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少数人的责任”：知识分子的士大夫意识

关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问题，近年来学界有相当多的研究和讨论。边缘化是如何发生的？王汎森的一篇文章很值得注意，根据他的研究，与其说是近代知识分子被边缘化，还不如说是自我边缘化。晚清以后，由于儒家的自我定位发生危机，自然知识压倒规范知识以及俄国平民革命的影响，“在芸芸的新知识分子中，固然大多数仍自居四民之首，但也有一群文化精英在‘自我形象’上有了重大的改变，他们逐步改变对自己的看法，以至从‘士以天下为己任’，最后变为时时质问自己‘我为什么还不是一个工人’? ”最后，读书人造自己的反，自己打倒了自己。

王汎森的这一分析是准确和深刻的。不过，正如他在文章中也注意到的，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同时也存在着另外一种相反的趋势：在内忧外患的危机面前，知识分子一再强化传统中国的士大夫意识，力图以天下为己任，重建社会重心。一种是自我边缘化的平民主义，另一种是以士大夫意识为中心的精英主义，这两种互相冲突的知识分子之自我理解，在思想史上紧张对峙，相互激荡，构成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异常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

复杂性对于研究者来说，永远是最富有魅力的挑战。本章将以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士大夫意识为核心，重点考察传统的士大夫意识到晚清以后，如何受到新崛起的近代国民观念的强劲挑战，而国民观念的内在多元取向又如何导致了知识分子自我理解的两歧性；士大夫意识的合法性基础又是如何被重新论证；最后，平民意识和精英意识这一看来彼此冲突的思想观念，又如何吊诡地互相渗透、内在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