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版 序言

米塞斯的贡献非常简单，同时又绝对丰富。他指出，整体经济乃个人所为的产物。是个人在行动、选择、合作、竞争和彼此交换。用这种方法，米塞斯解释了复杂的经济现象——价格、工资、利率、货币、垄断甚至商业周期是如何发展的，他把它们解释为无数个人之有意识有目的的行动、选择和偏好的结果，每一个人在相应环境下，都极尽其所能地获得各种需要和目的，并避免不欲的结果。因此，米塞斯选择“人的行动”作为其经济学论文的题目。也正因为如此，在米塞斯看来，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在逻辑和功利原则的基础上，可以解释为无数个人的行动的结果。

贯穿全书，米塞斯关于市场运作的不仅专业而且博学的解释随处可见，其中不乏对经济现象的生动描述。例如，在论及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之间的差异时，他这样写道：“某‘巧克力国王’没有任何可凌驾于其消费者即顾客的权力。他只能提供给他们质量最好价格最低的巧克力。他不能统治只能服务消费者。而消费者——则可任意停止光顾他的店面。如果消费者情愿花钱在别处，那么他的‘王国’就将失去。”（原著第272页）关于人们为何互相交换，他说：“瑞士山民情愿制造手表而不生产玉米，是因为制造手表对他们来说是获得小麦的最便宜的方法；相反，对加拿大农民而言，种植玉米是他们获得手表的最便宜方法。”（原著第395页）对米塞斯来说，价格是市场决定的一个比率，一方面是消费者竞争性的货币叫价，另一方面则是某些特殊商品和服务的货币出价。政府虽然可以发布价格令，但“政府无法决定价格，正如鹅无法产下鸭蛋”。（原著第397页）

在米塞斯看来，个人之间的不平等是个人间和平的社会合作的起点，以及合作产生的全部好处的源泉：“自由主义之所以拥护法律下的平等，是因为他们充分认识到人生而不平等，以及正是这种不平等才导致了社会合作和文明的进步。在他们看来，法律下的平等，并非设计出来以矫正普遍存在的残酷事实，也无法消灭自然的不平等。vi相反，它是为了保证全人类的最大化利益能够由此产生的一种制度。在他们看来，法律下的平等之所以好，是因为能够最好地满足所有人的利益。它将平等的实现交由选民去决定谁能够执掌公共机构，同时让消费者去决定谁最适合指挥生产活动。”（原著第841－842页）

米塞斯1949年关于社会安全体系和政府公债的评论，读起来仿佛是昨天的文字一般熟悉：“某乙于1940年支付100元给国家社会安全机构作为储蓄。他换得一个要求权，也即一张无条件的政府借据。如果政府把这100元用之于当前的消费，就不会有新增加的资本，劳动生产力也不会提升。这张政府的借据等于一张要向将来的纳税人索取现金的支票。到1970年，其实是纳税人某丙为政府偿还了这笔债，尽管他自己并没有因为1940年某乙储蓄100元而得到任何利益——‘公债没有负担，因为那是我们对自己负债’，此乃胡说八道。1940年的某乙并不欠他们自己这笔款。欠他们的债的，乃1970年的某丙。1940年的政治家，解决其当时问题的手法，就是把那些问题推给1970年的政治家。届时，他们或者已作古，或者已老朽，甚至还可能以他们的辉煌的成就——社会安全体系而自夸。”（原著847－848页）

在《人的行动》“第三版序言”中，米塞斯曾经提起过该书已经有了意大利和西班牙文的译本。从那时起，又陆续出版了夏道平的繁体中文版（1976）、Raoul Audouin的法文版、Donald Stewart，Jr.的葡萄牙文版，以及Toshio Murata的日文版。该书的德文雏形《国民经济》（1940）也已经于1980年再版。

新版《人的行动》的出版者尽量校正了其第三版中的极少数版式错误，这是任何书籍都在所难免的，何况眼前这么一本大部头著作。他们同时还重新编写了全新的索引，目的是为了使本书的思想能够更加方便地被读者理解。

贝廷·比恩·格里夫斯

1996年2月

于纽约哈得孙河畔的欧文顿