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失业
一天，我的英语课突然停了。天儿越来越热，我有个学生也懒得动了，于是把我给开了。另外一个学生事先没通知我也从住的地方逃了，他还欠我12法郎的学费。这么一来，我身上就只剩下30生丁了，香烟也买不起了。一天半的时间里，我饭也没吃，烟也没抽。后来，我再也受不了了，于是把剩下的几件衣服塞进箱子准备去当铺当掉。这段日子，我假装自己还有些钱，但现在一切都露馅儿了。要是F太太在，把东西拿出旅馆是绝对不可能的。我还记得我让她把衣服偷偷带出旅馆时她脸上那种惊愕的表情。交不起房租，趁半夜偷偷溜掉是这一片房客的惯用伎俩。
这还是我头一回进法国人开的当铺，穿过一道挺气派的大门，走进一间像教室一样的、没什么陈设的大屋子，里头有一个柜台和几排长椅。四五十个人正在那儿等着。有人把抵押品放到柜台上，然后退回到椅子上。伙计稍微估计一下东西的价值，就大声喊：“某某号，这东西给你50法郎愿意吗？”有时，伙计喊的是15法郎、10法郎或者5法郎。不管怎样吧，经他这么一喊，屋里的人就都知道了。我进去的时候，伙计正在用一种伤人的语调大喊大叫：“83号——过来！”然后这家伙吹了一下口哨，招了一下手，像是在叫一只狗。83号站起来，来到柜台前头。那是个老人，留着胡子，穿着一件外套，扣子扣到了脖子下头，裤脚早就磨损得不成样子了。那伙计二话不说把老人刚才递过去的东西隔着柜台扔到地上。很显然，老人的东西一文不值。包袱掉到地上，散开了，里头是四条羊毛裤子。一看到这情景，大伙儿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可怜的83号把裤子收起来，包好，蹒跚着出去了，走的时候嘴里还不停地嘟囔着。
我准备当掉的那几件衣服，连同那个皮箱，当初花了我20多镑，到现在保存得都还挺不错的，我原本以为怎么也能当10镑，算下来，十英镑的四分之一（你只能指望当铺出四分之一的价）就是250法郎或者300法郎。我等着，一点儿都不担心，想着最坏也能当250法郎。
那伙计终于叫我了：“97号！”
“我就是。”说着我站了起来。
“70法郎当不当？”
天哪！值10英镑的衣服只给70法郎！但再说什么也无济于事，我曾看到有人想争辩几句，那伙计马上就不要他的东西了。我拿着钱和当票出了门。我身上穿的这套，胳膊肘那地方破得很厉害。我还有一件大衣，要是当的话也只能当一般价，还有一件备用衬衫，此外，再没有别的衣服了。后来我才知道当东西最好下午去，但已为时已晚。当铺的伙计们都是法国人，像多数法国人一样，刚吃完中午饭脾气都不小。
回到旅馆，我看到F太太正在拖地。她上了台阶，准备跟我谈谈。我从她的眼里可以看出，她有点儿担心我的房租。
“嗯，那包衣服当了多少钱？不多，是不是？”她问。
“200法郎。”我赶紧说。
“天哪！”她显出一副吃惊的样子，“嗯，当得不错。你那些英国衣服一定很贵！”
我撒了个谎，却省掉了不少麻烦，很奇怪，是不是？事实的确如此。过了几天，我果真收到了200法郎，原来是我为一份报纸写的一篇文章发表了，我赶紧用这些钱交了房租，一生丁也没剩下。我本不想这么做，但没别的办法。尽管在接下来的那个礼拜我一直在饿肚子，但最起码用不着露宿街头了。
现在必须找工作了。我想起了以前的一个朋友，是个俄国侍者，叫伯里斯，他可能会帮上忙。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公共病房里，当时他的左腿患了关节炎，正在医院治疗。他跟我说要是以后遇到什么困难尽管去找他。
关于伯里斯，我得说几句。这家伙是个怪人，我们俩处的时间不短，他算是我很亲密的一个朋友了。他是个大个子，35岁左右，以前是个当兵的，长得不错，可是自从卧病在床之后，他就无可救药地胖了起来。像多数俄国难民一样，他过去的日子过得也挺危险的。当时他的父母算是有钱人，但在俄国革命中被杀了。那时他正在西伯利亚第二步枪队服役，据他说，他的团在俄军中战斗力是最强的。战争结束后，刚开始他在一家制刷厂工作，后来在哈雷市当搬运工，再后来成了一个洗碗工，一路跌跌撞撞，最后成了一个侍者。生病的时候，他在斯科莱博酒店工作，每天的小费就有100法郎。他的志向是成为一个酒店主管，攒够15000法郎，然后在塞纳河右岸开一家精致的小餐馆。
伯里斯总说打仗那时候是他这辈子最快乐的日子。打仗和当兵是他的激情所在。他读的描写军事战略和军事史的书多得都数不过来了，随便就能说出拿破仑、库图佐夫[2]、克劳塞维茨[3]、莫尔克[4]、福煦[5]的军事理论。不管什么事，只要和军人有关，就能让他兴奋不已。他最喜欢的咖啡馆位于蒙帕纳斯[6]，是一家叫作丁香园的咖啡馆，就因为咖啡馆外面有一尊内伊将军[7]的铜像。我和伯里斯有时一块儿去贸易街转转。要是我们坐地铁去，伯里斯总在康布罗纳下车，而不是在贸易街下车，尽管后者要近些。他总爱跟康布罗纳将军[8]发生点儿联系。当康布罗纳将军在滑铁卢战役中被劝降时，将军总是痛痛快快地骂上一句：“呸！”
大革命只给伯里斯留下了一些勋章和过去兵团的照片。即便别的东西都当完了，这些东西也要留下。几乎每天他都会把这些照片摊在床上，不停地谈论它们。
“快瞧啊，伙计！队伍最前面的那个就是我，很高大，很帅气，是不是？我可不像这些卑鄙的法国佬。我20岁就当了队长，混得还不错，是不是？没错，西伯利亚第二步枪队的队长。我爸爸当时可是陆军上校。”
“啊，伙计，生活可真是起起落落、反复无常啊！俄军的一个队长，然后，噼啪！革命开始了——钱一分也没剩下。1916年，我在爱德华酒店住了一个礼拜，1920年，我在那儿当了一个值夜班的。我干过守夜人，当过小酒馆服务员，擦过地板，洗过盘子，当过搬运工，刷过厕所，给过服务员小费，服务员也给过我小费。”
“啊，伙计，不过我知道了一个绅士的生活该是什么样的。我不是在吹牛。有一天我算了一下在我生命中总共出现过多少女人，超过200个。是的，至少200个。啊，话说回来了，坚持到最后的才是胜利者。鼓起勇气来！”
伯里斯性格古怪、多变，总想回部队去，但他当了很长时间的侍者才有了侍者的眼界。他只攒了几千法郎，却总是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最后肯定能开一间属于自己的餐馆，变成富人。后来我才发现所有的侍者谈论的都是这个，都是这么想的。他们甘于做这个行当，原因就在于此。伯里斯经常饶有兴趣地谈起自己的侍者生活：
“干侍者这一行就像是赌博，”他常这么说，“可能穷死，也可能一年内就变成大款。挣钱靠的不是工资，而是小费——顾客消费总额的十分之一，还能从红酒公司那儿收点儿回扣。有的时候，小费是很多的。比方说吧，在马克西姆酒店，一天就能赚500法郎的小费，生意好的时候还能超过500法郎。我自己一天挣过200法郎。那是巴黎兹的一家酒店，那儿的人，从酒店经理一直到洗碗工，每天都要工作21个小时。每天工作21个小时，只有三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一个月就这么下来了。不过，我觉得值，一天能有200法郎的收入呢。”
“好运什么时候来，谁也说不准。那是我还在皇家酒店干的时候。有一回，有个美国顾客吃晚饭前把我叫了去，他预订了24杯白兰地鸡尾酒。我用一个托盘把这些酒都给他拿来了，一共24杯。‘伙计，’这喝醉了的家伙当时对我说，‘这些酒我喝12杯，你喝12杯。如果喝完之后，你还能走到门口，那么这100法郎就是你的了。’事后，我真的走到了门口，他真的给了我100法郎。一连六个晚上，这个美国人一直在玩这种游戏。我分他12杯白兰地酒喝，还能从他那儿赚100法郎。过了几个月，我听说他被美国政府引渡了——罪名是涉嫌挪用公款。美国人身上还是有一些不错的品质的，你觉得呢？”
我喜欢伯里斯。我们俩在一起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我们下棋，谈论战争和酒店。伯里斯过去常说我应该成为一个侍者。“那种生活挺适合你，”他常这么说，“一天能有100法郎的收入，还能有个漂亮妞儿陪着，这样的日子也是挺爽的。你说你这辈子想当作家，写作纯粹是瞎胡闹。作家想要有钱只有一条道，那就是娶一个出版商的女儿。要是你能把胡子剃掉，我看你当个侍者倒是很合适的。你个子高，又会说英语，这两样都是侍者必需的。伙计，你先等一会儿，让我把这条该死的腿弯一下。就这样吧，要是以后你丢了工作，尽管来找我就是了。”
我快没钱交房租了，又在忍饥挨饿，这时我想起了伯里斯说过的话，决定马上去找他。我觉得当侍者并不像他说的那样那么简单，不过刷盘子这等活儿我还是能干的。他肯定能给我找一份在厨房刷盘子的工作，我记得他在夏天曾说过，洗碗工很缺。天无绝人之路，毕竟我还有一个朋友可以依靠。想到这儿，我的心里顿时轻松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