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族群关系
上QQ阅读APP看书,第一时间看更新

二 旗帜不变,稳住阵脚

“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在科学技术、经济发展等方面远远落后于周边邻国,中国经济几乎面临崩溃的边缘,物资供应极度紧张,城乡就业压力极大,严峻的形势迫使中国领导人必须思索和探寻一条新的发展道路,正是这一探索引导中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入一个全面体制改革的社会转型期。在这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刻,人们一方面需要反思“文化大革命”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对中国社会和经济造成的严重后果,另一方面也必须思考如何理解和应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中出现的一些新的社会问题,思考应当如何对“文化大革命”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理论、基本观点和话语体系进行反思。

当时在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众中出现了两个思潮,一个主张改弦易辙、全面学习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宪政民主制度,另一个则主张坚持传统共产主义理念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作为一个有丰富社会阅历和斗争经验的政治领袖,邓小平同志的做法是:一、坚持意识形态的传统旗帜不变,反对否定毛泽东同志和党的光荣传统,保持国家基本政治体制的稳定,以此团结党的各级干部队伍和全国人民,稳住阵脚不乱;二、与此同时,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大胆创新,积极推进中国社会的实质性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基本方针就是努力克服来自“左”和“右”两个方面的干扰,既不做颠覆性的体制变革和话语转换,也不继续走“文化大革命”的老路。为此,党中央在1981年做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决定不在理论上纠缠有关我党领袖人物的历史功过和意识形态的“革命”与“反革命”之争,把这些极易引起重大争议和思想混乱的政治议题放在一边,而在政府的各项实际工作中把争议较少的“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作为首要任务,把党的工作转向“以发展经济为中心”,把政府的奋斗目标定为社会各阶层都能够接受并共同向往的“建设小康社会”。对于当时围绕经济体制改革出现的一些理论界和社会上激烈争论的政治议题(如经济特区是“姓 ‘资’还是姓 ‘社’”的问题),小平同志同样采取的是“不争论”、做实事的应对方法,用社会实践来说服持不同意见的人,以此逐步统一思想。在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推进社会重大转型,没有现成的成功模式可以效仿,在这一过程中如何把握发展方向与拿捏分寸,无疑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决断的魄力。

面对当前我国一些地区民族关系出现的严峻形势,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无疑也在思考应当如何应对,面对我国学术界、思想界关于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的激烈争论,党中央也在思考应当如何加以引导。从这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材料来看,也体现出“旗帜不变,稳住阵脚”的一个基本态度。如在“旗帜”问题方面做出两个重要表态,在民族理论方面提出“新中国成立65年来,党的民族理论和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是正确的,我国民族关系总体是和谐的”。在制度方面提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重要内容”。对党的民族理论、制度、方针政策给予明确地肯定,这两个表态给许多担心党中央在民族理论和制度方面做出重大调整的人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即中国民族关系的整体格局不会出现重大变化,不会做“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这一表态避免了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未提“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所带来的思想波动,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

与此同时,在会议讲话中明确否定新中国在处理民族关系时曾经“照搬了苏联模式”,指出美国种族关系依然存在许多问题,因此中国今后不可能照搬“美国模式”,但是明确提出,中国应当吸取国外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教训。同时,也表明在目前“取消民族身份”的做法不可取,国内的56个“民族”不会改称“族群”,身份证上的“民族成分”不会取消,不希望因相关变动引发民众的不安。这些政治表态都是“旗帜不变”的标志性阐述,也表明学术界的相关讨论不会影响中国政府目前的政治话语体系,强调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