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尘中有一朵“海上花”

1926年6月30日，那天比较清凉，胡适一大早就给《海上花列传》写了一篇序言，然后让家人将整本《海上花列传》书稿送到亚东图书公司，交给他的老朋友汪孟郊。这一年，刚刚从天津来到上海的张爱玲才六岁，她不可能知道，一部影响了她一辈子、被称为现代文学开山之作的《海上花列传》，正在上海、在胡适的手中横空出世。

《海上花列传》是清末鸳鸯蝴蝶派作家韩邦庆用苏州方言写成的章回小说，描述当时上海青楼女子生活。如果说《红楼梦》是用北方方言写就的中国社会全息图，那么《海上花列传》就是用南方方言写就的海派文明全息图，虽说落笔于妓女与嫖客，但由此藤蔓芜杂缠绕，延续到三姑六婆、内亲外戚身上，继而漫漶到芸芸众生的方方面面，形成一部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图谱，使我们看到，在欧风美雨浸淫下，上海滩十里洋场迅速崛起，人与人之间建立起一种全新的交际准则，以适应这种全新的现代商业活动需要。农耕时代那种血缘与家族之间情感互动的纽带被拦腰剪断，取而代之的是功利化的商业交往——无论是设宴叫局，还是打茶围、吃花酒，或朋友间的聚会与赌博，真正的目的不在这些娱乐活动本身，而是有着各自利益上的考量与盘算：打通关节、了解行情、招揽生意与洽谈合作，往往成了人们呼朋唤友、大肆铺张的真实意图。这是商业社会的内在要求，这种要求将整个社会联系起来、沟通起来、激发起来，几乎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们都无法甘居斗室、超然物外。在这种轰轰烈烈的由农耕向现代转型的大背景下，作为一种连接与纽带，妓院青楼在其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它也成为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一处重要平台——正是在这种全新的社会背景下，《海上花列传》才应运而生。

当时上海的青楼一条街四马路上，一入夜芳名高挂、红灯高照。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农耕文明向商业文明的蜕变，必然要引发新一轮的文学浪潮，我们在《海上花列传》中，就可以一览无余地看到这种潮涨潮落：那是一幅五彩缤纷又显得有点乱哄哄的生活画卷，聚秀堂的陆秀宝、尚仁里的卫霞仙、西荟芳的沈小红、公阳城的周双珠、庄云里的马桂生、同安里的金巧珍、兆贵里的孙素兰、清和坊的袁三宝、祥春里的张蕙贞、东合兴的姚文君——这些海上妓女们，就是一簇簇无根的浮萍，漂浮在海上，漂浮在四马路、山家园、静安寺、老旗昌、鼎丰里等老上海妓院云集处——这是一座庞大的无根的都会，一座混杂着各种口音、各色人等的移民都会，它不同于《卖油郎独占花魁》的那个南宋临安城，也不同于《金瓶梅》的那个清河县，它是一座宏大的、现代的工商都会，是一座东方迷宫，充斥着中国人完全陌生的物质和完全陌生的生活方式。

《海上花列传》的作者叫韩邦庆，他的另一个名字叫“花也怜侬”，从这个笔名可以看出，这是一个“能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的风流鬼。据说这个花心太少曾到京都应试，可惜屡试屡败功名未取，便黯然神伤回到上海。海上的浮华与摩登令他大惊失色，中国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何时凭空飞来一块如此美轮美奂、珠光宝气的“飞地”？他沉迷于此再不想离开，白日为多得不计其数的报刊写稿赚钱，一入夜则眠花宿柳，千红一窟万艳同杯，几年风花雪月过下来，便敷衍成这本《海上花列传》——也许以吴语写作读来拗口，也许没有标点令人发怵，小说以绣像版刊印后，并未引起多大的关注，胡适完全是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发现这部小说的。

那次在南京，胡适和高梦旦、郑振铎一起游秦淮河。郑振铎游着游着似乎失去了兴趣，独自一人去逛旧书摊。晚上回到旅馆，一进门就兴冲冲地对胡适说：我找到一个宝贝了。他将怀里抱着的旧书刊拿出来，胡适一看，是一种定期的绣像小说，叫《海上奇书》。仔细往下看，发现是一部描写妓女的长篇小说，有《红楼梦》和《儒林外史》之风。由于写的是海上风月、市井百态，读来令人耳目一新。这一晚胡适看得入了迷，便决定将这部小说重新编辑出版，以适应现代人的口味。后来这部重新编辑的《海上花列传》果然名噪一时，成为市民争相阅读的热门小说。

《海上花列传》出版时，张爱玲才六岁，直到她十三岁那年才在父亲桌上第一次看到它，和弟弟张子静拿着书到后院里来看，书中妓女说的全是苏州方言土语，姐弟俩看不懂，却对画像上的妓女生活生出向往之心。张爱玲曾说过类似的话：每一个女人，对妓女都有天生的向往。那时候家中为她和弟弟请了个姓朱的私塾先生，在张爱玲起哄下，朱老先生捏着嗓子模仿女腔，用苏州土话朗读《海上花列传》，张爱玲和张子静笑得满地打滚——

光绪年间出版的版本——《海上花列传》。

张爱玲对妓女的生活一向神秘好奇多于道德审判，这与胡适非常相似，或者说她是受了胡适的影响，当然也与她童年的经历密切相关。她曾津津有味地看一本绣像书《青楼十二时》，一天十二个时辰妓女们都在忙些什么，她特别想知道。

当然，即便不看胡适或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张爱玲对青楼女的生活也是十分稔熟，这来自她的亲身经历。父亲张廷重是典型的遗老遗少，钟情于花天酒地妻妾成群，张爱玲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在外养了出身青楼的侧室，还带张爱玲去小公馆玩。张爱玲不知何故不太开心，不想去，张廷重恼了，将她横抱起来，在屁股上一通乱打。后来打怕了，只好让他抱了去，“我又很随和地吃了许多糖，小公馆里有红木家具”。张爱玲最深的记忆就是姨奶奶敷衍得她很好，她从小立志写作，很会察言观色，近距离接近妓女的机会当然不肯放过。后来母亲黄逸梵出洋，张廷重吃喝嫖赌不算，还把姨奶奶接到家里来，那时候她家里“很热闹，时常有宴会，叫条子（把妓女叫到家里来陪酒陪玩）。我躲在帘子背后偷看，尤其注意同坐在一张沙发椅上的十六七岁的两姊妹，打着前刘海，穿着一样的玉色袄裤，雪白的依偎着，像生在一起似的。姨奶奶不喜欢我弟弟，因此一力抬举我，每天带我到起士林看跳舞，面前的蛋糕上的白奶油高齐眉毛”。

六岁的小女孩张爱玲。

被张廷重接进门的妓女叫老八，似乎脾气很坏，动不动就打人，住在楼下一间阴暗杂乱的大房子里，张爱玲难得进去一回。每一次进去都是站在父亲的大烟榻前背书，姨奶奶则在一旁吞云吐雾——她也识字，将她侄儿也接来，教一些“池中鱼，游来游去”，动不动抬手就打他，打得他眼睛睁不开。有一次不知怎么回事与张廷重一言不合，弯腰在床榻下找到一只痰盂，连屎带尿朝他头上砸去。如此过分出格的行为让张家人无法忍受，即便张廷重能忍，族人也看不下去，出面赶她走人——她离开张家大院的那一幕张爱玲记得清清楚楚：“大门里缓缓出来两辆塌车，都是她带走的银器家什。仆人们都说：这下子好了。”

张爱玲喜欢《海上花列传》是自然而然的，后来她赴美定居，一个庞大的计划就是翻译《海上花列传》。可惜当时居无定所，在一个汽车旅馆里，译了十八年的《海上花列传》手稿竟然被窃，张爱玲心急如焚，只得报警。但是警察查来查去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十年后，就在张爱玲绝望之时，《海上花列传》手稿奇迹般重又出现，最后完整地成书面世。

在国外穷愁潦倒的十八年，关注青楼女子，研究《海上花列传》，可以想见，那些青楼红颜对张爱玲的影响有多深。儿时无意中揭开窗帘偷看那些穿玉色袄裤的姨奶奶，同时也揭开了海上浮华与摩登的一角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