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调整思路，务实改革

但是在维持传统旗帜和政治话语不变、努力稳住阵脚的同时，我们也看到这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有许多新的提法，展示出中央政府在今后民族工作的努力方向上将有一些重大调整。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强调党的民族理论和方针政策正确的同时，明确指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实行多年对外开放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民族工作也面临着一些新的阶段性特征”。这个新提法太重要了，应当是我们理解今后中国民族工作的一个关键，也为我们今后在实事求是精神引导下在民族工作思路和做法上努力创新打开了一扇门。

改革开放初期，如何既坚持党的领导和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同时又能在体制上推行必要的改革，邓小平同志采用了一个非常聪明的重要策略，这就是在坚持国家政治大方向的同时，把目前的发展时期定义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而使各种改革措施带有“阶段性”的特色，成为坚持政治大方向的前提下采用的操作应用性措施，从而远离并化解了“姓 ‘资’姓 ‘社’”的路线冲突。这一策略强调“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在现阶段需要全力发展经济，而发展生产力和提升经济则需要借用市场经济的手段和措施，这与共产主义长远目标并不冲突。“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猫的颜色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能抓住老鼠。在坚称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的正确性的同时，这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目前中国的民族关系面临“新的阶段性特征”，为此提出要“开拓创新，从实际出发”，在这个精神指导下提出了中国民族工作的一系列调整思路、务实改革的新思路。这几乎是当年邓小平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策略的翻版。

那么，这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在调整思路、务实改革方面，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新亮点呢？

1．强调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特点

会议明确指出，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这些民族“经过诞育、分化、交融，最终形成了今天的56个民族。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我国历史演进的这个特点，造就了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

上面这段话说的是中国民族关系的基本性质：没有历史上的“诞育、分化、交融”过程，就没有今天的“56个民族”。否认各族之间长期存在并被考古与历史文献充分证明的“交流交往交融”过程，不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历史造就的“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而且彼此“交错杂居”,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一表述与20世纪50年代进行“民族识别”时无视或回避各民族同享的许多共性，专注于寻找和辨别各民族特征差异的导向已有本质性区别；与我国长期以来从意识形态立场出发，把历史上各族之间的“交流交往交融”过程僵化地批判为“民族同化”的观点，已有重大改变；与近年来我国一些地区和部门在“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工作中把一些区域性各族共享的文化遗产贴上“某民族传统文化”标签、加深民族“边界”的思路，也有明显差异。这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再次确认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格局。不同民族群体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语言文化差异，要维护统一而又重视差别，我们必须尊重各族之间现存的差异，但是绝对不应人为地去凸显、固化和强化这些差异和特性，而是应当在保持民族特性和多样性的同时，努力增强各族之间的文化共同性和相互包容性。

费孝通教授在1988年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这次会议上不仅被再次确认，而且被进一步深化。“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我们这些从事民族理论研究和实际民族工作的人，要面对现实，但是一定要明确前进的方向。

2．明确我国民族工作的目标

会议明确了我国民族工作的目标，这就是要“让各族人民增强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即加强“四个认同”）。假如像有些人所说，在中国根本不存在“中华民族”，那么，何来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四个认同”的提法已经明确回答了在中国“中华民族”是否客观存在的理论争论。

同时，习总书记讲话中提出我国民族工作的中心内容是“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这里明确提出要加强各民族彼此之间的“文化认同”。语言和宗教是通常人们所认定的“文化”载体和核心内容，我国许多民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那么各族之间“文化认同”的基础是什么？

我想这里可能有几种理解。一是我们应当认识到中国各族语言之间在几千年的交流共处中，其实已经存在某些共性和共同的元素，各族都在吸收其他族群的词汇，维吾尔语、藏语、蒙古语都或多或少受到古汉语的影响；二是我国佛教和伊斯兰教虽然源自境外，进入中国后在宗教活动内容和仪式上已经历了“本土化”过程，如新中国成立前内地修建的清真寺大多采用汉地的“殿堂式”；三是各族的生活习俗、文化生活也在多年彼此交流共存中相互影响。以上这些都是我们建立中华民族内部各族之间“文化认同”的历史基础，只是在“民族识别”后，人们不去关注甚至否认这些各族共享的文化元素，其结果是淡化和消解了各族之间文化认同的基础。在中华民族各群体之间，除了存在费先生提出的政治上的“多元一体”框架外，在实际生活中也存在文化上的“多元一体”框架。在今天重新认识并努力发掘这些文化共性和共享的文化元素，恰恰是我们在21世纪建立“中华民族文化认同”过程中应当开展的工作。

由于历次宪法的表述是“中国各族人民”“中国各民族”“各民族公民”，尚没有“中华民族”的提法。在中央一再强调要加强“中华民族”认同的形势下，今后修订宪法时对有关表述应做必要调整。同时，我国大学中使用的民族理论教科书，长期以来只讲斯大林民族理论和56个民族，不讲“中华民族”，已经远远落后于形势的发展，这个局面必须尽快扭转。

3．确认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新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一项基本制度，在我国的民族话语体系居于核心地位，为了不在改革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和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避免出现“多米诺效应”，再次肯定和确认这一制度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我们也应当注意，这次会议对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当如何坚持和完善，提出了一些全新的提法。

首先，必须“坚持统一和自治相结合。团结统一是国家最高利益，是各族人民共同利益，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国家团结统一，就谈不上民族区域自治”。长期以来，我国的民族理论学者和民族工作者在提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时，一般都只强调“自治”，而很少提“统一”。强调应如何维护加强少数民族自治权利的人很多，讨论在尊重少数民族权益条件下应如何加强各族民众对中华民族和国家认同的人却很少。这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统一和自治相结合”，实际上是突出了人们长期以来在强调民族区域自治时忽视的“统一”议题。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假如我们只强调“多元”和自治，而不强调“一体”和统一，这个格局是不完整的，也是不可能长久维持的。

第二，要“坚持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由于我国许多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是多民族聚居区，甚至汉族在人口结构中占有相当比例。在民族区域自治中过于强调“民族”因素，往往突出“自治民族”（在苏联称为自治区的“命名民族”）的自治，那么生活在这一区域的其他民族的相关权益应当如何维护呢？我国所有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拥有的地方，民族区域自治并不是某个民族独享的自治，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更不是某个民族独有的地方，与此相关的族群关系问题在我国西部一些多民族自治地区的社会实践中已引起广泛关注。至于在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的名称中加入“某某族”的提法，领导人讲话中指出，“戴这个 ‘帽子’是要这个民族担负起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更大责任”，区域内的各族人民享有完全平等的权利。这与人们对这一“自治民族”在该地区应享有更多权益的通常理解很不相同，对于“自治民族”责任的这一新提法，非常发人深省。

与此同时，这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把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落实好，关键是帮助自治地方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注意，这句话把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关键”定义为“帮助自治地方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而不是像有些人提议的那样进一步制定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具体实施条例。

这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还在几个争议多年的问题上表了态。国家民委多年来希望在宪法中增加“民族市”的提法，以便在自治县（旗）经济与人口发展后“升格”为市后，仍然保持原有的“民族自治”。各自治县（旗）的经济发展与人口规模达到建市标准时，少数民族人口比例通常显著下降，新建城市的发展方向应当是更加开放，而不应当是坚持本地民族的“自治”。我国在2010年普查时还有64万“未识别人口”，还有一些群体（如“穿青人”）希望被承认为新的“民族”，一些地区申请建立新的自治县或城市“民族区”。这次民族工作会议明确表示，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今后不再识别新的民族或增设民族自治地方。这表明我国民族工作中某些工作已告一段落，今后不再继续。

4．明确提出“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尊重差异、包容多样”

和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同样，这次民族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创造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让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

在近年来的学术讨论中，有些人表示只能接受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认为“交融”就意味着“民族同化”，是不可接受的。这个观点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完全否认了中华各民族在几千年交往交流、混居通婚过程中，已经出现了程度不同的交融。许多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群体（如汉代生活在东南部东瓯、闵粤、南粤等国的群体，元代生活在华北的契丹人、女真人、党项人等）都融入了中原汉人，同时，许多中原汉人也被吸收融入北方游牧群体（费孝通，1989: 7-11）。二是看不到中国各民族未来的长远发展前景只会是逐步地相互融合，而不可能彼此渐行渐远。我们都充分认识到，任何强行推动民族融合的做法只能适得其反，也一定会遭到被同化群体的极力反对。但是在彼此相互尊重、平等合作基础上的交往交流，必将使彼此之间的界线渐趋模糊，从而出现逐步的相互融合。这应当被视为社会的进步，而不是相反。

有些人认为即使是“民族融合”的提法也不可接受，这种观点完全无视人类社会以往的历史，也迷失了今后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不能赞同任何巩固民族主义的做法，相反地，它赞同一切帮助消除民族差别、打破民族壁垒的东西，赞同一切促使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和促使各民族融合的东西”（列宁，1914: 18-19）。“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只是要消灭人类分为许多小国家的现象和各民族间的任何隔离状态，不只是要使各民族接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合”（列宁，1916: 719）。有些人经常引用列宁有关“民族自决权”的论述，但对列宁关于“民族融合”的论述避而不提。中央在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和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一再提出“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所遵循的正是列宁的上述主张，这对于国内民族理论界的争论是具有一定针对性的。

在提出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同时，会议也强调“尊重差异、包容多样”, “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历史观、民族观”，在强调“一体”的同时提出必须兼顾“多元”，强调要客观地认识中国形成的历史、中华各族交往交融的历史和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强化民族意识、突出民族差异的做法，是不符合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大方向的。会议强调指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发展方向”。在把握这个历史方向时，既不能无视民族共性放弃引导，也不能超越历史阶段，忽视民族差异用行政手段强行推进。尊重差异不等于固化差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加深，民族之间的差异必然会逐渐减少。与1949年相比，今天各族民众在生活习俗、饮食、用品、服装等方面的差异已经明显减少，大家在相互学习，不管哪个民族，也不管哪个国家，只要是有用的知识，只要是有利于社会现代化的经验，我们都应该学习和吸收，用以丰富我国各民族文化和共同的中华文化。

5．关于干部问题

政治路线决定了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次会议提出“要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大力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 “无论是少数民族干部还是汉族干部，都要以党和国家的事业为重、以造福各族人民为念，齐心协力做好工作”。“民族地区的好干部要做到明辨大是大非的立场特别清醒、维护民族团结的行动特别坚定、热爱各族群众的感情特别真诚。”这里特别强调了在民族地区工作的各族干部，特别是少数民族干部的选拔标准，这就是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如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国家分裂和打击暴力恐怖分子等方面）必须立场鲜明、行动坚定，在日常工作中要一视同仁地热爱“各族（包括汉族）群众”，而不能偏袒本族成员。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共产主义革命意识形态和无产阶级情谊一度成为少数民族干部与中央政府和其他民族成员之间认同的政治基础。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这一意识形态纽带的效用逐步淡化，有些少数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民族意识”日趋加强，在处理日常工作和党政人事关系时，首先把自己看作本民族的政治代表。今天中国的民族问题，说到底就是各民族之间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问题，是各少数民族成员是否认同中华民族这个共同体和中央政府、是否认同汉族和其他民族的问题，也是汉族是否认同各少数民族的问题。加强“四个认同”是一个大是大非的立场问题，这次民族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今后我们必须用这个标准来要求和衡量各族（包括汉族）干部，这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决不能搞以“民族”划线的团伙集团。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都应当把自己看作是中华民族的国家精英，是国家干部，而不是哪个民族在自治政府中的代表和领袖，要自觉地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热爱各族群众，为全国各族人民服务。凡是做到了这一点的，就应及时地选拔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上来。

在我国的干部政策中落实这一精神时，还应该注意到，除了行政职务外，少数民族干部也应当能够担任党委书记。“对政治过硬、敢于担当的优秀少数民族干部要放到重要领导岗位上来，让他们当主官、挑大梁，还可以交流到内地、中央和国家机关任职。”近期西藏和新疆陆续任命了一些地州县级的少数民族党委书记，这开了一个好头。同时，少数民族干部的任命岗位不应当仅局限于本族的自治地方，也应当包括中央政府和汉族聚居省市的重要领导岗位。我们的干部政策应当是任人唯贤、任人唯能，而不是各自治区内部干部岗位任命中的“任人唯族”和“汉人书记、少数民族行政首脑”的传统模式。

从近几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我国几个重要少数民族的“领导干部”（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在该族就业人口中的比例持续下降。如2000～2010年期间，维吾尔族领导干部的比例从0.84%下降到0.47%，绝对人数下降了32.3%，蒙古族领导干部的人数下降了28.3%，藏族领导干部的人数下降了15.6%（马戎，2013: 4）。这与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我国西部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各项事业大发展的基本态势是不相符的，应当引起中央组织部门的高度关注。除了少数民族干部如何选拔与任用问题外，少数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培养模式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为了培养具有“四个认同”的少数民族干部，普通高等学校（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目前“民族意识”浓厚的民族院校相比也许是一个更为适宜的环境。

在我国西部一些地区，少数民族语言仍然是当地大多数民众的主要语言，在这些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如果不能讲当地民族的语言，就无法与当地干部和民众沟通，更谈不上深入群众开展工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曾要求进疆、进藏工作的汉族干部都要学习当地民族语言。我们在西藏和南疆调查时遇到的那些20世纪50年代参加工作的汉族干部，大多能够讲一口流利的民族语言。50年代和60年代我国西部地区民族关系较好，汉族干部通晓当地民族语言是一个重要因素。这次会议提出，“在民族地区当干部，少数民族干部要会讲汉语，汉族干部也要争取会讲少数民族语言，这要作为一个要求”。我们相信中央政府明确提出的这个要求，对在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加强民族语言学习将会有一个很大的促进作用。今后，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在招收和任职之前都应接受民族语言的考试。如果这个任职要求成为一个制度，还可以有效地鼓励民族地区的汉族学生在学校里学习民族语文。

6．加强依法治国，把我国民族工作纳入法治轨道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我国的民族工作也必须纳入法治框架之中。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用法律来保障民族团结，增强各族群众法律意识；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自觉维护国家最高利益和民族团结大局”。

目前存在的一个现象是，一些基层政府采用地方行政命令的方法来处理当地的民族关系问题和群众宗教活动，内容五花八门，方式简单生硬，造成许多负面的社会后果。有些地区的少数民族民众在生活中仍然依照传统地方习惯法或宗教法规，对国家法律不熟悉不认可，容易与执法机关发生冲突。如何把各级政府的民族和宗教管理工作纳入国家法律法规的轨道，如何增强各族民众的法律意识，无疑是今后一些地区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与此同时，在我国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中也应当把各地民间习惯法纳入视野，尽量减少甚至避免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的道德伦理和习惯之间出现冲突。

“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是写进历次宪法的，这次民族工作会议在坚持反对大汉族主义的同时，把“地方民族主义”改为“狭隘民族主义”，这一点值得关注。通过新中国成立后的行政建制、社会服务建设、经济发展和人口迁移，许多地区已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各族混居的现象，因此目前各地的“民族主义”思潮更多地体现在狭隘的群体（××族）“民族主义”，而不是行政区域的（××地区）“民族主义”。

7．高度关注少数民族地区的民生问题

会议提出“一些民族地区群众困难多，困难群众多，同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难度较大，必须加快发展，实现跨越式发展。要发挥好中央、发达地区、民族地区三个积极性，对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生态保护区实行差别化的区域政策，优化转移支付和对口支援体制机制，把政策动力和内生潜力有机结合起来”。“要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着力改善民生。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让各族群众过上好日子……促进社会公平”。

上面这段话包含了多重内容，但是主要精神是努力解决好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少数民族地区的民生问题。重提在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中已不提的“跨越式发展”，反映中央对加快边疆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迫切心情。但是，任何实质性的经济发展都必须符合当地实际情况，坚持因地制宜的基本原则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方面的教训已经不少。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在经济发展中，许多政府项目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通常采用“一刀切”的单一思路和统一的衡量指标，出现许多破坏环境生态、把当地民众排斥在外的“开发项目”。我国许多地区的自然地理生态、经济形态及各族的文化传统与中原和沿海地区相比差别极大，因此必须采用因地制宜、因族制宜、因势利导的多种发展模式，而不能简单地追求经济规模和发展速度，应当把以当地民众为主体的“人的发展”放在第一位，只有这样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受到当地民众接受和欢迎的发展。这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差别化的区域政策”，应当是接受了这样的思路。

8．高度关注跨区域少数民族人口流动问题

会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了各民族跨区域大流动的活跃期，做好城市民族工作越来越重要。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不能采取 ‘关门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对少数民族进城，要持欢迎的态度。……关键是要抓好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两头对接。……要把着力点放在社区，推动建立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进了城的少数民族群众不宜搞分区聚集而居……注重保障各民族合法权益，坚持平等对待，一视同仁，坚决纠正和杜绝歧视或变相歧视少数民族群众、伤害民族感情的言行。对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正常宗教信仰要予以尊重，要引导流入城市的少数民族群众自觉遵守国家法律和城市管理规定，服从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管理，让城市更好接纳少数民族群众，让少数民族群众更好融入城市”。

在中央召开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和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之前，中央各部委组织了在新疆和各藏区的大量密集的实地调研活动。这段话反映出近年来在民族关系中出现的两个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是有一定针对性的。第一个现象是近十几年来，许多藏族和维吾尔族来到东部沿海城镇生活和就业，但是由于当地政府管理部门对这些西部少数民族的语言、宗教和习俗等不熟悉，不善于处理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加之个别暴恐事件对维吾尔族、藏族造成“污名化”的社会效果，一些东部地区的基层政府机构（如安全部门）和部分民众产生了对某些民族的排斥心态。从1990年到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来看，在各藏族自治地方以外的藏族人口从1990年的30万人增加到2000年的41.5万人，再增加到2010年的54万人；而在新疆以外的维吾尔族人口，虽然从2000年的5.4万增加到2010年的6.8万人，但是如果减去内地“新疆班”在校学生及进入内地高校的3万多人，我们发现来到内地就业和生活的维吾尔族人口在明显减少（马戎，2013:13）。针对这一发展态势，中央提出“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不能采取‘关门主义’的态度”非常及时，而且提出了一系列引导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内地城市社区的具体做法和需要注意的问题。

由于语言和生活习俗差异，一些来到内地的藏族、维吾尔族流动人员很容易聚居在一起，形成某种“民族社区”。这些“民族社区”的出现有利于少数民族人员的互相帮助和就业，但是不可否认，这些带有“民族区隔”性质的基层社区不利于各族居民的交往与合作。美国和新加坡等国的社会学家关注种族“居住区隔”带来的负面影响，通过行政和财政手段努力打破这种“民族社区”的思路值得我们借鉴。在“7 ·5”事件发生后，在乌鲁木齐和新疆其他城市也出现了居民区之间各族居民换房而加强“民族社区”的现象。在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和这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都提出要“推动建立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是具有明显针对性的，也是与民族工作加强“四个认同”的大方向相一致的。尽管我们希望出现“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并以此为目标努力加以引导，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样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绝不是可以通过简单的行政手段来强行设立，而应当是在政策引导下逐步自然形成的。我们乐见出现更多的族际通婚，但不能用政策直接加以干预和奖励，简单生硬的干预只会带来负面和适得其反的社会效果。

9．在青少年中加强“四个认同”的思想教育

会议提出“要把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为战略任务来抓，抓好爱国主义教育这一课，把爱我中华的种子埋在每个孩子的心灵深处，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祖国下一代的心田生根发芽”。

近年来中央一直高度关注如何在中小学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并多次组织专家编写中小学民族团结教材。但是一些编出的教材仍然在突出民族差异和民族特色，让小学生们更加认清自己属于哪个“民族”和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民族之间的边界更加清晰，这种“民族团结教育”的思路值得讨论。正如一些人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有的教育和行政措施有意无意弱化了国家观念和中华民族认同的教育”。这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民族团结的核心内容，纳入“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这一“战略任务”，这也为我们编写中小学民族团结教材指明了方向。

青少年的群体认同意识，是在家庭、学校、社会多重环境的影响下逐步形成的，学校教育无疑是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地区许多新建的学校实行“民汉合校”，促进了各族学生的交往和相互学习。20世纪80年代实行“拨乱反正”后，西藏和新疆等地全面推行“民汉分校”，即使合校也实行严格的“民汉分班”（马戎，1996: 385-386），这无疑隔断了各族学生相互交往的客观条件。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带来的重大改革之一就是废除学校中的种族隔离制度，为黑人和白人学生的接触与交往创造条件。而我国在80年代反而推行民族“学校隔离”，从今天的角度看，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政策失误。这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积极推进民汉合校、混合编班，形成共学共进的氛围和条件”，这是对当年失误的一个及时的纠正。

10．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传统文化

会议指出“弘扬和保护各民族传统文化，要去粗取精、推陈出新，努力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积极做好双语教育、信教群众工作和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和知识分子工作”。

各民族的语言文字、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财富，保护和发展这些传统文化是国家和全社会的责任。但是如何辩证和历史地看待这些文化遗产，继承精华，剔除糟粕，去粗取精，推陈出新，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历史责任。各族精英知识分子必须认识到，在工业化时代以前的农耕与游牧经济社会中生长出来的传统文化，唯有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与现代化工业社会的社会政治制度、经济活动类型和人际交往模式相适应，才能在时代大潮流中获得生命力，才能使各民族一方面为整体社会的文化建设提供本民族的优质文化元素，另一方面通过以开放的态度学习吸取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来充实和丰富自身。在这方面，作为主流社会、中央政府和各族广大民众之间的桥梁，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和知识分子的作用特别重要，信教群众的工作也主要依靠他们来做。

与此同时，我们应当从各民族之间如何加强文化学习和交流的视角来看待目前提倡的双语教育。在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国民普遍掌握本国的通用语言是这个国家实施行政管理、发展教育事业、形成统一经济和就业体系、在“多元一体”基础上发展文化事业的必要前提。固然我们可以在中小学甚至大学的某些专业使用民族语言授课，但是国家顶级大学的许多专业只能使用国家通用语讲授，不掌握国家通用语，少数民族学生必然在这些专业和相关行业中被边缘化。近10年期间，我国汉族（也包括通用汉语的回族、满族等）大学生和专业人员的整体水平和提高速度与藏、维吾尔、蒙古等少数民族大学生和专业人员相比，之间的差距是在缩小还是在扩大？这些民族何时才能出现国内一流的政治家、科学家、医生、企业家等高级人才？如果这一发展趋势看起来不那么令人鼓舞，我们是否需要想想如何才能扭转这一局面？

中华民族由56个民族组成，中华文化是包容了56个民族文化的文化共同体，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都从其他民族那里吸取过文化元素与营养，各族文化在深层次上是彼此渗透的。因此，各民族应当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繁荣发展各民族文化，要在增强对中华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来做。如果我们有些汉族知识分子把汉文化等同于中华文化，忽略少数民族文化，或者有些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把本民族文化自外于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缺乏认同，这两种倾向都不利于中华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不利于构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

11．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必须实事求是、因地制宜

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曾以少数民族为对象制定了一些优惠政策，在20世纪80年代的“拨乱反正”过程中，优惠政策的范围和力度又有所扩大。在实行计划经济、以政府行政机构来治理社会的体制下，这些优惠政策发挥了很好的社会效果，有效地促进了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社会与经济发展。但是，自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许多资源分配和发展机会已转由市场机制来调节，政府的优惠政策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制度条件。同时，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情况也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我国仍在实行的一些民族优惠政策需要与时俱进，实事求是，根据客观条件做出必要的调整。

例如，基于国外研究成果和国内社会调查，我们曾建议把一些优惠政策的对象从“族群”调整为经济相对滞后的“区域”（马戎，2011: 78-79），原则应该是实事求是，而不是简单地依据身份证上的“民族”。只有把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结合在一起，相关政策才能使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更公平、更有效地服务于各自治地区的各族人民，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中不断促进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而不能因为这些民族优惠政策的实施，反而激发民族之间的权益博弈，加深民族隔阂，强化民族群体意识，不利于“四个认同”和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在今天的历史发展形势下，我们不应再强化民族意识，更不应人为制造民族差异。

对于社会热议的一些优惠政策，也需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进行调整。我们应当逐步减少同一地区各民族成员之间在计划生育、高考加分、社会福利等方面所享受的公共服务政策方面的差异。但是，这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对这些具体政策实施后的客观社会效果进行系统深入的调查后逐步推进。

12．树立正确的祖国观、历史观、民族观

现在国内学校的历史教材，包括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和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等经典史学著作，主要内容是中原王朝的朝代更替史，偶尔提到边疆部落和少数民族政权，也主要是站在中原王朝的角度寥寥几笔。以西藏为例，今天的藏族自治地方约有220万平方公里，接近全国陆地面积的四分之一，历史上的吐蕃王国曾非常强大，但是我国中小学的历史教材中对其一笔带过，似乎如果没有文成公主入藏，就没有必要提到松赞干布。现在汉族地区的中小学生，有几人知道新疆历史上的哈拉汗王朝？我国各大学历史系的专业结构，主要是国别史和断代史，有多少人专注研究新疆、西藏、内蒙古、云贵地区的历史？这样的历史学体系和历史教材，如何能够帮助广大汉族青少年完整和全面地了解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又如何能够使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学生对这样的历史教学感到满意？我们的学校教育怎样才能使各族青少年理解“经过诞育、分化、交融，最终形成了今天的56个民族”？怎样才能使各族青少年从感性上认识“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国目前的历史学基本体系、学科结构和教材内容是不是需要进行全面彻底的反思和调整呢？

现在我国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中存在一个致命的“汉族—少数民族”二元结构，民族学以少数民族为研究对象（包括“民族理论”、少数民族历史、语言、社会、经济、法律等），其他学科以汉族为研究对象。所以，各综合大学的教育学院不研究少数民族教育，语言学院不讲授少数民族语言，法学院不研究少数民族习惯法，历史学只从中原王朝的角度涉及少数民族历史，经济学不研究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宗教学不研究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中文系和国学院只关注汉文典籍，社会学不研究族群关系问题。这就是大学里各院系、各专业教师和研究队伍主体导向的现状。我不排除一些院系中可能有个别教师对少数民族研究感兴趣，但这些人只是个别的“另类”。那些位于各民族地区（新疆、西藏等）的大学里，人们对于少数民族的关注会稍多一些，但是他们显然不是中国高等教育和学术界的主流。而且那些著名的综合性大学的大门，在何种程度上是对少数民族学生（特别是那些以母语学习为主的“民考民”学生）开放的，本身就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总之，我国学科体系中的“汉族—少数民族”二元结构不打破，我国中小学教材（尤其是历史教材）中少数民族“缺位”的局面不改变，“树立正确的祖国观、历史观、民族观”就很可能只是一句无法落实的空话。与此同时，在部分少数民族学者当中，也存在不认同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倾向，个别人甚至不顾考古和文献典籍的客观依据另“造出”一部民族史。汉族历史学家忽视少数民族历史是错误的，少数民族学者在讲述本民族历史时，不把本族历史放到中华民族整体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来看，割裂历史，同样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