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公共领域的最初结构以及演变

哈贝马斯分析过，欧洲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前身是文学公共领域，通过文学艺术的讨论而聚集起来，随后从文学问题转向政治问题，形成政治的公共领域。不过，这一描述并不适合中国。如上所述，在现代中国，由于公共领域的建构直接与救亡和变革这些政治问题相关，因此，致力于公共领域建构的新型士大夫，不是以文学，而是直接以政治作为中介聚集起来。其讨论的主题，不是所谓公共的文学艺术问题，而是民族国家的建构和传统制度的改革。中国的公共领域，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性质。

另一方面，欧洲的公共领域是从文学公共领域发展而来，沙龙、咖啡馆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些地方成为有教养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实现社会交往的公共场所。但沙龙、咖啡馆在中国是舶来品，即使在最洋化的上海，也要到20世纪20—30年代才在文学圈中获得青睐，它们与中国人甚至中国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无涉，无法成为公共交往的一部分。

那么，现代中国的公共领域的基本结构又是什么呢？可以说，在其最初形态上，主要是由学校、报纸和学会组成的，而在某些极端的例子中，它们甚至组成了“三位一体”的关系。另外，还有集会、通电等作为补充。通过这些空间结构，现代中国的新型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以救国为主旨，聚集起来，实现新型的社会交往关系，并形成批判性的公众舆论。

下面，将以现代上海为例，作一些分析。

首先是学校。在中国公共领域各种空间形式之中，学校是最早、最初的形态。本来，按照现代的教育理念，学校只是一个传授知识和技能的场所。然而，在古代中国的教育思想中，特别是宋明以后的书院传统中，学校还负有教化民众、移风易俗、领导社会风气的使命。这样的使命，是带有相当强烈的公共批评色彩的。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会产生黄宗羲那种学校决定天下是非的思想。19世纪中叶上海几所新型学校的创办，虽然是为洋务事业服务，培养的是洋务专业人才，但依然受到了中国历史传统的影响。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上海的格致书院。这家中西合办的新式学校，主要培养适合洋务事业的科技人才。科技教育是其最重要的特色。即使如此，主持书院的王韬、傅兰雅等，秉承古代书院的传统，注重对学生的道德教化。最有意思的是，格致书院从1886年起，进行季考，请洋务派的官员和著名士大夫出题，由学生自由回答。题目除了科学之外，多是一些与政治变革、国家致富、法律设置等公共问题有关的大题目，比如：“中国近日讲求求富之术当以何者为先论”、“中国创行铁路利弊论”、“中国大宪选派办理洋务人员应以何者为称职论”、“议院论”、“中西律例异同得失安在”等等。从目前所存的答卷来看，学生们畅所欲言，放言无忌，每次季考，等于一场内部范围的公共时务大讨论。类似的公共时务讨论，到了1890年代中期以后，在各个新型学校更是普遍的现象。学校成为了晚清公共领域的一个重要阵地。

作为公共领域的核心部分，是报纸和学会。在这方面，上海是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中心。根据张玉法的统计，从强学会封闭到戊戌政变之前，全国出现的重要学会有62个，其中15个在上海，占了将近四分之一，数量在全国居第一。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农学总会、戒缠足会、戒烟会、蒙学公会、译数公会、实学会、亚细亚协会等。另一方面，在1896—1898年这段时间里，上海新创办的报纸也有数十种之多。这些报纸，以《时务报》的成功为榜样，多以政论作为自己的灵魂，刊首刊有“本刊撰论”，对社会变革和公务事务发表自己的看法。这样大规模公开议论国事，是过去从未有过的情形，这表明，上海的公共领域在90年代的维新运动中真正形成了。

更为重要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报纸、学会和学校作为公共领域的基本元素，常常形成某种“三位一体”的紧密结构：报纸背后有学会，学会背后有学校。以《时务报》为例，其背后的组织形态是强学会，而强学会按照康梁的设想，是“兼学校与政党而一之”的。到20世纪初，上海又出现了另一个典型的“三位一体”式公共领域，即《苏报》、中国教育社和爱国学会。报纸与学社、学校结成“三位一体”的紧密关系。清政府后来之所以对《苏报》十分恼怒，欲除之而后快，恐惧其舆论影响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它背后有组织，有人员，在上海租界特殊环境的掩护下，已经形成了一个对统治有威胁的体制外力量，所以，最后才闹出震惊中外的《苏报》案。

在上海的公共领域之中，报纸、学会和学校是三种主要形态。除此之外，还有两种空间的形态值得注意。其一是集会。19世纪末、20世纪初，利用上海租界的自由空间，政治集会在上海已经成为一个相当普遍的公众舆论表达方式。而张园，则是上海最著名的集会场所。张园，地处公共租界的黄金地段，在当时除了是上海的观光游乐中心之外，也是各种政治舆论公开表达的中心，可以说是上海的“海德公园”。这些集会和演说，具有公开的、公共的和批判的性质，毫无疑问，具有公共领域的最典型特征。

另一种公共领域的形态是通电。所谓通电，乃是社会各个阶层或人士通过联署的方式，对国家重大政治事件发表意见，表明立场，然后通过电报局或者报馆发往各地，对全国产生影响，对政府构成民间的舆论压力。这是相当具有中国特色的公众舆论表达和传播方式，而上海，因为晚清以来成为公共领域的中心，许多重要的通电都是由上海发出的。通电与集会有着内在的形式联系，张园集会之后，往往会通过一项通电，广发海内。最早和最有名的通电，乃是1900年经元善发起的反建储通电。戊戌政变之后，慈禧太后策划废黜光绪，另行建储，以为替代。消息传出，上海民间一片喧哗。电报局总办经元善联合上海各界士绅商民1231人，联合署名，通电北京，反对建储。上海的绅商还集会决定，若慈禧一意孤行，将倡议全国工商各界联合罢市。通电既出，全国震惊，也得到各国公使的呼应。最后，慈禧迫于内外压力，不得已取消废立计划。反建储通电的成功，表明以上海为中心的公共领域，在晚清复杂的政治格局之中，已经拥有了相当的舆论力量和制约能力。自此以后，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每逢国家有重大事件发生，比如五四运动、袁世凯称帝等，上海各民间团体，在上海总商会、江苏教育会等发起下，经常发表全国通电，表明政治立场，每每成为公众舆论的重要风向标。

中国公共领域的主要参与者是受过教育的知识人士。从戊戌维新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年间，按照张灏的说法，是一个知识、文化和社会的“转型时代”。相应地，知识人士在这个时代里，也有一个从士大夫到新型知识分子的身份转换。哈贝马斯曾经谈到，欧洲的公共领域，从参与者的身份来说，有一个从贵族代表性公共领域到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变化。而在中国，发生的则是新型士大夫的公共领域到现代知识分子公共领域的转变。大致在戊戌维新时期，公共领域的主要活动者是有传统功名、但又具备一定新知的新型士大夫，从强学会的成员名单里面，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特点。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前后，这一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比如，中国教育会的主要成员，既有有功名的新型士大夫，也有年轻的知识分子，而且后者在数量上已经开始占了多数。公共领域的发展，不仅意味着公众舆论的改变，而且也象征着参与者交往方式的变化。在传统中国，士大夫群体内部也有自己的交往规则，它基本上是以师生和功名秩序所形成的等级关系。但在公共领域这样一种新的交往方式之中，传统的等级关系渐渐打破，会产生一种精英之间的平等观念，乃至最后发展为国民和公众这样完全现代的平等性的自我理解。如果说，强学会还表现得不明显的话，那么，到了中国教育会，有功名的新型士大夫（如蔡元培）、无功名的国学家（如章太炎）与青年知识分子（如邹容）济济一堂，共同议论国事，批评时政。在一种新的空间形式里，在身份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了新型的公共交往关系。这样的公共交往，到了五四时代，比如《新青年》同人那里，就完全成型了：不仅由清一色的知识分子所组成，而且，无论是留洋的，还是国内的，都摆脱了传统的等级性关系，形成了以理性为基础的平等交往关系。

报纸、学会和学校作为公共领域的基本结构，并非中国公共领域的长时段特征，而只是最初阶段——清末的情形。民国成立以后，这一情形有很大的变化，学会和学校，从整体而言，不再是公共领域固定的一部分。学会（或社团）不是专业化，就是党派化，失去了清末混沌的、公共的性质。而民国以后的学校也逐渐按照现代建制学科化、专业化，在整体上与政治脱钩。这样，民国以后在公共领域继续扮演公共角色的，主要是报纸和杂志。

哈贝马斯在分析欧洲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时指出，作为生活世界一部分的公共领域，后来受到系统世界中权力与金钱的干扰，为它们所操纵，逐渐失去了其公共的性质，不再成为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基础。然而，在现代中国，干扰公共领域发展的主要因素，却是无法建制化和日益的党派化。虽然从19世纪末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公众舆论，但这样的公众舆论并没有受到国家体制的保护和承认。民国以后尽管表明有了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但这些自由仅仅是一纸文书，事实上，社会舆论经常受到政府的干预甚至迫害。区别仅仅在于，政府控制能力比较弱的时候，公众舆论会比较强一些，而另一些时期，政府对舆论实行强控制，公共空间就变得相当的微弱。另一方面，中国现代的资产阶级一直不太强大，对公共领域的干预也很有限。除了政府权力之外，对公众舆论的另一个干扰来自日益严重的党派化。现代中国因为各种政治力量冲突连绵不绝，而且越来越尖锐，使得公共领域也渗透了严重对立的党派利益，许多报纸杂志有着明显的政治利益背景，失去了公众舆论本来应有的公正、客观和公共性质。公共领域的自由空间本来就比较有限，再加上日益严重的党派化，便使得中国的公共领域显现出逼仄的格局。

由于在政治上受到政府和党派这两个因素的影响，以上海为代表的中国公共领域在整个现代中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大致而言，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世纪20年代末。在这一阶段，由于晚清政府日趋弱势，继起的北洋政府控制能力也比较弱，再加上党派利益刚刚出现，尚未完全渗透到公共领域，这就使得公共领域从整体上处于一个不断向上的发展势头，特别是五四时期，大致是中国公众舆论最强势的时期，分裂的北洋政治势力无法控制全局，各派都需要借助社会舆论的力量，因而以上海为中心的公众舆论如《申报》、《新闻报》、《东方杂志》等，得以扮演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第二阶段是从20年代末到40年代中期。在这一阶段，国民党逐渐控制了全国的舆论，使得公共领域受到了很大的摧残。作为新闻产业本身的报业业务虽然有很大发展，比如上海的《申报》、天津的《大公报》等，但舆论的空间并未因此而扩展，反而日趋狭窄。公众舆论受到了很大的扭曲，被迫只能以讽刺、游戏、幽默这样的曲折的方式予以表现。《申报》的“自由谈”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到了抗战全面爆发以后，连这样的空间都丧失殆尽。另一方面，在这一阶段，政治党派势力格局已成，开始全面渗透到公共领域，也对公众舆论造成了某种伤害。

第三阶段是1943年下半年到1949年。在这一阶段，由于国民党表面上开始结束训政、还政于民，对舆论控制一度有所松动，另加上各派政治力量处于暂时的、微妙的平衡，所以，以公开讨论和政治批评为标志的公共领域，在抗战胜利前后一段时间有很大的发展，以上海的《观察》、《大公报》为代表的公众舆论，表现出相当明显的公众性质和直面勇气。不过，随着内战的加剧，政府对舆论的控制再度收紧，而政治利益的白热化冲突，也使得公共领域之中，党派对立日益严重，以至于淹没了公正、客观的声音。公共领域从全盛到衰落的急遽变化，证明了现代中国公共领域由于缺乏体制保障和过于党派化所造成的无可扭转的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