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这一期间，利率的大幅度上涨将许多优惠信贷的长期市场利率推高到了现代历史中从来没有接近过、更谈不上达到过的水平。本书提供的长期观察表明，近年的收益率峰值远远超过了1800年以来美国、1700年以来英国或1600年以来荷兰记载的最高优惠长期利率。换句话说，自从现代资本市场诞生以来，长期利率从来没有达到过我们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在全世界范围内达到过的水平。
自1981年以来，利率跌到了半个世纪之前的典型水平。然而，利率在近年来的波动和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市场危机表明，利率史仍然具有戏剧性。大部分读者在看到许多古代和现代的极端利率数据以后会惊愕不已。随着本书中利率故事的展开，有些读者也许能从漫长的几十年和几个世纪期间利率趋势持续上升或下降中，发现其中的重大意义。
从漫长历史阶段的利率图表中，研究历史的人们也许会看到相应的国家和文明的兴衰、战争的发动和它带来的灾难，以及和平的享用和滥用。人们也许能够从利率的波动中追寻到知识和科技的发展轨迹、政治改革的成败，以及民主与独裁专制统治之间漫长、艰苦、永无休止的斗争。
研究经济学的人们也许能从利率的潮汐变化中看到，在制订有效的商业伦理和法规、合适的货币和财政手段与政策中，有些社会取得了成功，有些社会则遭遇了失败。他们也许会意识到在广袤的时间和空间中经济增长和经济衰退这两股轮流坐庄的力量所产生的影响。
在上个世纪交替时期，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von Boehm Bawerk）宣称，利率是一个国家文化水平的反映：一个民族的智力和道德力量越强大，其利率水平越低下。他所说的是自由市场的利率，而不是人为控制的利率。在他所在的年代里，在全市及主要贸易国家中，市场利率位于历史的低点：长期优惠信贷利率为2.5%～3.5%。而通货膨胀在当时并不是这个世纪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问题。
如果庞巴维克用“金融力量”来取代“道德力量”，用“科技水平”来取代“文化水平”，那么如今更多的人会赞同他的说法。但是，我们认为他想表达的正是他所用的那些词的意思。事实上，如果有人向他建议如此更换用词的话，他很可能会回答说，一个国家的总体道德力量是金融力量的必要的先决条件，而高文化水平是高科技水平的必要的先决条件。
无论如何，在本书第一版于1962年问世的时候，研究货币市场的人们几乎都不接受庞巴维克笼统的观点。利率水平在他的时代比较高，但是——有些人认为——当时的智力、道德力量和文化水平也比较高。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利率极端上升的情形下，他可能赢得了部分人的认同。在先前的分析中，关键在于如何衡量文化水平和道德力量，而在这一版中，各种不同观点都有了存在的空间。
本书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探讨利率波动相对于社会或经济方面的成因或者后果，而只是要搜寻、记录并分析许多国家数个世纪时期里的通行利率本身。尽管如此，读者看到这里会不由自主地注意到数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的持续趋势和重复性形态。读者可能会在自己的脑子里将它与民族的兴盛和衰亡联系起来，甚至事实上会跟整个文明的兴衰联系起来。
论述古代巴比伦王朝、古希腊和古罗马利率的几章表明，在每一个国家，随着民族或者文化的发展和兴旺，利率会不断地下跌，然后在每一次“下滑和陨落”中大幅度飙升。在我们的文化中（西欧和北美），从中世纪到20世纪中叶的大部分时候，利率都在下跌。可是现在呢？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出奇高的利率并没有持续足够长的时间，不足以令长期图表中的趋势有重大变化。但是，谁又能保证这种高利率不会再现呢？
我们没有必要假定历史会以任何干净利落的方式重演，也没有必要在瞥了一眼图表后悲观绝望。扭转不利趋势的机会非常多。然而，公平地说，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的自由市场长期利率，只要收取得当，都能提供那个国家经济和政治健康状态的一种动态图。战争和政治、经济灾难在图表中表现得一目了然。
古代时期的信贷
有时，信贷被认为是一种现代发明，或者甚至是一种现代邪恶。的确，新的信贷形式已经在我们的国家发展起来，而反映信贷规模在最近几十年期间增长的数据也十分令人瞩目。但是，翻阅几页金融史后，这种所谓现代重大发明的想法就会彻底消失。信贷在古代和中世纪时期就得到了普遍应用。信贷的历史远远早于工业、银行业，甚至早于铸币业；它可能比最原始的货币形式还要早。含息贷款也许可以说是在新石器时期农民将种子贷给表亲并期望在收割季节加量归还的时候就开始了。而且，我们知道几大文明的有记载的法律史是在人为规范信贷中开始的。
例如，在大约公元前1800年，古代巴比伦王朝的第一个国王汉谟拉比（Hammurabi）给他的臣民制订了第一部已知最早的正式法典。该法典的一些主要规定规范了债务人与债权人的关系。法定利率上限确定为谷物贷款每年33.333%，以实物偿还；银子贷款按重量计算每年20%。所有贷款都必须附有书面合约，并由官员作证。如果作弊收取的利息高于法定上限，那么债务的本金就会被免除。土地和动产可以用作债务抵押，债主的仆人、妻妾、子女或奴隶也可以用来抵押。然而，个人劳役偿债被限制为3年。
1200年以后，也就是在大约公元前600年的时候，古希腊的法律史始于索伦（Solon）的法典。当时，雅典出现了一次经济危机——其部分起因是过度的债务和普遍的个人劳役偿债——因而必须进行重大改革。与《汉谟拉比法典》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索伦的法典取消了对利率的所有限制。他们减少或者豁免了许多债务，允许不转移占有地抵押，但是禁止个人劳役偿债。这些法规延续了几个世纪。
罗马人也是从规范信贷的法规开始其法律史的。当时也是因为表现为过度债务的一次危机而作出的被迫之举。早在大约公元前450年的著名的半传统型《十二铜表法》（Twelve Tables）中，在对待信贷问题上，更多的是模仿《汉谟拉比法典》，而不是索伦的法典。贷款的利息被限制为不得超过每年8.333%。高于法定上限的利息将被处以4倍损害赔偿。个人劳役偿债得到允许，但是奴隶的人身健康受到保护。
历史最初时期巴比伦王朝、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这三个案例足以支持这样一个结论：即含息信贷在有文字历史出现之前就已经普及到了足以产生重大政治问题的程度。然而，有文字记载的整个5000年历史跨度仅仅相当于这个星球上人类历史时期的百分之一的一半。人类在开始书写文字之前有大量的时间学习信贷和利息。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注意到大约公元800年的《查理曼法典》（Capitularies of Charlemagne）也在处理信贷问题。他们一概禁止所有贷款的增值。高利贷之罪孽，以及寻求合法例外情形的欲望，引发了中世纪1000多年期间神学界和法律界的激烈辩论。在宗教改革（Reformation）令现代欧洲收取利息合法化之后，利率之争进入了经济学家、金融家和政治家的圈子，通常都围绕着是放任自由还是国家控制的话题。英国最终走了索伦的路子，废除了对利率的所有固定法律限制。美国的各州都在自己的高利贷法中确定了固定的利率上限，因而在这方面继承了汉谟拉比和古罗马的法律传统。
在21世纪，利率仍然是政治界和经济界激烈争辩的一个主题，丝毫不亚于古代时期。美国的各个政党和欧洲的各个政党在利率问题上各执己见，正如罗马共和国时期的贵族阶层和平民阶层。有人希望利率高，有人希望利率低。现代时期的经济学家们，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各自拥有的观点范围更广、内容也更复杂，所争论的主题并不新鲜。
通过纵观利率史，我们可以动摇大部分先入为主的顽固看法，即有关什么是高利率、什么是低利率、什么是平均利率的看法。每一代人都会设定一个利率范围并视之为正常水平，并在这个利率范围中成长；远远高出该范围就意味着危机，或者意味着极其过分，而远远低于该范围则意味着人为操控或者不足。几乎每一代人最终都会惊愕利率的表现，因为事实上现代时期的市场利率很少能够长期稳定。它常常会上升或者下降到意料之外的极端水平。研究利率史的人们不会对这种波动感到惊讶。他们的历史知识不会告诉他们未来的利率会达到什么程度，但是可以促使他们分清什么是真正不同寻常的利率水平，什么是利率的变化而已。
要想引用一些看起来十分花哨离奇的利率是非常容易的。事实上，我们不用超越目前所在的世纪就会发现本书所覆盖整个历史时期的最高利率和最低利率：柏林10000%的高点，纽约0.01%的低点。这两个利率数都是极其不同寻常情形下标准货币市场信贷的记载数据。利率的范围为1000000∶1。1990年1月2日，《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报道说，阿根廷的银行给大储户提供的存款利息为每个月600%！
汉谟拉比的银子贷款年息20%的法定上限无法有效地用来比较今天的货币市场利率。它远远高于20世纪优惠商业贷款、储蓄债券、储蓄存款等的大部分利率，但却低于美国许多州发放小额个人贷款时法定和实际收取的30%～45%的年息。在本书中，很难进行类似利率之间的比较。古代和现代史中的信贷合约类型和品种，远远超出了现代债券推销人理念中的想像。
在公元前2000年，当巴比伦王朝的锡帕（Sippar）的沙玛什（Shamash）通过自己的牧师以6.25%的利率贷出银子时，该利率在当时属于非常低的水平，因而被认为是一种虔诚的慈善之举。亚述的埃比拉神庙（Temple of Arbela，公元前732～前625年）以25%的利率贷出银子。当公元前4世纪的狄摩西尼（Demosthenes）允许一个客户延迟支付他的律师费时，他在自己的账单上添上了每年12%的利率；这正是他那个时候雅典的“正常利率”范围的上限。当恺撒（Caesar）曾经的朋友、贵族布鲁特斯（Brutus）试图收取撒拉米斯城邦48%的贷款利息时，他的同代人西塞罗（Cicero）大吃一惊，提醒布鲁特斯说，当时的法定利率上限是12%。事实上，当时古罗马的资金贷款利率只有每年4%。
在我们如此闲聊早先多少代人的金融表现的同时，我们不能忘了高利贷者。在古雅典时期，有些高利贷者常常以每月48%的利息贷出资金，相当于每年576%，而且未计算复利。即便是这一利率水平也还是低于每星期25%（星期一贷出4美元，星期五偿还5美元）的利息，而后者是纽约法庭在未经注册高利贷者的庭审中常常记载的利率水平，理论上相当于每年1300%。最后，我们还应该提及狄奥弗拉斯特（Theophrastus，公元前287年）的高利贷者——每天收取25%的利息，也就是每年9125%，也许是文学夸张。只有在20世纪的通货膨胀期间，我们才会再次看到具体记载的如此高的利率，比如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和20世纪80年代最后几天里的阿根廷。
中世纪给我们留下了利率奇闻和强烈反差情形。在12世纪，英国的个人贷款为每年52%～120%的利息——视抵押物的不同而定——而同期的荷兰长期不动产抵押贷款的利率却是8%～10%。还有一些史料记载了怪异的贷款抵押物。耶路撒冷的皇帝鲍德温二世（Baldwin II）有一次遇到资金压力，抵押了自己的胡子。一个世纪以后，另一个鲍德温——康斯坦丁的皇帝，在威尼斯用荆棘之冠（Crown of Thorns）作抵押借款；当该笔贷款出现违约时，抵押物被法国的路易九世（Louis IX）赎回。在14世纪，威尼斯共和国利率为5%的债券在几年里的售价超过面值，而同期的奥地利的腓特烈三世（Frederick the Fair of Austria）借款的利率为80%。在15世纪，法国的查理八世（Charles VIII）在意大利筹借的一笔战争贷款利息高达100%，而意大利的商人却能以5%～10%的利息借到款。在17世纪，荷兰以3.75%的利率为其利率为8.333%的国债进行再融资，荷兰商人的借款利率只有1.75%，而大约同期的西班牙王室却在为短期贷款支付40%的利息。
这些零星的奇闻趣事并不是本书主要关注的主流利率史的一部分。在开头的时候引用这些案例，是为了激起大家的想象力、扩大大家的眼界和视角。这些案例表明，在考虑所有国家、时代和贷款类型的时候，历史利率的实际范围非常大；而且不同贷款类型之间可以表现出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甚至在同一个时期、同一个地点情况下的巨大利率差异。
本书的大部分篇幅将用来叙述通常为良好信用的标准型、重复型贷款类型，尽可能准确地反映古代时期的传统利率类型和现代时期的各种优惠市场利率。这些标准贷款类型的通行利率在几章中都用一些奇特利率、专业利率、风险利率或高利贷利率等案例进行补充。如果利率史仅仅局限于货币市场的记载数据的话，即便是在20世纪的美国，也会表现为不全面，也会误导读者。
本书的计划
利率的变化可以从许多层面上看到。主要层面有时间、地点、贷款质量和贷款期限。其他显著的特征有市场流通性、贷款规模、赎回条件、合法性、税收地位、债务人类别和债权人类别。某个地方某个贷款类型的利率会每天或者每年发生变化，这就是时间层面。相似贷款类型的利率在任何时候都会因为城市或者国家的不同而不同，这是地点层面。还有，在某个时间和地点，利率通常都有一个很大的范围，取决于质量、期限、规模、市场流通性和其他周边因素。本书试图覆盖所有这些层面的范畴，以下为局限性和重点强调程度介绍：
时间。时间跨度为公元前3000年开始至今，只要有历史数据。由于19世纪和20世纪的优良利率数据，比人类历史其他时间的数据加在一起还要多，因此本书对这两个世纪的论述比先前诸世纪要全面得多。
地点。非常自然也非常幸运的是，在各个时期个人和商业信贷最为发达的那些国家留给我们的历史记载最为详尽。因此，对于古代和中世纪时期而言，本书并不需要制订地理位置选择的任何计划，而是致力于尽可能全面研究论述。根据我们获得的历史资料，主流利率史的发展轨迹与西方政治历史的发展轨迹相似，从史前时期开始，贯穿美索不达米亚、古希腊和古罗马，到中世纪的东欧，再到现代时期的欧洲和美洲。其他地区只有偶尔存在的早期数据。对于现代时期而言，本书在地理位置方面做了一定程度的必要选择。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篇幅用来叙述西方主要商业和金融国家的利率。尽管如此，为了介绍背景情况和对比的需要，许多其他国家的部分利率史也包含了进来。
质量。在存在历史资料的时候，本书引用了涉及很大风险范围的部分贷款利率案例。通过这种比较，优等信用的利率就更加容易理解，同时也更加容易识别。尽管如此，本书主要关心的是按照当代标准衡量数据优等的贷款利率的发展变化。这么一种包罗万象的总体定义十分关键，因为只有这样一种定义才能经受得住不同历史时期变化无常的各种标准。在现代发达国家，政府贷款通常都代表了高质量的标准，接着是最佳公司贷款。在中世纪和古代时期，大型公司并不存在，政府信用通常不如有产阶层的个人。因此，最佳信用的特征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本书最为关注的贷款类型也因此各不相同。
期限。本书尽力涵盖所有期限的贷款利率，从非常短期的个人或贸易贷款和政府票据，到根本没有到期日的永久型年金。在现代时期，期限都有精确的定义，论述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唯一例外的是债券平均数或选择型赎回条件本身所固有的模糊性。本书后面几章所提供的表格，显示了从最短期限到最长期限品种逐步发展的连贯利率系列数据。
然而，由于缺乏早期数据，旨在涵盖所有期限的努力仅仅在本世纪的几个国家获得了成功。对于现代时期的早先几个世纪，历史数据主要包括非常长期的债券或抵押贷款的利率，以及许多非常短期的信贷类型的利率。中等期限的贷款利率数据往往十分匮乏。但是，期限的定义一般都十分准确。
对于中世纪，我们常常不得不满足于两个宽泛的期限类型，即“长期”和“短期”，因为大部分数据不是那么精确。“长期”贷款包括意大利城邦的永久债务、法国的岁金、欧洲许多城镇发行的永久型年金，以及显然最初就打算延续许多年的其他贷款。“短期”贷款包括国库券、银行存款、当铺和其他抵押贷款，以及王室的流动债务。这种短期债务的大部分事实上可能也延续了多年，但是合约的类型是短期。然而，许多中世纪信贷在期限方面都很不确定；凡是有这种疑点的债务，都被纳入短期的范围，但是我们手中掌握的有关期限的描述，都在本书中介绍给了读者。
对于古代时期，因为期限而产生的利率差异几乎完全不存在。巴比伦王朝和古罗马的法定利率同时适用于长期贷款和短期贷款。历史学家报道的最佳信贷“正常”利率，一般都没有提及期限。然而，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大部分古代贷款的初衷仅仅是持续几个月，或者最多1～3年时间。利率数据通常记载的是月息。即便是以不动产作抵押的贷款，一般也是规定一年偿还；偶尔也会有更长期限的规定，但是利率并不依据期限而变化。长期资本项目一般都不是通过信贷的形式融资，而且各国也很少筹借。大型公司还没有出现。有些信贷事实上许多年都没有偿还，但是显然这是因为定期续约或者无力偿还的缘故。鉴于这些原因，本书没有试图按照期限来分门别类地叙述古代利率，虽然只要有史料记载我们都提供了具体的期限内容。除此以外，通常假定为短期贷款。
市场流通性。本书中引用的利率有时是从可流通品种中推算出来的，比如债券、票据和国库券，有时也根据不可流通品种来计算，比如个人贷款、银行贷款、抵押贷款和存款。每一种类型都进行了分门别类。中世纪以前的任何一种信贷工具都没有叙述市场交易类型。古代时期的雅典和罗马很可能出现过活跃的债务交易，但是流传到我们手中的历史资料无此记载。现代货币市场的历史始于12世纪的意大利。
利率。本书引用的不可流通债务的利率为贷款合约中确定的名义利率。对于可流通债务而言，只要有史料数据，我们都提供了名义利率（即按照贷款的名义或面值的一个百分比而体现的利息）和市场收益率（买方按照市场价格所获得的回报率）。如果这两个数据都存在，我们总是倾向于用市场收益率来表明所描述贷款类型的通行利率。在缺乏市场价格数据的情况下，只有在债务为新近成功地以基本上与面值相等的价格发售时，名义利率才被认为足以体现通行利率。对于并不反映自愿性合约的名义利率，比如强制性贷款或强制性兑换利率，本书都做了标注，并且没有进入通行利率的汇总之中。
本书并没有试图在资料数据来源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到利率和收益率的许多数学计算概念中。单纯的年利率数是本书一贯致力于呈现的形式，但是这一点并非总是得到了精确的实现。比如，贴现率时常作为利率来引用，而提供的单纯利率数常常高于贴现率。资料来源并非总是加以区别。在我们了解贴现率属于这种情形时，本书都进行了标注。与现代小额贷款利率一样，大部分古代利率都表现为月息，而这些月息数只是简单地通过乘以12来表现年利率，没有经过复利计算，也不考虑公历日期的差异。
在史料数据存在的情况下，本书也描述了其他特性，比如贷款规模、赎回条件、合法性和税收条件，尽量表现出这些特性可能对趋势记录和利率水平所产生的影响。
连续性和准确性
经济学家如果期望发现或者支持某种有关利率成因或影响的理论，就可能会反对将不可能的利率——比如巴比伦王朝和古罗马的法定利率上限——与纽约和伦敦的现代国库券利率同时纳入同一部著述中。出于利率理论研究的目的，经济学家会不无道理地寻求同类对比，并且可能会要求将现代和古代数据同时呈现出来，从而罗列的各个时期所收取的利率数据仅限于统一质量、类型和期限的贷款。史料中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这种各个时期具有可比性的数据。这一点也许解释了为什么经济学家们一直没有鼓足勇气编撰全球范围的利率史。
在存在合理的（但永远不是完美的）可比性时，有时可以推演出长达数个世纪的有效利率趋势。我们将会发现，具有可比性的利率在许多地区在某些具体的历史时期呈现下跌趋势，而在某些其他历史时期呈现上升趋势。经济历史学家们曾经呼吁人们关注这些利率的长期趋势，而他们的发现都在本书中进行了汇总。
但是，在用本书中引用的现代利率来比较（也在本书中引用的）历史利率数据时，必须倍加小心。社会和经济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关税、赋税、货币和法规都迥然不同。这些变化似乎可以排除对数个世纪进行任何对比的可能性。然而，我们目前的货币市场并不是从美联储系统的立法鼻祖卡特·格拉斯（Carter Glass）脑子里跳出来的全面成熟市场。它是经过了数个世纪的成长才形成现代模式的。它的出身和身世消失在了漫漫的历史长河之中。
那些丝毫不愿意用今天的利率来比较数个世纪以前的利率的人们，理应始终如一地拒绝用2005年的利率来比较20年前、40年前的利率。2005年美国国库券利率所面临的经济环境与1945年美国国库券利率所面临的环境完全不同，而且与20世纪60年代的环境同样完全不同。决定利率水平的货币市场结构在数年之内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1945年影响纽约利率的环境与2005年的环境差别，超过了1755年的伦敦与1945年的纽约的差别。我们不应该因为成因发生了变化就拒绝比较其影响。
数个世纪以来的利率的连续性超过了大部分物价的连续性。这是因为利率是类比物之间的一个比例。同类利率在任何时代、用任何货币、在任何一个给定的物价结构中，所产生的数学结果都是一样的。净x%的复利在今天和在苏格拉底时代都会在完全相同的年数之后令本金翻一番，而x%的净购买力会以同样的比例导致货币价值或税收负担方面的增减变化。由于利率是这样一种数学比例，它就构成了我们与过去经济形势的最密切的数据联系。因此，尽管信贷形式和经济环境迥然不同，本书还是提供了不同时代的利率比较。然而，本书将总结信贷形式和经济环境方面的变化。
本书的目的并不是要分析利率水平和趋势的成因。有关这个主题的著述非常多，但是几乎没有任何共识。本书将会提及一些利率理论，但不会推介任何一个理论。本书将标注那些与外部政治或经济事件——比如战争和通货膨胀——同时发生的变化模式，读者可以由此任意推演出其中的因果。然而，本书的目的并不是要支持或者促成这种推断。
对于古代和中世纪而言，本书按照零星史料数据尽可能全面涵盖。没有奋力挖掘古代和中世纪利率数据的人，是不可能理解这种数据有多么匮乏的。当代人并不公布、而且很少记录他们所收取的利率。利息常常属于非法，或者被认为是一种罪孽，而在其他时候，法定上限鼓励的是隐蔽保密。在有关古代和中世纪经济史的著述当中，提及的实际利率数据寥寥无几。大部分历史学家都忽略这个问题，或者以非常笼统的方式进行处理。
此外，经济历史学家不可避免地对资料来源的可靠性意见相左。原来的数据常常被新数据修订或者否定。有关古代、中世纪，甚至现代利率方面的进一步创新研究，还有非常可观的机会。本书的作者们希望本书能够鼓励人们进行这种研究。毫无疑问，可靠数据的匮乏正是历史学家没有编撰全球利率史的原因。尽管如此，现在完全可以从校验、研究我们手中掌握的资料着手，虽然其中有些资料将会修订。毫无疑问，本书提供的史料记载是可以，也一定会通过进一步研究来完善的。
本书引用的早期利率数据几乎都是摘自历史或经济著述，而现代利率数据大部分来自官方渠道。原始渠道——贷款合约、流传下来的债务品种等——通常都没有再次校验。因此，经济历史学家们不会从本书中找到新的资料。他们会看到他们熟悉的资料经过了汇总和重组，以便独立显示仅仅一种变量资料类型的历史，也就是贷款利率史。
政治和经济背景
本书的各章大部分都在开始的几节中介绍了所引用利率数据的时代和地点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经济事件和金融习惯。此举是希望将利率和信贷形式置于所在的环境之中，使之便于读者理解。
古代和中世纪时期的大部分背景资料都具有争议性。虽然金融和经济史常常为现代历史学家所争论、修订和完善，本书的作者们绝对无意给读者增添这些争议，也无意完善这些背景内容。然而，读者应该注意，早期的利率或早期的金融手法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与利率史本身一样，背景历史中显然也有大量空白。为什么古希腊数个世纪的历史用一个段落来叙述，而之前一个世纪的雅典鼎盛时期却占用了几页的篇幅？理由有二：第一，发展阶段需要而且值得进行详尽描述，而之后的阶段很可能是重复性质。第二，资料来源本身记载的金融发展阶段所占用的篇幅远远超过之后更长的重复型阶段。尽管如此，有许多历史阶段的描述似乎值得比本书力所能及的程度更加详尽。那些空白，比如后期的希腊、后期的罗马、拜占庭和早期的荷兰，将会在未来某一天填补。
作者们所选择的背景资料并非旨在支持诸多试图解释利率趋势的理论中的任何一个理论。然而，他们没有避免选择那些有可能支持某一种理论的背景事实。比如，本书提及了重大战争、物价水平趋势和货币形势，因为这些常常被认为是相关因素。诸多事件的巧合性有时在本书中做了标注。
本书的编撰
“在后来的这些日子里我们的地球在堕落，贿赂和腐败屡见不鲜，孩子们不再听父母的话，每个人都想著书立传，世界末日显然正在逼近。”
——摘自一块古亚述的匾牌
本书最初撰写的原因是已故的悉尼·霍默对利率史的长期研究没有取得成功。对于他来说似乎不可思议的是，这个世界竟然没有全球综合史和基本经济和商业价格史。
悉尼·霍默对现代利率史的探求始于华尔街业务的实际需求。这种探求过去是、如今仍然是与众多债务类型的每日通行利率及其波动情况息息相关的。目前的利率和趋势与过去相比已经变得更加全面。所有市场都具有值得研究的历史特征，尽管某个学者个人的发现有可能最终被修订。
在20世纪30年代，在霍默先生开始收集这种利率数据的时候，美国的短期市场利率数据记载得十分充分。但是，许多债券收益率平均数却有缺陷；这两组数据涵盖的质量和期限范围太大。因此，他开始了对美国债券收益率历史的最初研究。后来，计算平均数的科学方法有了改善，可以获得数个非常优秀的新收益率平均数。然而，原来的平均数计算方法还在普遍应用，造成了市场历史的扭曲。即便到了今天，准确描绘过去和当前美国债券收益率水平和趋势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
同样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尽管国际金本位制已经崩溃，美国的利率并没有独立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利率。在20世纪30年代，当黄金大量涌入美国，显然将我们的利率压制到非常低的水平的时候，在黄金储备正在外流的大部分国家，利率也在下跌。伦敦的大型货币市场很值得关注。稍加研究，我们就会发现这个至少比我们早出现100年的市场的丰富历史，其结构与我们的市场并没有多大区别。因此，一贯向前研究的霍默先生将他收集的利率数据带过大西洋，并将其追溯到1752年，也就是英国国债发行的时候。
所有这些工作都是在霍默先生徒劳无功地搜寻所有类型的利率和债券收益率历史的全面记录时进行的。在没有这样一种历史记录的情况下，他不得不从大量不同的渠道不辞辛劳地收集材料。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以及其他人和组织发表的优秀的研究报告时不时地填补了一些重大空白，但是范围都十分有限。在经过了20年的收集和研究数据，以及徒劳无功地寻找组织有序的利率研究之后，霍默先生产生了一个想法，即将为了商业目的而收集的所有利率数据归纳入有可能对他人有用的某种出版物。
那么我们的研究应该追溯到多么久远的过去呢？1752年的伦敦市场之前是什么样的？著名的法国岁金历史是什么样的？英国货币市场本身有多大可能是早期欧洲大陆市场的翻版？什么是“荷兰金融”？通过追溯到遥远的古代时期，是否会发现有用的先例？
商务方面的考虑在继续推动霍默先生的探索。然而，他曾一度承认这期间增添了单纯的历史好奇心。几乎没有商务或者专业人士对历史的召唤不抱有好奇心。医生们喜欢听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的话，律师们热衷于引用狄摩西尼的话。为自己的社区经济生活提供融资的人们为什么不在历史允许的前提下充分意识到他们的经济功能的古远因缘呢？
鉴于这些原因，本书多年来已经从非常实用的初衷演化到了今天。本书的第一版追溯了从1960年往前到远古时期的利率史。第二版将故事说到了1975年，那个时候领先金融中心的利率上升到了当时的历史高点。在那一版面世以后，利率和市场收益率继续攀升，达到1981年、1982年的戏剧性新高点。在这些新的历史记录高点面前，ⅩⅩⅢ20世纪70年代的先前高点显得相形见绌，只能是中等水平。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时候，利率和收益率远远低于10年前的水平。在那种形势下，它们显得平淡无奇。然而，研究利率史的人们可能会注意到，1990年的“中等”利率与1974年——也就是本书第二版付印之后不久——创纪录的利率水平大致相同。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10年代初期，利率进一步下降，达到了20世纪40年代期间最后出现过的水平，也就是本书第一版问世之前的水平。也许未来的某一个版本会记录到利率达到本书“有生之年”任何时候的最低水平，或者甚至达到有史以来的最低点。也许不会这样。无论未来会给我们带来什么，读者都会发现，正如本书的作者们所发现的那样，利率将会在整个有史时期的跌宕起伏中展现出一幅令人叹为观止的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