县生员陈万言的女儿;神宗的生母李太后,以宫人身份侍穆宗于裕邸,其弟入宫做太监;光宗的生母王太后,初为慈宁宫宫人;光宗的郭皇后,其父维城以女贵,封博平伯、进侯;熹宗生母王太后乃东宫选侍;庄烈帝生母刘太后,初入宫为淑女;熹宗的张皇后,其父以女贵,封太康伯;庄烈帝的田贵妃,其父以女贵,官左都督。这些后妃并非勋戚之家,父凭女贵,父兄皆因后妃官阶品级的提升方被赏赐相应的爵位,从而获得政治资本与经济支持。还有些后妃是年幼被卖入宫中的婢女,家世难考,足见明代后妃出身的平民化趋向。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王朝的后妃皆选自权贵之家,拥有良好家世,出自名门望族、王侯将相。有时皇帝对她们的家族还得忌惮三分,皇帝婚姻实际上是政治婚姻,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有利于巩固政权统治。例如,汉朝的窦太后有窦氏家族支撑,霍太后、王太后背后都有庞大显赫的家族作后台,外戚政治、军事势力强大,在朝廷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时甚至操持皇帝废立,因而皇后在内廷有强大的盟军支持,在政治与日常生活中,说话有一席之地,不容忽视。隋朝独孤皇后因独孤家族一门三后,家族势力雄厚,直接与隋文帝一同并称“二圣”,夫妻共同处理政务,后宫事务更是全权处理,隋文帝连亲近其他嫔妃的权利都丧失,不敢有丝毫怨言。
明朝皇后、嫔妃大多来自民间,没有雄厚的可资炫耀的资本。虽贵为一国之后的皇后,或者太子的生母,并没有获得太多的特权和保障。被称为“令主”的明穆宗继位后沉迷于声色,陈皇后稍稍在一旁劝谏,便触怒皇帝,而迁居别宫,左右失起居,抑郁成疾,皇帝却毫无眷顾之意。大臣劝皇帝前往探病,反而遭到严厉惩罚。明朝皇后、嫔妃们的命运完全由皇帝决定。孝宗、光宗之母都是皇帝一时性起,私幸之而得龙子,完全谈不上有感情基础。若非诞育皇子,皇帝也不会给予特别关注。对于突如其来的荣华富贵,爵位名分,她们似乎缺乏底气与自信,同太祖一样,在心灵深处战战兢兢、诚惶诚恐。
此外,明代后妃多来自社会中下层。有的家庭一贫如洗,根本无法接受教育;有的家庭只稍通书史,她们更多地接触和了解民间社会,深受社会文化的熏陶,因而与那些名门闺秀接受的贵族教育、贵族培养模式相比,具有更多的平民化气息。虽然其中也不排除部分后妃精于琴棋书画,工于文字,研习义理,才华横溢,但大部分人还是平庸、平凡之辈,很容易将市民那种贪财嗜利、追求物质享受、忽视精神追求的心态观念带入皇宫,对皇帝本人和下一代产生深远影响。以“贪财”著称的神宗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其生母李太后“好财货、喜敛财”的影响;孝宗时期勋戚请封占地现象特别严重,与张皇后家族好货逐利也不无关系。
(三)明代皇帝的观念和行为具有鲜明的世俗倾向
明代皇帝在观念和行为中不知不觉地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世俗色彩。他们不再是披着神圣光环的圣人、神人,而是贪财恋色、好吃懒做的凡夫俗子,颇具世俗化倾向。主要表现为追逐利益与金钱、追求感情与爱情、对民间生活的认同与向往、僭越森严的等级界限、追求平等宽松的环境氛围,等等。
在“家天下”的皇权时代,天下财富尽归皇帝所有。皇帝坐拥金山银海,多表现为穷奢极欲,挥霍浪费,却鲜有君主醉心于搜刮民脂民膏,与民争利。明代中后期皇帝却爱财如命,千方百计扩大内府收入。英宗在位时将用于九边战事的“金花银”转入内府,专供皇室开支使用。后世皇帝纷纷沿用,巧立各种名目将国库的钱挪用。武宗在南巡期间,通过赏赐渔猎的猎物向各地官员索取巨额报酬,并命地方官员将宴席招待费折价成财物上缴。神宗派遣矿监税使四处搜刮民财,与民争利。“今日某矿得银若干,明日又加银若干”,“勒限追解,急于星火”。[48]结果,“矿头以赔累死,平民以逼买死,矿夫以倾压死”,矿商多数“商本消折,裹足者十六七”。[49]短短十余年时间,天下骚动。皇帝成为社会“逐利”行为与“拜金”主义的追随者和导引者,对奢靡之风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传统社会是建立在礼法制度的基础上。皇帝作为帝国最高首脑,神圣不可侵犯,君臣之道,主奴之分,上下之别,尊卑之隔,必须严格遵守,否则就是亵渎皇帝,属于大罪。阅读《明实录》,经常可以看到礼部官员、科道官弹劾大臣在庙堂失仪,请求皇帝严惩的奏折。但明代皇帝在日常生活中却经常无视身份、地位与阶级的差异,主动打破森严的等级制度,放下九五之尊的架子,与身边人交往,武宗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明武宗在豹房、北狩南巡途中以及行宫中,都有很多与亲信超越森严的等级制度和规范限制的事情。他不仅在皇宫让宫娥、宦官扮演店家、顾客,进行虚拟的市场交易,而且设立市政对之进行管理。自己闲暇之余还换上商人的服装,与仆从讨价还价,并且经常在宫娥、宦官经营的酒坊拼命喝酒,终日晕晕乎乎。与臣子下棋、比酒量,不拘一格。一日,武宗“幸延安,守臣俱膳送行,镇守太监捧酒,巡抚下箸”。因为皇帝来得比较晚,巡抚担心把筷子遗失在地上,特意收在袖中。武宗抵达时,因穿着与兵卫一样的戎装,被挤到一边的巡抚竟不知皇帝在哪。与此同时,饥肠辘辘的武宗准备用餐,却发现没有筷子,急呼“送箸来”。众人仓促间无处寻找,地方官员一个个战战兢兢,武宗却笑着说,“使我若做巡按官,决不如此怠慢”。事后并未降罪诸人。[50]官员的紧张与武宗的轻松风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因为武宗是个随和、天性爱玩的人,才会缩小与官员、侍从的等级差异,与身边人打成一片,称兄道弟。他结拜的兄弟、招收的“义子”达到数百。
熹宗喜欢雕镂木器,常罢朝钻到手工作坊钻研雕刻等技术。他制作的“灯小屏八幅,手刻寒雀争梅戏”,栩栩如生,跃然纸上。熹宗很得意地把自己的作品交给宫中的太监,让他们到街上兜售自己的工艺品,刻上“御刻”字样,明码标价,价值一万。第二天,太监果然“如数奏进”,“上大悦”。[51]此外,熹宗还放下皇帝的架子,以一国之尊亲率皇宫的杂役人员为大臣或者亲信、嫔妃修筑殿阁和娱乐、休息场所,终日劳作,不亦乐乎。
透过这些现象我们可以看到,明代皇帝早已脱下神圣的宗教外衣,大胆追求自己的生活与享受。商品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市民文化的繁荣,使他们如鱼得水,成为淫欲奢靡风潮的主力军,并发挥着“导淫”、“导奢”的作用。原本十分庄重严肃、等级森严的皇宫内苑逐渐被世俗文化冲击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